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大特务写信求照顾，陈赓赠百元生活费

1954年秋天，北京西长安街一栋灰砖小楼里，陈赓大将收到了一封信。

信不厚，字迹却很局促，像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落款是"鲍君甫"三个字。身边的同事看陈赓拿着信，半天没说话，便好奇地问了一句。陈赓目光从信纸上移开，沉吟片刻，只回了六个字："老朋友，欠他一条命。"

这六个字，让屋里的空气都凝住了。一个能让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亲口说"欠命"的人，究竟是谁？

鲍君甫这个名字，上海滩上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杨登瀛"，租界的巡捕、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官、甚至日本人开的商行，都得客客气气叫一声"杨先生"。

1893年，鲍君甫生在广东香山一户殷实人家。家里有钱，送他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那些年他不光把日语说得溜，还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1919年回国，正赶上五四运动，他跟着学生上街游行。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运动又冲在前头。那时候的鲍君甫，是个标准的进步青年，跟瞿秋白、恽代英这些共产党员都能说上话。

转折来得突然。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到处抓人杀人。鲍君甫因为替共产党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扔进了监狱。牢房里阴冷潮湿，每天能听见外头枪毙人的声音。好在老友张道藩念旧情，又有蔡元培出面保人，鲍君甫才捡回一条命。

出狱后日子不好过。正愁着，同乡杨剑虹找上门来。杨剑虹那时候已经跟了陈立夫，正在筹建"党务调查科"——后来大名鼎鼎的中统前身。杨剑虹看中的，是鲍君甫这张嘴和这份人脉。日本人那边能搭上话，租界巡捕房认识人，上海各路山头都给面子。

1928年，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当上了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从此，这个广东人成了蒋介石在上海滩的一只"耳朵"，专门盯着共产党的动静。

可这只"耳朵"，很快就有了第二个主人。

那年春天，鲍君甫的老朋友陈养山找上门来。陈养山搞农民暴动失败，从浙江逃到上海，没地方住，只能来投奔他。两人本就认识，1926年时陈养山还跟他学过日语。陈养山是共产党员，鲍君甫心里清楚。但他没有告发，反而把人留在了家里。

住了几天，陈养山试探着问了一句：你现在给国民党做事，将来怎么办？

鲍君甫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不想得罪共产党。这句话，陈养山听懂了。他立刻把情况报给了组织，一层层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当即拍板：留住这条"内线"。

1928年5月，黄浦江边一家小酒馆里，鲍君甫见到了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两个黄埔出身的人，几杯酒下肚，话不用说透，彼此心里都有了数。

陈赓的意思很明确：你在明处，继续当你的国民党大特务；我在暗处，负责接应。为了让你站稳脚跟，我们会给你送些不痛不痒的情报，让你去"破案立功"。

鲍君甫点了点头。从那天起，他成了中共情报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

当上国民党上海特派员后，鲍君甫的官越做越大。中央特科专门给他配了辆别克轿车，还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了个"杨登瀛办事处"。表面上看，这是个追捕共产党的据点；实际上，这里是共产党的情报中转站。

鲍君甫演戏演得像模像样。

中央特科会故意透露一些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他就带着人去"破获"。搜出几本《新青年》，抓几个无关紧要的进步学生，关几天再放掉。几次下来，陈立夫在电话里笑得合不拢嘴，夸他是"栋梁之才"。

可真正的戏，在暗处上演。

1929年8月，彭湃、杨殷被叛徒白鑫出卖，关进了龙华监狱。鲍君甫利用职务之便，第一时间摸清了关押地点和枪决时间——8月30日。他把情报悄悄递给了陈赓。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准备半路截击。可惜囚车提前两小时出发，营救失败。彭湃和杨殷壮烈牺牲。

虽然没能救下人，但鲍君甫查出了叛徒白鑫的藏身之处。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白鑫刚走出家门，就被红队击毙在街头。这一枪，是鲍君甫提供的情报打出来的。

同一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被租界巡捕房抓了。

鲍君甫跟巡捕房的英国人兰普逊关系好，花了点钱，又说了些好话，很快就把人保了出来。

最凶险的一次，是1930年4月。

从苏联回国的黄第洪，偷偷给蒋介石写了密信，说能诱捕周恩来。蒋介石看了信，立刻批给陈立夫，陈立夫转交给徐恩曾，最后到了鲍君甫手里办理。鲍君甫拿到密信，火速通知了陈赓的助手刘鼎。周恩来因此改变了行程，躲过一劫。

