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少将张连印退休回山西老家，干出三件有口皆碑的事

2003年5月，山西左云县的春风里还夹着阵阵沙尘。那个月，58岁的解放军少将张连印办理了退休手续，脱下军装，悄然回到阔别多年的张家场村。村口的老杨树被风吹得“呼啦啦”直响，黄土路两侧还是熟悉的光秃山坡，他站在原地看了很久，只轻声说了一句：“这风沙，该收一收了。”

很多人以为，一位在部队干了38年的高级将领，退下来后该做的事无非是陪孙子、喝喝茶。有意思的是，张连印回乡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置办房产，也不是享清福，而是拿出自己这些年攒下的30万元积蓄，全部投进了家乡的荒山荒坡。等消息在村里传开，街头巷尾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有人佩服，也有人看不懂：“他这是图个啥？”

要明白他“图什么”，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百家饭里走出的“少将老兵”

1945年，张连印出生在山西左云县张家场村。那一年，日本投降，战火刚刚平息，农村却依旧贫困。谁也没想到，这个刚落地的孩子，日后会披上将星，又回到这片土地上“栽树还债”。

他4岁时父亲去世，6岁母亲改嫁，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小男孩。老一辈人常说，“娃娃没人管，就跟野草一样”，但张家场村的乡亲们没有让他变成“野草”。谁家多一碗稀粥、一个窝头，都会招呼他：“连印，快来吃口饭。”上学以后，书本是大家凑的，学费是大家帮着垫的，他真的是吃着“百家饭”、穿着“百家衣”长大。

13岁那年，爷爷奶奶也相继离世，他名义上算是孤儿，实际上，整个村子就是他的娘家。多年以后，张连印回忆那段日子，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没有乡亲们，我活不到成年。”这不是客套，而是实情。

1964年，国家开始新一轮征兵。那一年，张家场村争取到了一个参军名额，最后落到了19岁的张连印头上。消息一出，村里炸开了锅，很多老人都说：“这小子有出息，得给他撑腰。”出发那天，村口挤满了人，老少一片，人群中有人给他胸口别上大红花，有人往他怀里塞馒头和鸡蛋，还有人一遍遍叮嘱：“到了部队好好干，别给咱张家场丢人。”

那一刻，张连印心里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人走，而是带着全村的信任走。也正因为这份“托付”，他在部队里的路，走得格外拼命。

参军第二年，他便因表现突出光荣入党，很快成为连队里的骨干。在当时的解放军部队里，政治学习抓得很紧，他又性子倔、肯吃苦，从普通战士到班长、排长，再到团职、师职岗位，几乎每一步都踩在枪林弹雨和高强度训练里。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部队里开展学毛著、学雷锋活动，他所在的部队是先进单位，他本人还作为北京军区先进代表进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8年国庆，他又以“四好连队”指导员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再次见到了毛主席。这些经历，让这个山西小村出来的孩子，眼界突然被拉得很开。

时间推到改革开放以后，部队体制逐步调整，军事训练改革不断推进。张连印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从团长、副师长一路干到师长、副军长，最后任省军区副司令员，佩戴上少将军衔。外人看来，这是标准的“立身部队、光宗耀祖”的路数。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越往上走，他心里越记得清楚的，却是那个风沙漫天的张家场村。

二、脱下军装，把荒山当成“最后战场”

2003年5月，他正式退休，组织上给了他合理的安排和优厚的待遇。按照许多同龄人的选择，此时去省城住上一套楼房，孩子身边转一转，是再正常不过的安排。不过，他在跟爱人王秀兰商量后，却做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有些“奇怪”的决定：回老家。

同年10月，他和妻子从石家庄动身，再次踏上左云县那片熟悉的土地。站在张家场村口，他看着远处灰白的山梁，沉默了一阵，才说出心里话：“当年乡亲们把我养大，今天回来了，总要做点事。”

张家场村所在区域，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区的重要一环，也是北方荒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地带。全村有土地一万七千多亩，可真正能种庄稼的耕地只有六千多亩，其余大多是光秃秃的荒山荒坡。风一起，尘沙漫天飞，老太太出门都要拿块布挡着眼睛，地里的庄稼年年受灾。

张连印越看越不是滋味。他很直白地说：“我年轻时是部队给养大的，说到底是老百姓给的粮食、交的税撑起的军队。现在退了，没职务了，可党员身份还在，为老家挡挡风沙，也是本分。”在屋里，他对妻子说得更清楚：“这回回来，不是养老，是打仗——给荒山打仗。”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里。有些人打心眼里敬佩，有些人却开始犯嘀咕：“无缘无故往山上砸钱，他是不是想承包山场发财？”村头的闲聊里，这种猜测不时冒出来。

