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明总结出理发的“三个重点”，毛主席对此夸赞：果然是理发出身

01

“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给他修一修？就一次，求你们了。”

1976年9月9日那个凌晨，北京的天像是被人捅了个窟窿，沉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中南海的一间屋子里，周福明手里死死攥着那套跟了他十几年的家伙事儿，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

屋里头全是人，可没人敢大声喘气。

这要是搁在平常，谁要是敢在这地界儿大声喧哗，那警卫员早就上来请人了。可这会儿，大家伙儿看着这个哭得快要站不住的汉子，心里头都像是堵了一团湿棉花，酸涩得厉害。

躺在床上的那位老人，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周福明想干啥？他想给老人理最后一次发。可这事儿，当时还真就没人敢立马拍板答应。

为啥？因为这不是普通人，这是毛主席。

按照规矩，主席走了之后，遗体的处理那是有严格流程的，谁敢随便动？万一动坏了，这责任谁担得起？

可周福明不管那些，他就觉得，主席爱干净了一辈子，最讲究的就是个精气神，现在要走了，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能乱糟糟地走？

他那一嗓子，喊得是在场的人心里直哆嗦。

这事儿要是往回倒腾个十几年，周福明自己估计都不敢信，他这辈子能跟这样一位大人物扯上这么深的关系。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59年。

那是个啥年份？那年头，杭州可是个好地方。冬天虽然冷，但那股子烟雨江南的味儿还在。

那时候的周福明，才二十出头，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是江苏扬州人，这扬州大家伙儿都知道，出了名的“三把刀”——厨刀、修脚刀、理发刀。

周福明手里握着的，就是这第三把刀。

他在杭州的一家理发店里干活，手艺那是没得说，在那一片儿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那时候快过年了，理发店里那是人挤人，大家都想剃个头，清清爽爽地过个年。

周福明忙得那是脚后跟打后脑勺，一口水都顾不上喝。

就在这节骨眼上，店里突然来了几个不一样的人。

这几个人穿着中山装，一脸的严肃，进门也不排队，直接就找领导。那眼神，跟雷达似的，在店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周福明身上。

领导赶紧跑过来，把周福明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这是上面来的，要带他去出个外勤。

周福明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

出外勤？给谁理发还得这么大阵仗？还要公安厅的人亲自来接？

他心里犯嘀咕，该不会是自己犯了啥事儿了吧？可仔细想想，自己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回家，也没干啥出格的事儿啊。

还没等他琢磨明白，人已经被塞进了小汽车。

那时候的小汽车可不常见，坐进去那是软乎乎的，可周福明坐在上面，那是如坐针毡。车窗帘子拉得严严实实，外头啥也看不见，就感觉车子一直在开，越开越安静。

最后，车停在了一个叫汪庄的地方。

这地方，那可是杭州的禁地，平时老百姓别说进了，就是在门口多看两眼都有人管。

下了车，周福明就被带进了一个房间。屋里坐着几个人，看那架势，都是大领导。

其中一个领导指了指椅子，让周福明给他理发。

这要是换了平时，理发这活儿对周福明来说，那就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今儿个这气氛不对啊。

那领导理发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就从镜子里死死盯着周福明的手。那种眼神，看得周福明后背直冒冷汗。

每剪一刀，那领导都要问一句：“手抖不抖？紧张不？多长时间能完活？”

周福明心里这个苦啊，心说您这哪是理发啊，这是在审犯人呢吧？但他嘴上不敢说，只能硬着头皮，拿出了看家本领，把那头发修得整整齐齐。

等到给这几个领导都理完了，周福明这后背都已经湿透了。

他以为这就完事了，能放他回家了。结果人家告诉他，这只是个“面试”，真正的任务还在后头呢。

这下周福明更懵了，给公安厅的领导理发都只是面试，那真正的正主儿，得是多大的官儿啊？

02

那天晚上十点多，外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周福明在房间里等着，心里七上八下的。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个大高个儿，穿着军装，走路带风。

这人自我介绍说叫李银桥，是卫士长。

李银桥看着周福明，也不绕弯子，直接丢下一颗重磅炸弹：这次的任务，是给毛主席理发。

听到“毛主席”这三个字，周福明觉得自己脑子里像是炸了个雷，“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可是毛主席啊！

那是只能在画报上、广播里见到的人，那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人，那是老百姓心里的红太阳。现在，居然要让自己拿着刀子，在他老人家的头上动土？

周福明这腿肚子当场就转筋了，差点没站稳。

李银桥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别紧张，还特意嘱咐了几句：主席工作忙，理发的时间要尽量短，动作要轻，千万别打扰主席思考问题。

