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北京男子伪造周总理批示，诈骗20万巨款，因手写收据落网

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钟左右，一个身穿灰色呢子大衣、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快步走进了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人民银行总行办公楼。

西交民巷，老照片

中年男子好像对这里很熟悉，神态自若地径直走进了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正在忙碌的办事员见有人进来了，随即问道：“同志，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中年男子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个印有“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递到了办事员的面前。紧接着，中年男子又打开一个紫色封皮的发文登记本，对办事员说道：“我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来给你们行长送急件，请签收一下。”

办事员手上拿着那个大信封，又看了看发文登记本，很快在中年男子指定的位置签了字。这时候，中年男子收起了发文登记本，装进了公文包，然后从容地转身离开了。

此后，办事员见那个大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于是立即将“急件”送到了行长办公室。

当时，由于行长因公外出，所以行长的秘书签收了那封“急件”。秘书仔细查看了一下装着“急件”的大信封，上面还标有一行醒目的文字——“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

秘书当即拆开大信封，发现里面装着一封公函，上面还有周总理的批示。这封公函上的内容是：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款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八日

这封公函的左侧是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

另外，在周总理亲笔批示的下方还有一段旁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的旧票，二要拾元票，三要包装好看一点，于下午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伪造的总理批示

对于公函以及上面周总理批示的真实性，年轻的秘书一点也没怀疑，他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快六点钟了，离限定的交款时间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可是，行长和副行长都不在，怎么办？

秘书思考再三，决定去找银行计研局的领导汇报。见到计研局的王副局长之后，秘书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副局长看了看那封公函和周总理的批示，他隐隐感到事情有些蹊跷——2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来提款呢？

站在一旁的秘书提醒道：“上面要求于下午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王副局长还在犹豫，此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了。

王副局长立刻抓起电话：“喂，这里是总行计研局。”对方不知说了什么，王副局长连忙回答说：“您是总理办公室的，好，我知道了，我们一定在七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挂断电话之后，王副局长立即给发行局下命令，让他们立即办理此事。发行局当班的科长接到命令之后，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坐车直奔人民银行北京分行。

分行的同志在得知来意之后，自然不敢怠慢，他们立即按公函上面的要求，到库房取出了20万元旧票。紧接着，大家一起将这20万元旧票包装好，然后装进了两个麻袋里。

在准备好一切之后，发行局的同志们把装着20万元旧票的两个麻袋抬进车里，直奔民族饭店而去。来到民族饭店大厅，由于找不到公函上的交接人——“赵全一”，所以大家只好在大厅柜台旁边等候。

就在此时，一个身穿藏青色呢子中山装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并笑着说道：“你们是人民银行的同志吧？”

在看到大家点了点头之后，中年男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盖着公章介绍信。介绍信上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

对接清楚了，银行发行局的同志们按照规定，请“赵全一”为他们开一张收据。“赵全一”想了想，然后从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撕下一张印着蓝色横格的纸，并在上面手写了一张收据。

接过手写的收据，银行发行局的同志不放心，对“赵全一”说道：“赵同志，收据上面应该盖公章啊！”

“赵全一”笑了笑，开口道：“介绍信上不是有公章嘛！要不，你们把介绍信一起带回去？”

银行发行局的同志觉得这样也好，于是就将“赵全一”的那张介绍信和手写的收据，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

当时，银行发行局的同志们本想帮着“赵全一”搬运那两个装着20万元巨款的麻袋。不过，“赵全一”却婉言谢绝了，并且他还热心地提醒道：“你们快回银行向上级领导汇报，免得上级领导担心。”

就这样，银行发行局的同志们和“赵全一”告别了，20万元巨款的移交工作，至此就算全部完成了。

人民公安，老照片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六天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3月23日，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询问那20万元巨款如何入账。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就在电话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并着重强调了“总理批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顿觉有问题，他在电话里回答道：“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这类批件……”

银行的有关负责人着急了，他急忙在电话里说道：“确实有周总理的亲笔批示，用的也是周总理办公室的信笺呀！”