有人当面问过他，他爽快回应：“植树造林、防风治沙是国家的战略工程。我当了大半辈子兵，退休了总得找个战场，我选的就是这片荒山。我不要林权，不要地权，三十年以后全部还给集体。”这几句话传开以后，很多人的态度明显软下来，不过也还有些人观望：他说得好听，能坚持几年？

要在荒山上“打仗”，光有热情不行，还得有钱、有规划。回乡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修路、打井、平整土地、育苗。修机井、修水泥路、挖灌溉渠，都是大项，动辄就是几万元、十几万元。他这些年攒下来的30多万，很快见了底。

钱快花光时，他对儿女们说：“爸爸干这事，是还乡亲们的情，不是图什么。要是你们认同，就帮一把；要是觉得太难，也不勉强。”儿女们早就看在眼里，听完之后并没有犹豫。

大女儿一家把刚买的房子拿去抵押，贷了20万元，全数交给父亲；儿子拿出10万元积蓄；小女儿更是把3万元转业费和订婚时公婆给的2万元一块送过来。简单算一算，这几乎是三个小家庭那几年能动用的全部家底。有人问小女儿：“万一赔了呢？”她笑着说：“荒山绿了，怎么能叫赔。”

即便如此，资金缺口仍然不小。张连印又开始跑老部队、找战友、联系有关单位和金融部门。不得不说，这时候当年在部队打下的信誉起了作用，很多人听说他是为治理风沙要钱，能帮的都尽力帮了一把。就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总算为第一轮大规模植树凑齐了资金基础。

钱有了，还得会种树。带兵他是行家，搞生态治理却是门外汉。他没有硬撑，而是一头扎进学习里。县、市、省三级林业部门，他前后跑了二十多趟，找专家、拿资料、问技术，连一些年轻技术员都被这位“老将军”的认真劲儿打动。后来，他干脆邀请省林业勘测设计院的专家到现场勘察，根据地形、土质、风向做系统规划，把“哪块地种什么树、怎么整地、如何浇水”都敲定下来。

规划有了，路也修了，井也打了，接下来，就是上山栽树。

他在山上盖了几间简单的平房，随便一看，就是土坯墙、石块垒的院子。可他和妻子王秀兰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住在这里。白天和群众一起刨坑、栽苗、浇水，晚上在昏黄灯光下记账、对规划、写记录。有人打趣说：“少将回乡当农民，当真想明白了？”他只是笑笑：“当兵的换套军装而已。”

第一年，结果并不理想。经验不足、树种不够适合当地环境，再加上管护跟不上，成片栽下去的树苗，有一半没能活下来。站在那些枯黄的小树前，他有一天下午在山上坐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回到屋里，他只说了一句：“打仗也有伤亡，栽树也得找原因。”随后又跑专家、问技术、改方法。整地要更细，挖坑要合适，栽植要错开时间，埋土要压实，浇水要跟上，能改的，他一点不含糊。几年下来，他摸索出适合张家场当地气候和土壤的一整套栽植办法，成活率也终于从不到50%提高到85%以上。

风餐露宿四年多，荒山一点点变了样。到第一轮集中造林结束，绿化面积已经达到三千多亩。往后十几年，他一共带着乡亲们在周边荒山上种下树1.8万亩、205万株。左云县气候偏冷，他很清楚地说：“四月份，温度和湿度合适，栽下去很快就能发芽。”这话已经不再是外行的猜测，而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经验。

张连印常说，自己退休后的“战场”就在这片荒山，部队退了，但责任退不了。不得不说，这种把功名轻轻一放、转身去掰树苗的劲头，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三、苦日子里的相互成全

如果只看那三万多亩绿地，很容易忽略一个人——一直站在他背后的妻子王秀兰。把他们的故事拎出来看，会发现，这片山上的树，多少也带着一家人的心血。

王秀兰出生在左云县破鲁村，家境一般，父母却十分看重读书。她从小学习成绩不错，高中时是学校里出名的“尖子生”。她也曾憧憬过大学，但恰好赶上全国停止高考，命运在这一段突然“按了暂停键”。