周福明拼命点头，可那手还是忍不住有点哆嗦。他深吸了好几口气，告诉自己，周福明啊周福明，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光荣，你可千万不能掉链子，要是把主席的头给刮破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了。

跟着李银桥来到了游泳池旁边的休息室，周福明这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没过一会儿，门帘一掀，一个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主席穿着那件宽松的睡衣，手里还拿着本厚厚的线装书，一脸的安详。

一看到主席，周福明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本来还在打颤的腿突然就站直了。他赶紧迎上去，想要说话，可嗓子像是被堵住了，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

倒是主席先开口了。

主席笑着伸出手，握住了周福明那双还有点冰凉的手，打量了他一番，说这理发师看着挺年轻嘛。

那一瞬间，周福明觉得一股暖流从手心一直传到了心里。主席的手很大，很厚实，握着特别有安全感。

主席这一笑，屋里的空气好像都跟着流动起来了，没刚才那么压抑了。

周福明赶紧让主席坐下，围上围布。这时候他才发现，这活儿比他想象的还要难。

主席理发有个习惯，那就是书不离手。

哪怕是坐在理发椅上，主席的眼睛也一直盯着手里那本《二十四史》，看得那是津津有味。头也不抬，脖子也不转，完全沉浸在书里的世界了。

这可把周福明给难住了。

按照平时的理发规矩，那得是客人配合理发师，让你低头就低头，让你转头就转头。可现在坐着的是主席，而且主席正在看书办公，咱哪敢打扰啊？

没办法，客人不动，那就只能理发师动了。

周福明这时候就显出真本事来了。他把脚上的鞋脱了，换上了软底鞋，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围着主席转圈，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踮脚，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灯光，不能让自己的影子挡住了主席看书的光线。

这也就是大冬天的，虽然屋里有暖气，但也没热到那个份上。可周福明这一通忙活下来，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流。

他怕汗珠子滴到主席身上，干脆把棉袄一脱，就穿着件单薄的白衬衣接着干。

主席似乎也感觉到了身边这个年轻人的紧张和卖力。

在翻书的空档，主席突然抬起头，跟周福明聊起了家常。问他是哪里人，家里还有几口人，生活过得怎么样。

周福明赶紧回答说是扬州人。

主席一听是扬州，来了兴致，跟他说扬州是个好地方，还讲起了扬州的历史，讲起了唐诗宋词里的扬州。

主席那声音不大，带着浓浓的湖南口音，听着特别亲切。

周福明听着听着，这心里头的紧张劲儿也就慢慢散了。他发现，主席其实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邻居家的老爷爷一样和蔼可亲。

这一放松下来，周福明手底下的活儿就更顺溜了。

不到二十分钟，剪发、刮脸、修面，整套流程一气呵成。

最绝的是，周福明发现主席两鬓的头发比较稀疏，要是直接推上去，显得脸盘子太大，不够精神。

他灵机一动，没把两鬓的头发剃光，而是稍微留长了一点，然后往后一梳，正好盖住了鬓角。

这一改，主席再照镜子的时候，那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脸型显得更加饱满，整个人看着也更加威严大气，那种领袖的风范一下子就出来了。

主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是眼前一亮。

他放下书，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着夸了一句：到底是扬州师傅，这手艺确实到家了。

听到主席的夸奖，周福明这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这一关，算是过了。

03

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因为这一次理发，主席算是记住了这个手艺好、人又老实的扬州小伙子。

过了几个月，主席要去北京了。临行前，主席突然问周福明，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北京。

这还用问吗？

能去北京，能天天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福分啊！周福明当场就点头答应了。

1960年的春天，周福明带着简单的行李，跟着主席走进了那座红墙黄瓦的中南海。

这一进，就是整整十七年。

进了中南海，周福明才发现，给主席理发这事儿，还真不是光有手艺就行的，还得动脑子。

那个年代，虽然物资还比较紧缺，但中南海里条件还是不错的，理发用的吹风机早就有了。

可主席有个怪癖，他死活不愿意用吹风机。

主席嫌那玩意儿噪音太大，嗡嗡嗡的吵得脑仁疼，而且吹出来的风热烘烘的，吹在头皮上不舒服。

但这可给周福明出了个难题。

大家都知道，主席的发型是大背头。这种发型，要是不用吹风机吹定型，洗完头之后那就是软趴趴地塌在头皮上，一点型都没有，难看得要命。

不用吹风机，怎么能让头发立起来，还能保持那种饱满的形状呢？

周福明为了这事儿，那是愁得好几宿没睡着觉。他天天琢磨，在自己头上做实验，甚至还在脸盆上比划。

最后，还真让他想出了个“土法子”。

每次给主席理完发、洗完头之后，周福明就拿一块滚烫的热毛巾，趁着热乎劲儿，直接敷在主席的头上。

然后，他拿着篦子，隔着热毛巾，使劲地压，使劲地梳。

这就好比是烫衣服一样，利用热毛巾的温度和湿度，再加上物理的压力，强行给头发定型。

这法子听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可不容易。毛巾的温度得控制好，太烫了会烫伤主席的头皮，太凉了又起不到定型的作用。手上的劲道也得拿捏准，轻了没效果，重了主席会疼。

