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清代“大一统”的新观念

在我国历代王朝中，清朝是最值得重视的少数几个王朝之一。她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余年，集历代之大成，取得了多方面远迈前人的成就。其中，最需要大书特书的业绩，就是提出“大一统”的新观念，破除千百年来“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成功地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一国多制的多民族国家。

“大一统”是孔子《春秋》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如《礼记》为“大一统”作了最通俗的解读：“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此即大一统之义也。”据此可知，“大一统”的含义，即天下统于一个政权，一个政权统于一“主”;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即曾高度评价“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大一统”是社会运行的一条法则，古今通用的准则，“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历代政治家皆以“大一统”为其政治理想，以统一国家为己任。因此，不论国家分裂多久，迟早会归于一统。很可惜，迄今有关孔子及儒家学说的成果，很少提及“大一统”,更谈不上研究。当然，清朝实践“大一统”也不被人们所认识，因此无法对清朝作出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儒家所主及历代皆实践的“大一统”存在严重缺欠，这就是把“四夷”的少数民族排除在外。春秋时期所倡“大一统”思想，可以概括为“尊(周)王攘夷”,正如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解释：“帅诸侯，朝天子，正天下文化，兴复中国，攘却夷狄。”这就把“夷狄”排斥在“大一统”之外，此即“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又有“内中国而外夷狄”之说，将华夏后来称汉族者视为“内”,周边少数民族则为“外”。将两者加以严格区分，故其“大一统”,重在“诸夏”的统一，而“夷狄”不过是“诸夏”的附庸。秦始皇筑长城，成为区分华夷的一道新的天然分界线。《汉书》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长城即“为中国之竟(境)界也”。自秦以后，直至清以前(元除外),历代固守长城，成为千百年来“华夷”的分界线，“大一统”则止于长城脚下。但是，历代并不放弃“夷狄”,恰恰相反，他们将“夷狄”收为附属，实行朝贡制，与中央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从广义上说，居住在边疆地区——长城以外的民族也涵盖在“大一统”之内，却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大一统”,仅属于形式上的“大一统”。因此，历代“边患”不绝、征伐不断、战事不息，就在于这种形式上的“大一统”,并没有真正将边疆与民族实行如内地郡县制的管辖制，每当中央衰落，或“夷狄”强盛之时，就会发生“内忧外患”。

可见，“大一统”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民族问题。直言之，唯有解决少数民族的真正统一，也就真正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在清以前，这个困扰历代王朝千百年的“老大”难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简要地概述“大一统”的起源、含义及历代实践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清朝实践“大一统”的划时代意义。

清朝“大一统”的思想，源起于清入关前的一个时期。起初，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占据辽东，掠汉人为奴，“诛戮汉人，抚养满洲”。努尔哈赤严格区分满汉，排斥汉族。他站在满族的立场上，视汉族“非吾族类，其心必异”,同样是“华夷之辨”的一种民族观念。皇太极即位后，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民族新观念，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无论是法律审判、承担差徭或公务，满汉人不得有所差异。十年后，他进一步重申：“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即予以平等对待。他把他的民族新观念，皆付诸实践，如改善汉人的生活状况，给汉人以新的社会地位，优礼汉官，将其吸收到国家各级政权，等等。后金转危为安。皇太极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反映了民族观念的重大变化，不仅壮大了后金的实力，而且也为未来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开其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很快证明：清入关后，皇太极的子孙们承袭他的民族新观念，不断突破“华夷之辨”的旧传统，把民族“大一统”的新观念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顺治帝不只是继承了皇太极的皇位，更重要的在于继承了其新的民族观，并把它发扬光大。他君临天下，面对远比东北地区更为广大的汉族人民，反复倡导“满汉一体”的新观念。他说：“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指出历代“专治汉人”,排斥“四夷”,实际就是对“华夷之辨”的批判，引导“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康熙帝又把前辈们的“大一统”事业推向前进，明确提出“天下一家”的思想。他所说的“天下”,包括满、汉、蒙及其他各民族；视为“一家”,体现出“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大民族观。这就与历代汉族王朝所主的“汉人天下”观划清了界线。他的一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就是于康熙三十年(1691)宣布废除长城：从此不再修筑长城，长城万里不再设防。废长城，也就撤除了分隔“华夷”两千年的一道藩篱，取消了分别“内外”的界线，也就使“华夷之辨”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实现了康熙帝的“中外一视”的政治理想!

从理论上批判“华夷之辨”,正确阐述“大一统”思想的，当推雍正帝。《清世宗实录》、《大义觉迷录》等典籍已记录了他的精彩论述。他讲，清朝“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追根溯源，“华夷”各族，自尧舜以来，皆属“一家之人”,如“满、汉各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国)外之分别也”。各民族之人，只有“籍贯”之不同，不能分为“中外”。他痛斥著名学者王夫之、吕留良等人鼓吹“华夷之辨”,说：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对于他们指“夷狄为异类”即“禽兽”,雍正帝斥为谬言，指出：人与禽兽之分，在于能否行“伦常之理”,岂能以华夷——不同民族“而区别人禽”呢?

雍正帝的理论批判和阐述，放在三百年前，实为前人所未发，为同时代人所未识。雍正帝不愧为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

雍正帝的论证，标志着清朝民族“大一统”新观念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是对儒家“大一统”理论的划时代的发展。清朝坚持“大一统”,为中华民族的“一体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清朝的民族新观念及其政治实践，在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