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数群体来访，遭遇性边界侵犯的复杂性

作者：Arlene (Lu) Steinberg, Judith L. Alpert, Christine A. Courtois

译者：许标

讨论非顺直二元形态中，性边界侵犯的新框架

如前所述，讨论发生在顺直患者/从业者二元关系之外的性边界侵犯的方式，存在许多问题。确实，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的，挑战之一是将所有此类性边界侵犯归为一类，这种归类可能包括具有一个或多个酷儿/跨性别成员的“异”性或不同性别二元关系，以及双方都认同为顺性别和直人的“同”性别二元关系。为了便于我们讨论这多种类型的二元关系，我们提出以下描述性语言：

• “身份协调形态” ：即双方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感，均未受到性边界侵犯的威胁（例如，一名顺性别女同性恋治疗师和一名顺性别女性双性恋患者）；

• “身份不协调形态”：即双方的性取向或认同感，均受到性边界侵犯的威胁（例如，一名顺直男性治疗师对一名顺直男性来访产生吸引）；

• “混合上位形态” ：即治疗师（处于“上”位或更强大地位的一方）体验到性边界侵犯是身份协调的，而来访体验为身份不协调（例如，一名顺性别男同性恋治疗师与一名顺性别直男患者）；

• “混合下位形态” ：即治疗师（处于“上位或更强大地位的一方）体验到性边界侵犯是身份不协调的，而来访体验为身份协调（例如，一名顺直女性治疗师和一名跨性别、女同性恋认同的患者）。

我们并不是说身份协调的性边界侵犯，必然是自我协调的或被体验为可接受的——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样。我们也不打算暗示身份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认识到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都可能随时间变化，我们指的是个体在性边界侵犯发生时的身份感。事实上，患者常常利用治疗来探索和澄清自己的身份，这使得治疗成为一个有意识持有的身份，特别可能发生转变的空间（治疗师也可能这样做，无论多么不恰当。）。同样，身份不协调的性边界侵犯，也可能相对于性别认同或性取向之外的其他身份而发生。

此外，“上/下”位动力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权力因素（例如，种族、年龄、能力、公民身份、宗教）在起作用。即使是前面用来说明“混合上位形态”的例子，也因患者相对于其同性恋治疗师所持有的异性恋特权而变得复杂。尽管存在这些复杂性，我们使用“上位”和“下位”来指代治疗关系中的权力，强调即使在考虑其他特权维度时，也要牢记这种关系中固有的权力不平衡。除了避免前面提到的“同”性和“异”性语言问题外，这些术语还有助于保持对以下方面的关注（a）权力、（b）身份、（c）防御过程，阻碍从业者意识到可能促成性边界侵犯的情欲吸引力和感受。

可能增加非顺直二元关系中性边界侵犯可能性的脆弱性

LGB/酷儿和/或性别多元群体中的多重关系

Plaut（1997）指出，“有效的预防（性边界侵犯），涉及对基于信任的关系本质的理解，并认识到性边界逾越，反映了通常被称为双重关系的连续统一体的极端情况”。这种清晰而细致的理解——从业者实施性边界侵犯是利用一种关系（治疗关系）中的信任，来建立另一种关系（浪漫和/或性关系），而以治疗和来访的福祉为代价——使我们能够考虑“双重”或“多重”关系，如何与性边界侵犯相关联。酷儿和/或跨性别来访，通常希望与自己所属群体的治疗师一起工作。每位作者都曾与许多来访工作过。这些来访在初次接触时，明确表示希望与同性恋、酷儿和/或跨性别治疗师合作（Bennett & Clark，出版中）。由于TGNB和/或酷儿/LGB群体既多样化又规模小，对于与性少数群体内来访工作的酷儿/跨性别治疗师来说，多重关系通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必须谨慎处理（Gartrell, 1992; Kessler & Waehler, 2005）。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认同为“LGBT”群体一部分的治疗师，比顺直治疗师更可能发生性边界侵犯。做出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会具体化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刻板印象，即顺性别LGBQ和性别多元人群是性掠夺者。相反，我们指出这种刻板印象，既是为了培养对此假设可能的觉察，也是为了讨论这一特殊考虑，对酷儿/TGNB从业者与酷儿/TGNB来访工作的重要性。

