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刑讯江姐，沈醉替他想出的“别的方法”，是不是更加残酷？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个封闭的院子里，曾上演过一出让看守都把心提到嗓子眼的闹剧。

这一下要是真给砸瓷实了，前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估计当场就得去见阎王。

就在这节骨眼上，旁边横插过来一条胳膊，硬生生把板凳给挡了回去。

出手的是宋希濂，前国民党的大官。

沈醉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可周养浩眼里那股子恨意，那是真真的，恨不得要把对方生吞活剥。

咋就这么大仇？

说白了，沈醉为了自保，在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把周养浩那点老底全给抖落出来了。

乍一看，这就是坏人堆里的狗咬狗。

可要是把日历翻回1949年的重庆，你会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哪里是什么电视剧里的“三剑客”，根本就是一出各怀鬼胎、步步惊心的职场宫斗戏。

哪怕是刚去重庆没几天的沈醉，为了在同僚面前露一手，也干出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儿。

正是因为他当时那一瞬间的决定，江姐（江竹筠）才遭了后来那个惨绝人寰的大罪。

咱们现在回头盘道盘道，看看沈醉当时心里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1949年的重庆，空气燥热得让人心里发慌。

那时候特务圈子里的山头是这么摆的：徐远举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头头，周养浩是副手。

按说这俩人得穿一条裤子，可偏偏他们是死对头，见面就掐。

徐远举长啥样？

沈醉后来回忆说，这人一脸菜色，鹰钩鼻大得吓人，眼珠子圆溜溜的像鹞子。

脾气臭得很，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是个典型的莽夫。

他是毛人凤手里的红人，刚破了《挺进报》的案子，抓了一百来号地下党，正是尾巴翘上天的时候。

周养浩呢？

那是读过法律的正牌大学生，自视甚高，觉得徐远举就是个大老粗，根本看不起他，两人的梁子结得死死的。

这两条地头蛇斗得不可开交，毛人凤在南京也没辙，只好把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沈醉给调过来。

给沈醉的活儿很简单：摆酒，请客，当和事佬。

这可是个烫手山芋。

沈醉作为一个外来户，既不能得罪杀气腾腾的徐远举，也不能冷落了一肚子坏水的周养浩。

酒喝了，饭吃了，场面话也说得差不多了。

按规矩，沈醉这差事算办完了，该拍屁股回云南享福去了。

偏偏这时候，徐远举多了一句嘴：“我正要审那个江竹筠，你们俩一块儿去瞧瞧？”

这一嗓子，把气氛搞得很微妙。

周养浩反应快，冷着脸回了一句：“明儿有事。”

他才不给徐远举捧场，也不想看那个粗人耍威风。

轮到沈醉了。

去，还是不去？

照理说，这不是他的地盘，也不是他的案子，学周养浩那样推了也就完了。

可沈醉眼珠一转，答应了。

为啥？

这里头全是精明算计。

头一个，他是来劝架的，周养浩已经打了徐远举的脸，要是他也跟着打脸，徐远举这个特区区长以后还怎么混？

这仇可就结大了。

再一个，这也是他作为军统特训班“行动术教官”的职业病——绑架审讯是他的拿手好戏。

这就好比一个名医，听说隔壁医院来了个疑难杂症，主刀大夫请他去观摩。

他去，不是为了救死扶伤，而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去审视：我倒要看看，你徐远举的手艺到底潮不潮。

于是，沈醉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徐远举的刑讯室。

就是在那间屋子里，出了那个让后世无数人恨得牙痒痒的主意。

徐远举一开始还想在沈醉面前装装样，假模假样地伸手要跟江姐握手，想显摆一下自己作为“高级特务”的修养。

谁知道江姐理都没理他，眼神像看空气一样穿过去。

徐远举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当场碎了一地，流氓本性立马暴露无遗。

不管怎么问，江姐嘴里永远是三个字：“不知道”。

徐远举气得青筋暴起，猛拍桌子吼道：“还给脸不要脸？

信不信老子立马叫人扒光你的衣服？”

就在这当口，一直坐在旁边看戏的沈醉，干了件缺德带冒烟的事儿。

他在桌子底下用脚尖轻轻踢了踢徐远举，压低嗓门说了句：“你就不会换个法子？”

