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冬日的北京透着寒意,一份特殊的特赦名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是第二批获释的战犯。
在那长长的一串名字里,既有在莱芜战役中被人调侃“五万头猪三天也抓不完”的李仙洲,也有锦州城破时当了俘虏的范汉杰,就连军统的那位赫赫有名的沈醉也在列。
可偏偏在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中间,夹杂着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名字:李以劻。
但这人来头可不小。
他是蒋介石亲自点将,派到淮海前线的“战地视察官”。
他不仅是老蒋安插在几十万大军里的眼线,更是那个不折不扣的传声筒。
照常理推断,这种专门给“老头子”打小报告的角色,在前线那肯定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谁见谁烦。
但这李以劻着实有两把刷子,在淮海战场那乱成一锅粥的局势里,愣是混得风生水起。
面子上,他跟各大兵团司令称兄道弟,把酒言欢,一副“老哥我最懂你”的知心样;转过身,这人就把酒桌上的牢骚、司令们的小心思、私底下的搞的小动作,一字不差地敲成密电,直飞南京蒋介石的案头。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淮海那场仗打到最后,徐州“剿总”的高层几乎被一勺烩了。
杜聿明往下,少将级别的军官被抓了一百二十四个,投诚的二十二个,起义的八个。
唯独这位“钦差大臣”李以劻,像条泥鳅一样滑不留手,毫发无伤地溜了。
一直折腾到1949年8月,他才在福州带着一二一军放下武器。
凭什么就他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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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人心里那算盘打得噼啪响:我是来当监工的,又不是来当陪葬品的。
可李以劻千算万算,没算到一点:他在算计别人的时候,蒋介石那双多疑的眼睛也在盯着他。
虽说他挂着少将参军的头衔,算是老蒋身边“有墨水”的心腹,可蒋介石骨子里那股子对谁都不信的劲头,是谁也改不了的。
李以劻前脚去淮海盯着这帮骄兵悍将,蒋介石后脚就安排了人盯着李以劻。
这事儿李以劻后来回忆起来都觉得荒唐:“我带在身边的两个卫士全是奉化人,那是直接从蒋介石侍卫室里挑出来的,名义上是保镖,实际上就是来监视我一举一动的。”
这局面可真够讽刺的。
前线的指挥官得防着李以劻打小报告,李以劻得防着身后的卫士抓把柄,而这两个卫士替蒋介石把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哪里是去打仗?
这分明是搞了一出“连环套”式的互相监控大戏。
在四只眼睛死死盯着的压力下,李以劻哪敢有半点懈怠。
他整天像个陀螺一样在各个兵团司令部之间转悠,靠着聊大天的方式套取情报。
也就是在这些推杯换盏的闲聊中,他摸到了淮海战役崩盘最要命的病根。
把时间拨回到1948年11月6日深夜,那时候黄百韬兵团眼看着就要被包了饺子。
黄百韬心里跟明镜似的,觉着自己这回怕是凶多吉少。
那天晚上,他拉着李以劻促膝长谈,一直聊到了7号天蒙蒙亮。
就在那个让人绝望的凌晨,黄百韬咬牙切齿地甩出了一句狠话:“把我黄百韬兵团送上绝路的,是国防部那帮人,根本不是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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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没藏着掖着,直接点了三个名字:作战厅的郭汝瑰,以及许朗轩、张宗良。
黄百韬当时气得直哆嗦:“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这几个人搞出这么个破计划,真让人寒心!
几十万大军打仗,命令说变就变,动摇军心,搞垮士气,他们难道是瞎子吗?”
那会儿黄百韬可能还不知道郭汝瑰是红色特工,但他凭着打了半辈子仗的直觉,敏锐地嗅出国防部的命令里透着一股子邪气。
满腹牢骚的不止黄百韬一个,孙元良也抓着李以劻倒苦水。
孙元良的话虽然绕了点弯子,但也是刀刀见血:“国防部那帮人连敌情都摸不透,敌人想干什么也看不清,这不是让部队白白去填坑吗…
陈毅的主力十几个纵队都压下来了,离新安镇也就一百里地,上面还不让兵团往西撤到徐州,反倒逼着黄百韬去掩护第四十四军,白白耽误了逃命的机会,为了救一个军,把五个军都搭进去了。”
为了捞一个军,赔进去五个军。
这就是当时南京国防部那帮老爷们做出来的“亏本买卖”。
这里头的关键人物,就是大伙儿都熟的郭汝瑰——蒋系“国防部”第三厅的中将厅长,同时也是我方安插进去的一把尖刀。
至于许朗轩和张宗良,一个是郭汝瑰的老搭档、第三厅的前任处长,另一个是顾祝同的副参谋长。
这三个人凑一块儿,把徐州“剿总”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攥得死死的。
问题就来了:前线带兵的都知道国防部的计划是催命符,怎么就没人敢硬顶回去?