事实上，愈是为了避免边界逾越和侵犯的表象，在面对与多重角色相关的边界考量时，酷儿和/或跨性别治疗师存在反应过于僵化的风险。例如，治疗师有时通过选择退出有意义的活动来回避来访，从而不当处理这些情况，这可能对治疗产生不利影响，且讽刺的是，可能增加实施性边界侵犯的脆弱性。这与性边界侵犯的其他文献一致，指出其很大程度上源于治疗师自我照顾的失败，导致自恋式治疗耗竭，更可能依赖来访来满足情感、社交和性需求（Celenza & Gabbard, 2003; Tylim, 2017）。认识到这一危险，几位作者鼓励治疗师为了自身福祉，积极参与此类外部活动（Fickey & Grimm, 1998; Kessler & Waehler, 2005; Morrow, 2000）。例如，认同为女同性恋的Waehler讨论了一例临床情境，其中一位女同性恋来访表达了加入Waehler所属的群体小组的兴趣。她分享了自己寻求督导和利用Barret等人的八步伦理决策模型（2001，引自Kessler & Waehler, 2005）的过程，以便与来访协作制定应对多重角色的适当方法。同样，Morrow（2000）主张治疗师与来访公开讨论治疗外相遇的可能性，提供关于保密性的保证，并邀请在会谈中处理此类相遇（如果/当它们发生时）。

识别、预防和处理性边界侵犯的障碍

内化的同性恋恐惧症、双性恋恐惧症和跨性别恐惧症，可能使认同为顺直的治疗师难以带着好奇心，认识和解决来访的身份不协调对自己吸引。相反，羞耻或不适可能促使治疗师回避或最小化这种情况。酷儿和跨性别治疗师在寻求咨询以解决吸引体验时，无论是协调的还是不协调的，都可能因担心固化酷儿和跨性别人群是掠夺性或异常的刻板印象，而感到犹豫。在非顺直二元关系中工作的治疗师，也可能因为实际或感到缺乏支持酷儿和跨性别的督导，而更容易受到性边界侵犯的影响。我们也意识到，许多治疗师由于生活经历或缺乏培训，对一般性地讨论性话题（包括情欲反移情）感到不自在，这使得他们难以将任何性主题带入咨询空间。

对权力的否认是另一个可能增加性边界侵犯脆弱的潜在障碍。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失权和边缘化经历，酷儿和跨性别治疗师可能难以认识到，自己在临床二元关系中固有的权力（正如Brown，1989所指出的），对于那些同时持有其他受压迫身份（例如，残疾、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从业者来说，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这些经历以及其他与不同类型压迫相关的经历，可能使酷儿和TGNB治疗师对权力动力更加敏感。一个类似的悖论涉及酷儿和TGNB治疗师对伦理准则的反应。一些少数群体治疗师可能将伦理标准斥为“压迫性的”或“无关紧要的”（Gonsiorek, 1995），或认为它们在文化上不一致（Bemak & Chung, 2014），或是反女性主义的并强化了父权结构（Brown, 1989）。另一方面，由于内化的缺陷感和被压迫的生活现实，酷儿、跨性别和其他少数群体治疗师可能感到更大的压力去“遵守规则”，以弥补感知到的不足和/或避免引发有害的刻板印象。

以下示例包括包含不同非顺直二元关系形态的案例，以及识别、预防和处理性边界侵犯的障碍。我们希望强调，这些动力本身并不构成性边界侵犯，也不比顺直二元关系中存在的情欲移情/反移情动力，本质上更具高风险或病理性。相反，我们描述的动力，只有在结合治疗师方面潜在且处理不当的脆弱性时，才有可能变得有问题并导致性边界侵犯。作为酷儿和/或跨性别从业者，我们也承认在提供这些例子和情境时，感受到与其他作者描述的一些相同忧虑，即不希望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然而，我们同意，为反思这些动力开辟空间，对（酷儿和/或TGNB）从业者、来访、督导师、受督者、学生和群体成员带来的潜在益处，是值得的。

示例1：缺乏资源的身份协调形态

S，一位34岁的白人酷儿跨性别女性治疗师，正在与一位36岁顺性别菲律宾裔女同性恋认同的患者P工作。P在会谈中变得越来越调情。S认识到她必须就此与P进行探讨，以强化设置并与P探讨可能正在发生的情况。当S在会谈外反思这些动力时，她承认自己被P所吸引，并且被一位年龄相仿的顺性别酷儿女性，以肯定自己性别和性取向的方式调情感觉很好。S想与她的督导师讨论此事，但在听到她的督导师——一位50多岁的顺直混血女性——假设S与她一样对男性有吸引力后，S感到不愿意这样做。最终，在向一位酷儿从业者朋友寻求支持并讨论了她的顾虑后，S决定在督导中提出她的感受和担忧。

