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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主席只问了王家烈一句话,吓得这位“贵州王”冷汗直流:那条腿,你还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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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你在贵州,有没有见过钟赤兵啊?”

1959年的北京,春寒料峭。在政协会议的休息室里,毛主席笑着握住了一个老人的手,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这么一句。

就在这一瞬间,站在他对面的王家烈,后背的衣衫瞬间被冷汗浸透了。

这不是一句普通的问候,这分明就是一记重锤,直接砸在了王家烈最不敢面对的那段记忆上。因为钟赤兵少了一条腿,而那条腿,就是被王家烈手底下的兵,活生生给“锯”掉的。

二十四年过去了,这笔血债,终究是被提了起来。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一段让人头皮发麻的往事?为什么一条腿能让曾经不可一世的“贵州王”如此胆战心惊?

01


把日历翻回到1935年,那时候的贵州,天是灰的,地是黑的。

当时主宰贵州的,就是这个王家烈。他在当地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叫“贵州王”。但老百姓背地里不叫他王,叫他“烟鬼头子”。

王家烈手底下的兵,那在民国军阀混战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奇葩,人送外号“双枪兵”。这可不是说他们左右手都能开枪,而是手里拿着一支步枪,腰里别着一杆大烟枪。打仗前,这帮人得先躺下吞云吐雾一番,抽足了大烟才有精神上战场。

按理说,这样一支整天云里雾里的队伍,战斗力应该是个渣。但那时候的情况特殊,红军那是刚从湘江血战里杀出来的,疲惫到了极点,而且贵州那个地形,简直就是给防守方量身定做的。

特别是娄山关。

那地方,连猴子爬上去都费劲。王家烈虽然兵不行,但他占着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鬼地方,再加上手里那几挺不知从哪搞来的重机枪,硬是成了红军面前的一只拦路虎。

那时候红军要想活命,要想摆脱后面几十万追兵,就必须拿下娄山关,拿下遵义。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主角钟赤兵登场了。

那年钟赤兵才21岁。放在今天,这也就是个刚读大学的年纪,还在操场上打篮球呢。但那时候的钟赤兵,已经是红三军团十二团的政委了。

彭德怀当时给钟赤兵下的命令很简单,就几个字: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娄山关!

这仗打得有多惨?你都不敢细想。

王家烈的“双枪兵”虽然单兵素质烂,但他们把机枪架在半山腰的石头缝里,那子弹就像泼水一样往下撒。红军战士那是顶着弹雨往上冲,倒下一批,后面补上一批。

钟赤兵当时也是杀红了眼。他一看前面的战士攻不上去,急了,把自己身上的大衣一甩,抽出大刀就带着突击队冲了上去。

就在部队快要冲上山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时候战场乱成一锅粥,也不知道是哪儿飞来的一颗子弹,或者是密集的弹片,直接就砸在了钟赤兵的右小腿上。

这可不是擦破点皮那么简单。

那个年代的子弹,杀伤力极大。这一枪打上去,钟赤兵的小腿骨头瞬间就碎了,整个人像是被大锤抡了一下,重重地摔在地上。

但你猜怎么着?这小伙子硬是没退。他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忍着剧痛,还在指挥战斗,直到看见红旗插上了娄山关的主峰,看见王家烈的那些“烟鬼兵”像兔子一样漫山遍野地逃窜,他才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