这背后藏着一套极其荒唐的官场逻辑。
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杜聿明,其实早就看穿了郭汝瑰那个计划不对劲。
按古话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是这种明摆着送死的糊涂令。
可杜聿明心里那笔账是这么算的:
我要是硬顶着不干,万一这仗打赢了,那是我的能耐,可老蒋会觉得我这人太狂,不听话;万一打输了,那我就是抗命不遵的千古罪人。
反过头来,我要是乖乖听了郭汝瑰的瞎指挥,就算打输了,这锅也是国防部的,是老蒋和顾祝同点头批准的,我顶多算个执行不力。
杜聿明在回忆录里把这心思写得透透的:“我当时真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按原定计划把主力撤到蚌埠去。
正犹豫呢,看见顾祝同这帮人都点头同意郭汝瑰的方案,我就觉得争也没用,一个人孤掌难鸣,真要吵翻了天,反倒会丢了蒋介石对我的宠信。”
看懂了吗?
在杜聿明眼里,几十万弟兄的性命,根本比不上“失去蒋介石宠信”这个风险大。
于是,这位明明看穿了陷阱的指挥官,选择了把嘴缝上。
郭汝瑰搞出来的那个计划,说实话,非常有欺骗性。
黄百韬被围住以后,郭汝瑰在老蒋亲自坐镇的会议上抛出了一个“四点方案”:
集中手里所有的飞机大炮,打内线作战;
黄百韬死钉在碾庄圩;
李弥兵团守住徐州老窝;
邱清泉、孙元良兵团火速往东压,去解黄百韬的围。
这方案在作战地图上一摆,简直完美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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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线优势,步兵坦克大炮飞机全用上,搞个中心开花,内外夹击。
蒋介石听得直点头,觉得妙极了。
但这计划最毒辣的地方在于,它完全没把国民党军队内部那点“烂疮”当回事,或者说,是有意利用了这一点。
郭汝瑰太懂这帮人了。
他心里清楚,把邱清泉和李弥这两个冤家捏在一起去救黄百韬,会是个什么下场。
果然,命令一下去,这出戏就彻底演砸了。
邱清泉和李弥这两人素来就不对付。
郭汝瑰让他们“精诚合作”,实际上是让他们互相拆台。
你看,这就是那个解不开的死结:
郭汝瑰弄出了一个“理论上无懈可击、实际上是送死”的计划,还提前把底牌亮给了刘陈邓;
杜聿明一眼看穿了这是个坑,但为了保住乌纱帽愣是不敢吱声;
邱清泉和李弥接到了救命的命令,却为了保存自家实力互相踢皮球。
这哪仅仅是一个卧底的胜利,这分明是一个腐朽透顶的系统正在全面崩塌。
在这整个过程里,李以劻干了啥?
他其实挺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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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黄百韬那绝望的嘶吼、孙元良的一肚子怨气、前线将领对国防部的满腹牢骚,全都通过电波发到了蒋介石那儿。
李以劻在回忆录里特地强调过:“这些司令官脑子里想什么,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都是第一时间给蒋介石发了电报的。”
结果呢?
蒋介石那边如同石沉大海,只读不回。
这事如今回过头看,简直不可思议。
前线几个手握重兵的司令集体弹劾作战厅长,这么惊天的情报,老蒋怎么就置若罔闻?
除了那会儿他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是,蒋介石已经掉进了一个信息的“迷宫”里出不来了。
当时国防部乱得像菜市场,刘斐和郭汝瑰互相咬对方是共谍。
在蒋介石看来,这没准就是手下人争权夺利的老把戏。
他只会和稀泥劝大家“精诚团结”,却根本没那本事分辨谁是人、谁是鬼。
甚至可以说,在那样的烂摊子里,是不是鬼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就算没有郭汝瑰,照着杜聿明的“不敢争”,照着邱清泉李弥的“不肯救”,这仗大概率也是个输字。
郭汝瑰只不过是在那座已经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上,精准地踹了一脚。
而李以劻这位“钦差大臣”,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厦倾覆,手里攥着通往最高层的电报机,发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对着万丈深渊在喊话——
听得见回声,可就是没人来拉一把。
1960年,当李以劻迈出战犯管理所大门的那一刻,回想起徐州战场那几个不眠之夜,不知他会不会感慨,那场仗其实在第一声枪响之前,就已经终结在南京那间安静的办公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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