这份情报，等于救了周恩来的命。

关向应装出一副吓破胆的书呆子模样，什么也不承认。几个月后，巡捕房拿他没办法，只能放人。

那几年，鲍君甫一边是国民党的信任和奖赏，一边是共产党同志的安危和革命的前途。他的脚下，是刀尖，是深渊。一步走错，万劫不复。

再严密的计划，也架不住意外。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上海的机关在哪里，哪些国民党官员是共产党的内线，鲍君甫的真实身份，他全都清楚。钱壮飞拼死送出警报，周恩来等人连夜转移。

陈赓也联系了鲍君甫，让他赶紧离开上海。

可鲍君甫犹豫了。他在上海经营多年，关系网盘根错节，舍不得这份体面和富贵。他觉得国民党那边没有确凿证据，自己应该能蒙混过关。陈赓只好叮嘱他：实在不走，就咬死一口，什么也别说。将来共产党得了天下，不会忘记你。

鲍君甫失算了。顾顺章的供词里，还是咬出了他的名字。虽然没有铁证，国民党还是把他秘密拘留了起来。

牢里一关就是两年。审讯的人轮番上阵，打掉了他好几颗牙，可他就是不开口，只承认自己"无意中被共产党利用过"，别的一个字都不说。

1933年，更戏剧的事发生了。陈赓在上海被捕，也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

两个人竟然被关在了同一个牢房。一夜无话，直到天亮时，陈赓才轻声说了句：将来江山易主，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这句话，鲍君甫记了一辈子。

不久后，陈赓被宋庆龄等人营救出狱。鲍君甫却继续熬着，直到张道藩念旧情出面斡旋，1932年才被放了出来。出狱后，国民党给了他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闲职，实际上已经不再信任他。他成了一个被两边都"遗忘"的人。

1949年，南京解放。曾经风光无限的"杨登瀛"，已经穷困潦倒，在夫子庙摆旧书摊，靠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

1951年初，南京市清查国民党旧职人员，要求统一登记。

鲍君甫想，自己当年是给共产党做事的，不算"国民党旧职"，就没去登记。结果这一"拒不登记"，被当成"故意隐瞒身份"，直接抓了起来。

法庭上，审判长念出一条条罪状：担任过国民党调查科特派员，担任过南京反省院副院长……罪名一条条念下来，都够枪毙了。

鲍君甫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时，终于绷不住了。他挣扎着站起来，大声喊道：我不是特务！我救过共产党！陈赓能作证！

全场愣住了。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要共产党的开国大将给他作证？

主审法官鞠华觉得事情不简单，亲自给陈赓写了封信。一封电报发到北京，陈赓看到后，立刻回电确认。鲍君甫当场被释放，改判为管制一年。

管制期满后，鲍君甫的日子还是紧巴巴的。积蓄早已耗尽，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实在撑不下去了，1954年秋天，他鼓起勇气，给远在北京的陈赓写了那封求助信。信里没提过去的功劳，只是窘迫地诉说眼下的困难。

陈赓收到信后，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批示：每月补助鲍君甫生活费一百元，由南京市公安局执行。过了段时间，陈赓觉得一百块可能还不够，又主动加到了一百五十元。

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一家人吃饱穿暖。它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认可，一份生死之交的情义。

1956年3月，南京军区派专车把鲍君甫接到北京。阔别25年，他终于见到了陈赓、李克农、陈养山这些老战友。大家推杯换盏，不谈惊心动魄的往事，只问他衣食冷暖，还张罗着给他装了副好假牙。此后，陈赓每次路过南京，只要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可惜的是，这份平静没能持续太久。

六十年代，政治风暴再起。鲍君甫因为复杂的历史，再次受到冲击。审查人员反复要他"揭发"陈赓、李克农，他却始终一言不发。妻子急得直哭，他反倒很平静：老陈在的时候，不让我说假话；老陈不在了，更不能让人给他栽赃。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

临终前，他只对守在床边的子女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叛徒，周总理心里明白。

他没有说错。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拉着罗青长的手，逐一念出了一批在隐蔽战线上做出过贡献却未被公正对待的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三个字。周恩来叮嘱罗青长：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如今，那封泛黄的求助信和陈赓的批示，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里。一百块钱的分量，重过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