这话乍一听，像是在劝架。

沈醉后来写书也拼命给自己贴金，说他觉得徐远举那样做“太下作”，好像他还是个怜香惜玉的好人。

可真相呢？

咱们得听听邱行湘的外甥黄济人挖出来的实情。

那就是：用竹签子，往手指甲缝里钉。

这才是真正的毒辣，一种冷血到极致的“专业指导”。

在沈醉这个“行家里手”看来，扒女犯人衣服这种招数，虽然侮辱人，但太土鳖、太下流，而且容易让对方因为愤怒而变得更强硬，搞不好审讯现场就变成了泼妇骂街。

要在同行面前露脸，得玩“技术流”。

十指连心啊，平时扎根小刺都疼得钻心，更别说是粗糙的竹签硬生生捅进去了。

这种疼是能让人灵魂出窍的，而且还不需要搞得衣冠不整，面上还能维持所谓的“体面”。

沈醉出的这个馊主意，根本不是什么心软，而是把恶行给升级了。

他那意思分明是：老徐你那一套太低级，瞧我的，这才是专业特务该干的事。

徐远举一听，照办了。

紧接着，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读到的那一幕幕惨状。

江姐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可回应他们的，依然是那钢铁般的意志和痛骂。

沈醉就在边上看着。

他得逞了吗？

从业务上讲，他输了个精光。

他和徐远举两个保密局的大特务，把坏水都倒尽了，也没能从一个女共产党员嘴里撬出一个字。

转眼到了1949年底，重庆解放的前夜。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西南特区”，在解放军隆隆的炮火声中稀里哗啦塌了架。

毛人凤大笔一挥，跑路了，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三个“难兄难弟”全都扔在了大陆。

这帮平日里抓人的猎手，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老天爷也是懂黑幽默的，他们被关进了白公馆。

就在几个月前，徐远举还在这儿审江姐，沈醉还在这儿出那阴损的招数。

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了革命志士的血。

这回，轮到他们自己住进来了。

那会儿的沈醉，哪还有半点“教官”的威风。

听狱友说，沈醉整天吓得魂不守舍。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光凭“竹签钉手指”这一条罪，枪毙他十回都够了。

为了保命，这帮昔日的“兄弟”开始像疯狗一样互相乱咬。

沈醉在写材料的时候，把自己打扮成一只无辜的小白兔，把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徐远举头上。

他说自己是“路过看看”，他说自己是“好心劝阻”，甚至在回忆录里煽情，说江姐的骂声成了他的噩梦。

可他死都不敢提，那十根竹签的主意，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

这就是人性的丑陋。

沈醉宁肯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敢承认自己是那个发明这种下三滥刑罚的人。

因为前者是政治立场，后者那是没人性。

直到很多年后，面对特赦和历史的聚光灯，这块遮羞布才被彻底扯下来。

最后的结局，荒诞得让人想笑又想哭。

那个脾气暴躁、杀人如麻的徐远举，最后死在了战犯管理所的冷板床上。

那个自命清高、坐牢还要拿板凳砸人的周养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跑到了美国洛杉矶，最后客死他乡。

在沈醉的笔下，他们三个老头后来还经常“相视一笑，庆祝大难不死”。

看到这儿，真让人心里堵得慌。

当年《挺进报》案那一百多位烈士，绝大多数都没能熬到天亮。

江姐没能看到新中国升旗，也没能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

而这三个满手血腥的侩子手，几十年后还能坐在一起感叹“团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它不一定立马给你报应。

有时候它故意让坏人活得长一点，把他们留着，当成活生生的标本，让后人看清楚那个旧社会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

徐远举的狠，是为了讨好上司朱绍良，一张报纸就能把他吓得整宿睡不着；沈醉的毒，是为了在同僚跟前显摆，证明自己哪怕在别人的地盘上也是个“专家”。

他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动刑，背后算计的都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在他们眼里，江姐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往上爬的梯子，是展示“手艺”的道具。

这种精致的、算计过的恶，比单纯的暴力更让人后背发凉。

这所谓的“军统三剑客”，不过是三个被权力扭曲了的怪物。

他们不需要戴面具，因为那张人皮底下，早就空空如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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