工作人员一听，觉得这件事更离谱了，因为按照工作程序，周总理从不给某人直接批条到银行取款，他一般都是批给财政部。

工作人员也着急了，他问道：“钱拿走了吗？”

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回答道：“钱已出库。”

工作人员连忙说：“坏了！等我汇报之后再给你们回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银行的有关负责人愣在了原地，他知道出大事了！

工作人员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非常诧异，他根本没写过什么批条，也根本不知道拨款20万元的事情。

周总理当即说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你们赶快查一查，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向我汇报！”

工作人员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回电话给银行：“总理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请你们把那份‘总理批示’，尽快送过来检验查对。”

听到这样的答复，银行方面的人呆若木鸡，良久才回过神来。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很明显，有人伪造总理批示，到银行诈骗了20万元巨款。

1960年3月24日，中南海西花厅传出一个愤怒的声音：“事情你们都了解了，那就赶快行动起来，绝不能让人民的血汗钱受一点损失！”正在发火的人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那张伪造的“总理批示”。

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奇清表态道：“请总理放心，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一定尽快侦破此案，挽救人民财产损失，将罪犯绳之以法……”

从3月24日晚上一直到25日凌晨，杨奇清带领专案组的同志们一直在民族饭店进行现场勘查，又请有关人员回忆案发情况，并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案发时的模拟表演。

根据民族饭店一位服务员回忆：案发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赵全一”拖着两个麻袋停留在电梯口等电梯，他见“赵全一”搬运两个麻袋非常吃力，还帮助“赵全一”将两个麻袋搬了出去。此后，“赵全一”从宾馆的拐角处推出来一辆自行车，然后将两个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消失在了夜色中……

经过核实调查住客信息，专案组的同志们发现，“赵全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假的。同志们猜测，或许就连“赵全一”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赵全一”呢？杨奇清在掌握案情之后，一方面让同志们继续寻找案件线索，另一方面立即让同志们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绘制出了“赵全一”的画像，并在各个公共场所张贴了通缉令。

要想侦破此案，线索是关键。当时，技术部门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的介绍信，以及手写的收据，仔细地进行了鉴定。

专案组的同志们注意到，在“赵全一”手写的收据上，有一个符号——“￥”。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人民币的符号，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个符号并没有多少人使用。因为，这个符号是1955年3月1日开始在金融系统使用的，后来才慢慢广泛使用起来。

根据这条线索，专案组的同志们判断，“赵全一”肯定熟悉金融系统工作，或许他本身就是金融系统或与金融系统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

除了这个线索之外，专案组的同志们还敏锐地发现，“赵全一”手写的那张收据，纸张是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的，上面画着15行蓝色横格。经过调查走访，同志们逐渐掌握了恒昌文具厂的产品供给单位名单。

不过，恒昌文具厂的产品供给单位有点多，专案组的同志们只能继续调查走访。就在侦破工作紧张进行之时，一位电车女售票员反映：“前几天，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和通缉令上的犯罪分子特征十分相似，这人下车之后，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与金融行业息息有关，而且恒昌文具厂的产品供给单位名单中就有外贸部，再加上女售票员的反映，看来好几条线索都指向了外贸部。

很快，专案组的同志们就在外贸部的秘书科，查到了大量样式为15行蓝色横格的记录本，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与此同时，同志们还发现，“赵全一”用的大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这样一来，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专案组也随即进驻外贸部开展调查。在外贸部调查期间，专案组的同志们通过走访又陆续掌握了很多线索，将这些线索汇集到一起之后，案情逐渐明朗了起来。

外贸部一位工作人员向专案组反映：“案发那天下午，出口局的王倬请假没有来上班，说是要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对此，专案组的同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积水潭医院并没有王倬母亲的就诊记录。

另一位工作人员反映：“张贴的通缉令上，提到犯罪分子的眼睛小，有一次我随口和王倬开玩笑，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谁知道王倬竟然急了，还冲我发脾气，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还有人反映，王倬曾经以帮街道食堂刻印饭票为由，借用过单位的钢板和蜡纸。这条线索很重要，因为“赵全一”伪造的那张介绍信上的印章，就是用蜡纸刻制，然后用红色印油印上去的。