周福明练了不知道多少次，终于练成了一手绝活。

每次这么一弄，主席的头发不仅定型效果好，看起来特别自然服帖，而且风吹都不容易乱。更重要的是，这热毛巾敷在头上，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主席觉得特别舒服，就像是做了个头部按摩一样。

从那以后，这“热毛巾定型法”就成了主席的专属待遇。咱们后来在电视上、照片上看到的主席那经典的大背头形象，还真就是周福明用这土办法给烫出来的。

除了理发，周福明在主席身边，慢慢地也不仅仅是个理发师了。

主席让他去北京饭店拜师学艺，学按摩推拿。主席工作累了，他就上去给捏两把，缓解一下疲劳。

主席喜欢游泳，周福明水性好，就成了陪泳。

在这个大院里，周福明就像个透明人一样，他不争不抢，不多嘴多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也知道主席的脾气。

主席常跟他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咱们互不干扰。

这话听着简单，其实这里头全是信任。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风起云涌，各种政治斗争搞得人心惶惶。中南海里也是暗流涌动，多少人想往上爬，多少人盯着主席身边这个位置。

可周福明就守着他那把剪刀和梳子，老老实实干活，本本分分做人。

他不搞特权，也不仗着主席的势去欺负人。因为他知道，主席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狐假虎威的人。

有时候主席看着窗外发呆，神情凝重，周福明就在旁边静静地站着，一句话不说。他知道，这时候主席不需要安慰，只需要陪伴。

这种无声的默契，比什么豪言壮语都来得实在。

04

时间这东西，最是无情，它不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伟人领袖，该带走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

1976年，那是个让人想起来就心口疼的年份。

先是总理走了，接着是朱老总走了。唐山大地震又把大家伙儿的心震碎了一地。

到了9月份，中南海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主席病重，已经卧床不起了。

9月8号那天，主席像往常一样，吃完安眠药睡下了。大家伙儿都以为，主席只是累了，睡一觉就会好。

可这一睡，主席就再也没能醒过来。

9月9日凌晨，心电图上那条波浪线变成了一条直线。那个震撼世界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球。

周福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

他站在主席的床前，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孔，看着那个曾经跟他谈笑风生、曾经夸他是好师傅的老人，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觉得天塌了。

他想哭，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哭不出来。他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硬生生挖走了一块肉。

那是跟了他十七年的老人啊，那是比亲人还亲的人啊。

悲痛过后，周福明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主席这阵子病重，一直卧床，头发长长了不少，胡子也乱了。主席这辈子最爱整洁，最讲究仪表，他不能就这么乱糟糟地去见马克思，去见老战友。

他找到了当时的负责人，红着眼睛提出了那个请求：让我最后给主席理一次发吧。

一开始，上面是不同意的。

理由很充分，主席的遗体现在是最高机密，也是重点保护对象，要进行防腐处理，还要准备瞻仰，万一理发的时候弄坏了遗容，那可是政治事故。

周福明急了，他顾不上什么规矩不规矩了，他带着哭腔喊道：主席生前最信任我的手艺，他肯定也希望干干净净地走！

或许是他的诚心打动了在场的人，或许是大家也觉得应该让主席走得体面些，最后，上面终于点头答应了。

但有个条件，必须小心再小心，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

周福明擦干了眼泪，拿出了那个跟了他十几年的理发箱。打开箱子，里面的剪刀、推子、梳子，每一件都被他擦得锃亮。

他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走到了主席的床边。

这时候，距离主席去世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遗体已经开始僵硬。

这意味着，主席不能像生前那样坐起来，甚至连头都不能转动一下。

这给理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平时理发，理发师是站着的，客人是坐着的。可现在，主席躺在床上，位置很低。