这一晕,就是生死两重天。


02

如果说战场是绞肉机,那接下来的野战医院,简直就是活地狱。

当战士们把钟赤兵抬下战场,送到那个设在破庙里的临时医院时,医生一看他的腿,脸都吓白了。

右小腿的骨头已经成了碎渣,皮肉翻卷着,血把担架都泡透了。

医生摇摇头,告诉彭德怀,这腿保不住了,必须截肢。

截肢?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两个字跟“死刑”没啥区别。

那时候红军的医疗条件差到什么程度?别说麻药了,连把像样的手术刀都没有。医生手里只有一把从老乡家里借来的砍柴刀,还有一把早就钝了的木匠锯。

你没听错,就是锯木头的锯子。

医生当时看着钟赤兵,眼泪都要下来了,他告诉钟赤兵,没有麻药,哪怕是用绳子绑着,人也可能会疼死过去。


21岁的钟赤兵,躺在那张满是血污的木板床上,脸色惨白,但他只是点了点头,让警卫员找了条毛巾塞在嘴里,然后跟医生说,来吧,我不怕。

接下来的那一幕,光是用文字写出来,都觉得骨头缝里在冒寒气。

医生先是用那把砍柴刀割开了皮肉,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紧接着,那把生锈的木匠锯架在了钟赤兵那个碎裂的骨头上。

那种声音,不是“滋滋”声,而是令人牙酸的“咔嚓咔嚓”的摩擦声。每一次拉动锯条,都是在锯活人的神经,锯读者的心。

钟赤兵一开始还死死咬着毛巾,双手抓着床板,把指甲都抠断了。没过几分钟,他就疼得昏死了过去。

医生停下手,用凉水把他泼醒,然后继续锯。

整个手术持续了三个半小时。那条毛巾早就被咬烂了,钟赤兵全身都被冷汗湿透,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没有消炎药,加上环境太脏,手术后没几天,钟赤兵的伤口就感染了。整条腿肿得像大象腿一样粗,高烧烧得他满嘴胡话。

医生没办法,只能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膝盖给锯了。

可死神就像是盯上了这个年轻人,第二次手术后,伤口再次感染。

当时医生都绝望了,跑到彭德怀那里哭诉,说这孩子没救了,再锯就要锯到大腿根了,人哪能受得了这罪啊。

彭德怀当时拍着桌子吼道,救!一定要救!哪怕有一线希望也要救!

于是,第三次手术开始了。

这一次,医生含着泪,把钟赤兵整条右腿,从股骨根部,彻底锯掉了。

半个月,三次截肢,没有麻药,用的是木匠锯。

这就是王家烈的“双枪兵”给钟赤兵留下的终身印记。一个21岁的年轻小伙子,从此变成了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

03

腿没了,人勉强活下来了,但更大的难题来了。


部队要转移,要长征。前面是茫茫的草地和雪山,后面是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带着一个只有一条腿、伤口随时可能崩裂的重伤员,怎么走?

当时部队里确实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建议,把钟赤兵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

这也难怪大家这么想,毕竟行军速度就是生命。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的“寄养”,在那个兵荒马乱、国民党还在搞清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要么被敌人抓去杀头,要么伤口复发烂死在床上。

这事儿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那天,毛主席亲自来看望钟赤兵。看着担架上那个奄奄一息、只有一条腿的年轻人,主席的眼睛红了。

他当场就发了话,语气非常重。他说,钟赤兵是英雄,这腿是在娄山关丢的,是为了革命丢的!只要我们还有一口饭吃,就不能丢下他!就是抬,也要把他抬出草地,抬到陕北去!

就这样,钟赤兵成了长征队伍里最特殊的一员。

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在泥泞不堪的草地上,别人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钟赤兵是趴在担架上。有时候路太窄,担架过不去,他就从担架上滚下来,用手抓着泥土,拖着那条残腿,一点一点往前爬。


伤口磨破了,流血了,他就抓把黑泥糊上。

那是一段怎样的日子啊。身体上的剧痛是一方面,心理上的折磨更要命。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自己却还要别人照顾,钟赤兵心里难受啊。他好几次拔出枪想自我了断,不想拖累部队,都被警卫员死死拦住了。

但他硬是挺过来了。

靠着那股子比钢铁还硬的劲头,他爬过了雪山,爬出了草地,一路爬到了陕北。

那个当年被王家烈打残的小伙子,没有死,反而活成了一座碑。

04

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到了1950年代。

这时候的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新中国成立了,当年那个只有一条腿的钟赤兵,已经是开国中将了。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贵州王”王家烈,早就没了当年的威风。