就这样，外贸部出口局工作人员——王倬，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很快，技术部门经过字迹对比，发现王倬的字迹与“赵全一”所写收据的字迹完全一致。

根据调查得知：王倬，又名王连升，时年36岁，系辽宁辽阳人，曾参加南下工作团，1952年9月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家住北海后街。此时，专案组的同志们已经完全确定，王倬和“赵全一”是同一个人，是伪造总理批示，诈骗银行20万元巨款的罪犯。

不过，对于如何抓捕王倬，专案组内部出现了两种方案：一是立即抓捕，二是先监控后抓捕。后来，经过研究讨论，专案组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对王倬先监控后抓捕。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专案组当时还不清楚，王倬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如果是团伙作案的话，那么直接抓捕王倬，难免会打草惊蛇，使王倬的同伙有机会逃之夭夭。

就这样，专案组的同志们开始蹲点监视王倬。一天早上，专案组的同志们发现王倬在家里焚烧东西，后来又端着烧完的东西倒进了胡同口的垃圾站。专案组的同志们顿觉不妙，他们立即从垃圾站中收集王倬焚烧的灰烬和残渣，然后送去做技术鉴定。

经过技术鉴定确认，王倬焚烧倒掉的大量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在连续几天的蹲点监视过程中，专案组的同志们也确定王倬并无犯罪同伙，于是大家一致决定连夜对王倬实施抓捕。

抓捕王倬的过程十分顺利，他是从被窝里被拖出来的，当时他没有争辩一句，甚至连吭都没吭一声。接着，专案组的同志们在王倬家开始分头搜查，很快就搜出了一堆碎布、绳子和已经被拆散的自行车。

那些碎布拼接起来，正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灰色呢子大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工具。紧接着，王倬用来装20万元巨款的两个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可就是那20万元巨款没有下落。

这可急坏了专案组的同志们。怎么办？只能继续搜找。直到天亮之时，专案组的同志们才从一堆蜂窝煤里，找到了被摆得整整齐齐的一捆捆人民币。人赃俱获，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王倬很快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王倬平时特别贪财，总是梦想着不劳而获，他在外贸部见过周总理的批示，同时也知道大家对总理批示总是无条件地执行。于是，王倬就萌生了伪造总理批示进行诈骗的想法。

为了以假乱真，王倬用钢笔把周总理的题词临摹下来，天天晚上都用毛笔在废报纸上练习。王倬感觉到差不多了，就又开始伪造公章，没有工具他就借用单位的钢板和蜡纸。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王倬从报纸上看到了西藏活佛讲经活动的新闻报道。此时，王倬觉得时机成熟了，他先弄了一个假名字——“赵全一”，然后伪造了修缮寺庙的公函以及周总理的批示。

王倬的种种做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要求银行提供20万元旧票，是因为新票有号码，而且号码还可能都挨着排序，这样拿出去花肯定会被查出来；他要求银行交款时间为下午七点，是因为这时正好是下班时间，银行的工作人员急着下班，办事必然草率、疏忽。

至于“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这个单位名字，也是王倬看报纸得来的。王倬自认为万无一失，然而他却忽略了手写收据之时，随意从记录本上撕下的那张纸。可以说，王倬手写的收据，成了后来专案组侦破案件的关键。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王倬因那张手写的收据暴露伏法。1960年7月28日，经过法院审判，伪造总理批示，诈骗银行20万元巨款的罪犯——王倬被判处死刑。

也许现在的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如此轻信一个骗子呢？这其实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那时候的社会风气非常纯朴，诈骗一类的犯罪行为很少发生，这就给了王倬可乘之机。

另外，因领导人的威望很高，许多干部养成了见到领导人批示，立即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习惯，从不会怀疑领导批示的真假。当时，王倬伪造总理批示，诈骗银行20万元巨款，对人们心理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此案过去了很久，周总理还时刻不忘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我这里工作就是要警惕性高一点，否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