周福明试了好几个姿势，弯腰、半蹲，都使不上劲，也看不清后脑勺的头发。

最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泪目的动作。

“扑通”一声，周福明双膝跪在了冰冷的地板上。

他跪在床边，半个身子趴在床沿上，把脸凑近主席的头。

他手里拿着推子，动作轻得不能再轻，就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

因为不能转动主席的头，他只能一点一点地挪动自己的身体，调整角度。

这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

地板又硬又凉，跪久了膝盖钻心地疼，可周福明一点感觉都没有。他的眼里只有主席的头发，只有手里的剪刀。

周围静得可怕，只能听见剪刀“咔嚓咔嚓”的细微声响。

周福明的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流。但他不敢擦，怕耽误时间，也怕手上有细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白色的理发围布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每一剪刀下去，周福明的心都在颤抖。

往事一幕幕在他眼前浮现。

想起第一次见面时主席的微笑，想起主席跟他开玩笑叫他“周师傅”，想起主席夸他的手艺好……

剪完了头发，他又打来一盆热水。

像这十七年来的每一次一样，他把毛巾拧得半干，试了试温度，然后轻轻地敷在主席那已经不再温热的额头上。

他拿出那把用了十几年的篦子，一下又一下，细细地梳理着主席的头发。

动作还是那么熟练，还是那么温柔。

他仿佛觉得，下一秒，主席就会突然睁开眼睛，笑着对他说：“周师傅，舒服啊，你的手艺又精进了。”

可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回应他了。

只有冰冷的空气，和死一般的寂静。

做完这一切，周福明看着恢复了整洁容貌的主席，看着那熟悉的大背头，再也忍不住了。

他趴在床边，把头埋在臂弯里，嚎啕大哭。

那哭声，撕心裂肺，听得在场的警卫员、医护人员，一个个都背过身去，抹起了眼泪。

05

主席走了，那个时代也跟着画上了句号。

对于周福明来说，他的魂儿好像也跟着主席走了一半。

按照规定，主席去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分配到其他单位去。周福明也离开了中南海，去了别的岗位。

可是，他的心始终留在了那个院子里，留在了那几间屋子里。

后来，周福明到了退休的年纪。

按理说，忙活了一辈子，退休了就该回家抱抱孙子，养养花，享几天清福了。

可周福明这老头子，做了一个让谁都看不懂的决定。

他又打申请，要回中南海，回丰泽园。

这时候的丰泽园，已经是人去楼空。主席生前住过的菊香书屋，里面的陈设还保持着原样，但已经没有了主人的气息。

周福明说，他要回去当管理员。

上面跟他说，这岗位没有编制，也没有工资，就是个看门的活儿，还得负责打扫卫生，又苦又累，图啥呢？

周福明摇摇头，说他啥也不图。

他说：我不缺那口吃的，我有退休金。我就想在那儿待着，那是主席的家，我不看着点，我不放心。

就这样，这位曾经给毛主席理过发、当过卫士的老人，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了。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几间空屋子里转悠。

擦擦桌子，摆摆椅子，把主席生前用过的笔墨纸砚整理得井井有条。

哪怕是地上一粒灰尘，他都要蹲下来擦得干干净净。

有时候，会有经过批准的参观者来这里瞻仰。

每当这时候，周福明就成了义务讲解员。

他指着那张大床，告诉人们主席是怎么躺在上面看书的；他指着那个理发椅，告诉人们主席是怎么跟他开玩笑的。

讲着讲着，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笑容，眼神里闪烁着光芒，仿佛那个高大的身影还坐在那里。

可讲着讲着，他的眼圈又会红了，声音也会哽咽起来。

有人问他：老爷子，您都在这守了一辈子了，不腻吗？

周福明总是摆摆手，也不说话，只是看着墙上主席的照片，眼神深邃得像一口井。

腻？怎么会腻呢。

对于周福明来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那个人的影子。

只要他守在这里，闻着这里的气息，他就觉得那段日子还没有结束，他就觉得主席还没走远。

这种感情，没法用钱来衡量，也没法用语言来解释。

这世上最深情的告别，不是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转头就忘。

而是我就坐在你坐过的地方，守着你留下的气息，按照你的习惯生活，一直到我也老得走不动，一直到我也去见你的那一天。

1976年那个跪在地上痛哭的背影，和后来那个在空屋子里徘徊的孤独老人，在时光的隧道里重叠在了一起。

这哪是个理发师的故事啊，这分明是一个男人，把一辈子的忠诚和情义，都揉进了那两鬓的白发里，揉进了那漫长的守望中。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一个值得你跪着送别，又站着守护一生的人，这得是多大的缘分，又是多大的福分。

你说周福明傻吗？

在这个讲究利益、讲究回报的年代，他可能是个傻子。

但在那个讲究信仰、讲究情义的岁月里，他活得比谁都明白，比谁都像个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