示例2：从混合下位转变为身份协调的形态

R，一位35岁的南亚裔顺性别直女治疗师，正在与V，一位28岁的白人跨性别男性直男来访工作——V几个月前开始了激素替代疗法（HRT）。在一次同行咨询小组讨论她们的工作时，R多次对V用错性别代词，而R与V有着良好的治疗联盟。R感到尴尬，因为她自认为是支持跨性别的盟友，并且为自己真心关爱V的情况下，有此行为感到困惑。她知道攻击性可能通过用错性别代词表现出来，但她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种动力。通过在督导中探讨这一情况，R意识到，随着V的外貌因HRT而发生变化，她被V吸引增加，这引发了更多的不适感。R的督导师，另一位有色人种顺直女性，也帮助R探讨了V作为白人的相对特权，可能如何干扰了R对她在治疗二元关系中应有权力的适当认识。

示例3：刻板印象激活的混合上位形态

P，一位40多岁的黑人顺性别男同性恋治疗师，已与J，一位21岁的韩裔美国顺性别男性患者工作了1年，J自称为“直男但性观念不狭隘”。当J因近期丧失而经历痛苦时，P在治疗早期就对J产生了类似父爱的温暖感。最近，他注意到J对自己的吸引力增加了——J开始更多地谈论他的关系困难，并在会谈结束后待更长时间才离开。P希望与他的同辈督导小组——主要由住在小镇的白人直人和顺性别朋友/同事组成——讨论他的感受。P担心如果他与小组分享他的感受，他的同行们会将他视为掠夺性的老年男同性恋者“腐蚀”年轻人，他也意识到黑人男性被过度性化和亚裔男性被去性化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加剧同行们的评判。最终，他决定打电话给他的前督导师——一位住在几小时车程外大城市的酷儿顺性别有色人种男性。

建议/未来方向

本章所包含的例子描述了那些努力识别、接受和/或处理自己感受，并受到内外障碍挑战的从业者。这些情境中包含的动力，既特定于酷儿和TGNB人群，又具有普遍性。例如，示例1中的治疗师S，正经历着被准确看见和被渴望的引人入胜的体验。正如Fraser（2005）、Langer（2016）等人的工作所揭示的，跨性别人士在成长过程中，常常感觉未被周围人和整个社会准确反映。此外，他们常常被假定为直人，并期望遵守由主导权力体系强加的白人、厌女的标准。S的来访能看见她而她的督导师却不能的体验，如果S感到为了获得支持而被迫在性取向上出柜，可能会特别具有挑战性。

正如我们在示例3中看到的，刻板印象激活的力量，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当P意识到内化的关于老年男同性恋者是掠夺性，以及黑人男性是过度性化的刻板印象被激活时，他经历了羞耻和焦虑，这种羞耻和焦虑因“混合上位形态”中，他的顺性别、直男认同的患者J，被塑造成潜在受害者而被放大。P并不想对被J吸引付诸行动，但他在当地缺乏同性恋认可、文化敏感的督导形式的支持。因此，他在寻求支持时，同时面临内部和外部障碍，并决定重新联系一位年长的、分享其有色人种经历的男同性恋顺性别男性督导：这是一个对在乡村地区和小镇工作的酷儿和/或跨性别治疗师来说，在不太理想但常见情况下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我们希望上述框架，可能对那些寻求新语言来讨论防御、身份和权力动力（这些动力，能够影响治疗师管理非顺直二元关系性边界侵犯中的吸引力或脆弱性）的人，有所帮助。我们也希望指出，虽然LGBQ和跨性别/性别多元从业者，在工作中可能经历可以促成性边界侵犯的脆弱性，但他们也可能拥有特定的优势。这些包括对边界和权力动力的高度敏感，结合自我照顾和群体支持，可能导致恰当地引导挑战式动力，并进而产生积极的治疗结果。所有从业者和督导师，都有责任在我们行业内创造和维持一种文化：为安全、受支持地探索挑战式动力提供空间，而不依赖于有害的刻板印象，或陷入“好/道德”和“坏/不道德”从业者的错误二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