高中毕业后，她留在当地当教师，教一群农村孩子认字、算数。1970年，经人介绍，她认识了当时已经在部队崭露头角的张连印。那时他已是优秀军人，还作为学毛著、学雷锋先进个人代表进京受过毛主席接见，后来在国庆观礼台上也站过一回。介绍人说起这些经历时，她只是淡淡笑笑：“人好就行。”

因为一个在部队，一个在学校，两人只能靠写信维系感情。那时没有手机，电话也难打，信件来往既慢又珍贵。学生考得好，她会在信里写上一句：“今天班里有几个孩子进步很快，很高兴。”遇到校舍漏雨，她也会向他请教：“要不要组织学生一起修？”而他得到表彰或工作受挫，也会第一时间提笔写信：“今天训话没讲好，心里挺憋得慌。”

有一次，两人之间的信断了好长一段时间。王秀兰几乎每天都跑邮局，守着那个木格子，心里打鼓：“不会出什么事了吧？”等到信终于送到她手里，上面写着——连队临时去地方施工，任务重、时间紧，一直抽不出空写信。看到这几行字，她才真正松了一口气。那种年代的“惦记”，很朴素，也很实在。

1971年，两人在张连印所在部队简单办了婚礼，没有排场，没有排队敬酒，只是几桌同事战友，一阵掌声。婚后，由于工作性质不同，他们仍旧长期两地分居。直到今天，很多老战友提到这件事，还会说一句：“嫂子那时候是真能扛。”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那一年，王秀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白天上课，晚上哄孩子睡着后，才点灯複习高中的课程。她的成绩不错，分数线过了，看似只差一个“决定”。可家里两个孩子年龄都小，丈夫又在部队担着重担，要她离家读大学，现实上很难。那段时间，她反复权衡，睡不好，也吃不香。

最终，她咬咬牙，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选择继续教书、带孩子。有人替她惋惜，她只是说：“总得有人守家。”这种选择如今看起来很“牺牲”，在当年却是无数军人家庭的共同写照。

后来，随着张连印职务晋升到副营级，按政策家属可以随军。可那时他所在部队正准备进行军事训练改革，工作千头万绪，他压力很大。为了不让他分心，王秀兰又做出一个决定：继续带着孩子们留在老家，独自撑起这个家。

那几年，她白天在学校上课，孩子托付给村里一户人家看着；晚上下课后再把孩子接回家。村里吃水靠水井，她每天放学后，要先把学校的大水缸挑满，再挑几担水回家。孩子们知道母亲不容易，都尽量不惹事。有时候夜里冻得厉害，她给孩子们多加一件衣服，自己却躺在炕边的一角。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张连印晋升为副团级，一家五口才正式在部队团聚。有一晚，女儿做噩梦醒来，迷迷糊糊一摸，发现身边不是妈妈，当场就哭出了声。张连印只好转过脸，不让女儿看到自己的表情，手上却继续轻轻拍着她的背，直到小孩重新睡着。他对妻子说：“秀兰，我欠你和孩子们的，太多了。”王秀兰只是摆摆手：“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儿，就挺好。”

岁月往后推，到2004年春天，两位早已过中年的老人又一起站到张家场村的河滩上，这一次，他们不是为了家务，而是为了那片被规划出来的苗圃。简易工棚里，风一吹就透，沙子能灌进碗里。王秀兰整日里和他一起育苗、记账，长期风吹日晒，嘴上起了一圈水泡，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旱地里的土块。

一天，左云县的领导来山上看望这对老人，准备和他们一同吃顿便饭。王秀兰觉得自己穿得太朴素、头发上还有土，就躲在一边不肯上桌。县里领导连连招呼：“嫂子，您今天应该坐上座，您的付出值得尊敬。”这话一点不虚。若没有她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扛着”，张连印很难把全部精力放到“最后战场”上。

这段夫妻之间的相互成全，放在那一代军人家庭中并不罕见。不过，放在张家场这片荒山上看，却刚好构成了那抹绿意背后最真实的底色。

四、三件“有口皆碑”的实事

有人问过张连印：“你回乡这十几年，干得最多的是栽树，可要真细抠起来，到底做成了什么？”他笑得很淡，只说：“就是做了点分内事。”如果把这些“分内事”摊开来看，其实有三件尤其值得提。

第一，大规模改善基础条件。为了让荒山绿得起来、活得下去，他先是筹措资金，在村里的荒山、荒岭上打了8眼机井，修了3500多米水泥路，挖了3400多米长的灌溉渠。对于城里人来说，这几千米似乎谈不上“壮举”，但对一个山村而言，这些基础设施几乎重塑了整个山场的“骨架”。

