在中共内部，是否还有朱毛之上的人？他被多名领袖所推崇

1921年夏天，上海法租界的一间屋子里，坐着13个人。其中一个35岁的湖北汉子，戴着眼镜，穿长衫，看起来像个教书的。

没人想到，这个年龄最大的"老大哥"，会成为唯一跟毛泽东一起走到1949年之后，还坐在中央高层的中共创始人。

一脚踹开旧世界

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本该是光宗耀祖的喜事，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那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路过衙门时好奇往里瞅了一眼。衙役冲出来就是一顿打。董必武后来说："从此恨死当官人。"这一脚踹醒了他。读圣贤书有什么用？这个朝廷已经烂透了。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武昌城里枪声大作。正在黄州教书的董必武听到消息，连夜赶到武昌，扎进革命队伍。他负责兵站工作，组织后勤供应，一干就是好几个月。那年他25岁，正式加入同盟会。两次入狱，信念不改

辛亥革命胜利了，董必武却高兴不起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革命成果被窃取。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失败了。湖北的革命党人遭到大屠杀，董必武逃到上海。

1914年1月，他东渡日本，考进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还见到了孙中山本人。1915年6月，董必武回国策动反袁起义。结果两次被捕，两次入狱。狱中的日子难熬，但他咬牙挺过来了。

1916年袁世凯死了，董必武出狱。他再次赴日，1917年毕业回国，在武昌开了律师事务所。表面上是律师，暗地里搞革命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上海参加游行。那些学生、工人喊出的口号，让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遇见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董必武回到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

他通过恽代英办的利群书社，给学生买《新青年》《湘江评论》。请李汉俊、恽代英来讲课，讲马克思主义，讲俄国十月革命。

1920年夏天，李汉俊从上海写信来，希望董必武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立刻行动。当年秋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他和陈潭秋等七人成为成员。这一年，董必武34岁，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1921年7月，他和陈潭秋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13个代表里，董必武年龄最大。会议开了几天，他跟毛泽东住一个房间，两个人都是南方口音，经常聊到深夜。

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人会成为唯一走到最后的中共创始人。

地下工作与苏联学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到处抓人杀人，悬赏通缉董必武。他转入地下，在汉口搞秘密工作。那时候环境凶险，他发明了"油条传信"的办法——接头暗号藏在油条里。

1928年，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待了三年多，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像有些人只是混日子，而是抓紧每一天读书。这为他后来的法制思想打下了基础。

1932年秋天，董必武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46岁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一起工作，从不喊累。

年近半百走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必武已经快50岁了，却坚持跟着队伍走。 中央纵队里有四位老同志，被称为"长征四老"，他就是其中之一。

过草地时，他把战马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棍子走。晚上宿营，别人都累得倒头就睡，他还在松枝火光下看《资本论》。有人劝他休息，他说："不学习，脑子会生锈。"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董必武坚决拥护。后来张国焘搞分裂，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为迎接抗战培养干部。在延安，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重庆谈判的智慧。抗战时期，董必武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是中共代表团成员，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 1938年，蒋介石在重庆摆鸿门宴，想拉拢他。

席间，蒋介石问他对时局的看法。董必武只淡淡说了五个字："听人民的。"就这五个字，把蒋介石顶了回去。黄炎培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脸色都变了。

董必武在重庆领导创办《新华日报》，宣传抗战主张。

他结交于右任等国民党上层人士，争取他们团结抗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平台，千方百计争取人民民主权利。

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封锁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决定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蒋介石想独占中国代表团的全部名额，坚决排斥中共。 经过激烈斗争，他才勉强同意中共派一个代表。

中央选定董必武。他在国共两党都有威望，懂法律，懂外交，最合适。

4月6日，董必武从延安飞抵重庆。民主同盟举行茶会欢送他，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等四十多位名士到场。董必武说："我们出席，全凭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屈求全精神。"

从重庆到旧金山，董必武一行花了近20天。先飞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再转中东，横跨非洲，飞越大西洋，到巴西，最后抵达纽约，4月24日才到旧金山。年逾花甲的董必武一路颠簸，却始终精神抖擞。

记者会上破谣言。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开幕。董必武参加第三委员会，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权限和否决权。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600多名记者参加。国民党散布谣言，说中共代表是"危险分子"。一个美国记者提出请董必武站起来，"看看他究竟是否危险"。

全场笑了。谣言不攻自破。顾维钧后来写道："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这使我颇感惊奇。"

用毛笔签下名字。会议期间，董必武严格按照国家利益行事。据顾维钧回忆，董必武"凡有建议或提出问题，无不就商于我"，从不主动提国共分歧。每当提到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董总是缄默不语"，力图避免给人造成他是为共产党利益而来的印象。

中国代表团提出三项修正案，董必武积极参与讨论。第一、三项都被采纳，写入《联合国宪章》。

6月26日，签字仪式举行。中国代表团第一个签字。在肃穆的气氛中，董必武用毛笔在宪章上写下"董必武"三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这是中共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首次正式亮相。

"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主管全国政法工作。

早在1948年10月，董必武就明确指出："建立新政权，必须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

他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讨论国号时，有人建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董必武坚持说"人民"两个字就够了。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董老说得对，人民就是最大的民主。"

董必武签署命令，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同时，他主持制定《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重要法律。依法办事是中心环节。

1954年9月，董必武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他领导最高法院草拟《刑事诉讼法(草案)》，1957年7月报送中央。他想以此为借鉴，制定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各个基本法典。

董必武反复强调："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说政治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他还说："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1956年9月19日，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作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这是他法制思想的集中体现。

他指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必须有法可依;第二，有法必依。"理想在风浪中搁浅。

但是，董必武的法制理想遇到了阻力。

1957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8年，各地法院开始"大跃进"。有的提出"苦干一至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

董必武在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上说："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不能走在公安前面。"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董必武表态："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1959年3月，他致信毛泽东，请求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毛泽东批示同意，建议他当副主席。

从此，董必武不再谈论政法事宜。

在公开发表的诗作中，他勉励妻子学习毛选"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儿子"毛选诸篇读尚勤"。

虽然年届九十、身患重病，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四届人大。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国事活动。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叶剑英在追悼会上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专门发电悼念，称他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

董必武用一生证明：真正的领导力，不在于站在最前面，而在于关键时刻托住整个队伍。他从晚清秀才到中共创始人，从长征"四老"到法制奠基者，从联合国签字代表到国家副主席，每一步都走得踏实、稳健。

在中共一大的13个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走到了1949年之后，还坐在中央高层。这不是运气，是信念、智慧和坚守。

所谓"朱毛之上"，不是权力大小的比较，而是精神境界的高度。董必武留下的法制思想，成为今天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源泉之一。这种"隐性领导力"，比那些耀眼的将星，更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