王家烈的运气还算不错,解放战争后期,他看清了形势,没跟着蒋介石跑,留下来投了诚。

更有意思的是,组织上居然派钟赤兵回贵州,当了省军区司令员。

这简直就是冤家路窄。

王家烈当时在贵州当个政协委员。当他听说新来的司令员就是当年在娄山关被他手下打断腿的那个红军政委时,那心里慌得,估计连觉都睡不着。

他心想,完了,这下全完了。人家现在手握兵权,又是受害者,要想整死自己这个前朝军阀,那还不是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王家烈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怕在大街上撞见钟赤兵。

但怕什么来什么。

有一次贵州省开茶话会,把各界名流都请去了,王家烈也在受邀之列。他本来想缩在角落里当个透明人,结果大门一开,钟赤兵拄着拐杖,“哒、哒、哒”,那个声音每响一下,王家烈的心就哆嗦一下。

钟赤兵进门环视了一圈,目光直接锁定了王家烈。

王家烈当时估计连怎么求饶的词儿都想好了,额头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滚。

谁知,钟赤兵径直走到他面前,脸上没有一点杀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他伸出一只手,一把紧紧握住了王家烈那双还在发抖的手。


钟赤兵嗓门很大,当着全场人的面,开了一个玩笑。

他说,老王啊,当年在娄山关,我的腿被你的兵给“借”走了,你看这都好多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啊?

全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盯着这两人。

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王家烈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只有一条腿的将军,看着那张真诚笑脸,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支支吾吾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给钟赤兵鞠躬。

这一刻,高下立判。

什么是格局?这就是格局。

钟赤兵用一种最幽默、最男人的方式,化解了一段血海深仇。他是在告诉王家烈,虽然我的腿没了,但我赢了;你的腿还在,但你输了。既然赢了,我就不跟你这个手下败将计较那点私人恩怨了。

05

把视线拉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1959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王家烈时,问的那句“有没有见过钟赤兵”,分量到底有多重?

大家细品一下。

毛主席那是随口一问吗?当然不是。

主席这是在用一种特有的方式,给王家烈上最后一道“紧箍咒”,也是给他吃一颗“定心丸”。

这一问,是在敲打王家烈:你看看,我们共产党人的心胸有多宽广。钟赤兵少了一条腿都能原谅你,都能跟你握手言欢,你王家烈作为曾经的“贵州王”,给贵州人民造了那么多孽,现在党和人民还给你饭吃,给你官做,你是不是得把心掏出来,好好改造,好好赎罪?

王家烈是个聪明人,他在官场混了大半辈子,怎么可能听不懂这话里的弦外之音。

据说那天从会场回来后,王家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久。出来的时候,他对家里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心胸,那是大海啊,我王家烈输给这样的人,不冤,一点都不冤。

从那以后,王家烈在贵州政协的工作那叫一个卖力。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帮着政府做了很多团结工作,也算是为自己当年的罪过赎了一点罪。

而那位独腿将军钟赤兵,虽然身体残疾,但从来没把自己当废人。他后来还当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直为国家的国防建设操心,直到1975年病逝。

06

这故事说完了,但留给人的那个劲儿,久久散不去。

你看这两人,一个是被锯断大腿、爬过草地的穷苦红军;一个是抽着大烟、曾经不可一世的土军阀。

按理说,这就是不死不休的仇人。

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在那面红旗之下,这段恩怨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画上了句号。

那条埋在娄山关的断腿,没有变成仇恨的种子,反而成了一块试金石。它试出了一个政党的度量,也试出了一个人性的高度。

钟赤兵没有要王家烈还那条腿,因为他知道,新中国的建立,比一条腿重要得多。

而王家烈,我想他后半辈子每当看到拄着拐杖的人,心里大概都会咯噔一下吧。那种内心的愧疚和震撼,恐怕比任何刑罚都要让他难受。

这,或许就是历史给出的最精彩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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