有村民说，以前往山上走一趟全是土路，雨天鞋底粘得拔不出来；现在水泥路铺上去，人车都好走多了。机井打成后，浇树、浇地都不用苦等老天爷那几场雨，心里踏实了不少。不得不承认，有了这几样“硬杠杠”，后来的绿化才能稳步推进。

第二，在荒滩上建成苗木基地。2004年，他们在张家场村的河滩上建起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这里曾经杂草丛生、石块遍地，如今成了樟子松、云杉等树种的“摇篮”。他把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适合当地环境的二十多种树，一批批育成树苗，累计近200万株。

更重要的是，这些树苗并不是只用于他承包的山头，而是陆续提供给全村甚至全县使用。有些乡镇原本缺苗、缺技术，现在直接把车开到他的苗圃里拉树苗，再兑着他的种植经验一起带走。有人半开玩笑：“他把自己摸出来的家底都交出来了。”从结果看，正是有了这片苗圃，全县的荒山绿化才有了连续而稳定的“弹药库”。

第三，总结经验并主动推广。栽树不难，难的是坚持几十年，还把方法讲明白。张连印没有把自己掌握的经验藏着掖着，而是主动和技术人员一起，把造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容易出错的地方逐一梳理，总结成有章可循的操作办法，再在乡镇和村庄中逐级推广。

比方说，哪种树适合迎风坡，哪种更适合在沟壑地段栽种；什么季节适合补植，成活率更高；苗木运输途中如何避免“失水”；整地时坑的深浅、株行距如何掌握，等等。他讲得具体，说话又带着兵味儿：“挖坑挖浅了，就等于没筑堡。”听的人忍不住发笑，却也记得牢。

时间来到2011年，66岁的张连印被查出肺癌。右肺叶被切除后，他接受了五个月化疗。那段时间，他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度虚弱。家里人都劝他：“差不多就行了，别再折腾了。”医生更是明确建议长期静养。谁都以为，他这回终于得歇下来。

2012年年初，病情稍有好转，他一句话又把大家惊住了：“我要回张家场，还差五百多亩没种完，说出去的话不能不算数。”他坚持认为，当年向乡亲们承诺，要在荒山上造林5000亩，这是“军人打的包票”，即便生病也要想办法完成。

在家人的再三反对下，他还是回到了山上。白天照旧扛着铁锹挖坑、栽树，晚上回到土炕上，一边输液一边翻看当天的记录。有人劝他：“身体是本钱，再拖下去怎么得了？”他摆摆手：“这几年，荒山都绿成这样了，我不能中途撂挑子。”

2014年5月，5000亩造林目标终于完成。那一年，张连印已经69岁。就在很多人为他松气的时候，他的病情却出现恶化，被确诊为肺癌骨转移。面对这个结果，他没有太多感叹，只说：“这些树是答应乡亲们要栽好的。我即便是死了，也要把骨灰埋到我栽的那片树里。”

这话听起来有些沉重，却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认准了的事，不轻易退。村民们看在眼里，渐渐从“观望者”变成了“同行人”。绿化队伍越来越大，有的主动来帮工，有的自发捐款。有一段时间，村里人提起“上山造林”，已不再把这事当成少数人的“折腾”，而是全村的事业。

乡亲们后来在他种过的山头最高处，修了一座小凉亭，起名“将军台”。有人半开玩笑：“现在你是光杆司令了，没兵带了。”张连印听后并不在意，笑着回了一句：“谁说没兵？你们看那满山的樟子松、云杉，漫山遍野，不都是我的兵吗？”

命运在某些时候似乎也给了他一点回旋余地。随着治疗的深入，他的肺部病灶逐步钙化，身体状况慢慢稳定下来。对于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扛过部队重担、又和风沙“死磕”了十几年的老兵来说，能继续在山上走动、看看那些树，也算是一种独特的安慰。

从2003年退出现役回乡，到后来完成5000亩造林，再到三件“有口皆碑”的实事逐步见效，这一前后一二十年，看上去平淡，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一个村庄的面貌。荒山不再赤裸，风沙有所收敛，乡亲们出门不再总是眯着眼睛走路。张家场村和张连印之间，多了一个新的关联：一个养大的他，一个被他重新“装点”了的它。

在这一段历程中，头上的少将军衔、胸前的党员身份、身后的家庭付出，彼此交织。没有哪一个可以单独拎出来解释全部，但都能在那片逐渐变绿的山坡上，找到清晰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