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汪伪政府"规模有多大?当时国际社会有哪些国家承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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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汪伪政权全史》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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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0日,南京城内彩旗飘扬,锣鼓喧天。

中华门外,一队队身穿国民政府军制服的卫兵列队而立。

南京国民政府大厦前,汇集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各界"代表"数千人。

上午十时整,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的陪同下,汪精卫身穿笔挺的中山装,缓步走上主席台。

这个曾经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豪迈诗句的革命志士,此时已成为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首脑。

会场内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但每面旗帜的右上角都缝制着一个黄色小三角,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这个刺眼的黄色标记,成为这个政权傀儡性质的明显象征。

汪精卫在台上发表演说,声称要"继承总理遗志","还都南京",建设"新中华民国"。

台下响起阵阵掌声,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掌声中缺乏真诚的热情。

这场所谓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标志着中国抗战史上一个特殊政权的诞生。

这个自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政权,在中国人民心中却有另一个名字——汪伪政府。

从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投敌"艳电",到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再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政权崩塌,汪伪政府存在了5年4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里,这个政权建立起了怎样的组织架构,拥有多大的实际规模,又获得了哪些国家的承认,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从革命志士到汉奸头子:汪精卫的投敌过程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番禺。

早年东渡日本求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

1910年,汪精卫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在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烈诗句,一时传颂天下,连审判他的肃亲王善耆也为之动容,最终改判终身监禁。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获释出狱,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长期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和文胆,孙中山逝世时的政治遗嘱正是由汪精卫起草。

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被视为党内二号人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和国军在正面战场的失利,汪精卫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相继失败,武汉会战的激烈进行,让汪精卫对中国抗战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以到昆明演讲为名离开重庆,先飞至云南昆明,随后转道越南河内。

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人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主张与日本议和,停止抗战。

这份电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国民政府立即发布通缉令,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但汪精卫已经踏上了不归路。

1938年11月,在汪精卫决定投敌之前,他已派遣高宗武等人到上海与日本方面秘密接触。

11月12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汪精卫的代表与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了秘密会谈,达成《日华协议记录》。

这份协议确立了双方合作的基本框架,为汪精卫日后的投敌行为奠定了基础。

1939年4月,在日本特务的秘密护送下,汪精卫等人从越南进入上海。

5月31日,汪精卫偕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日方代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陪同下,秘密从上海飞赴日本进行组府谈判。

在日本期间,汪精卫与日本政府高层进行了一系列密谈。

日本方面由影佐祯昭主持的"梅机关"负责具体协调工作。经过数月筹备,双方就成立新政府的各项条件达成一致。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决议,为成立伪政府做了组织和理论准备。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记国民党代表、维新政府代表、在野政党代表和社会人士代表共30余人。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等重要文件,正式决定成立"国民政府"。

3月30日上午,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国民政府还都"仪式。

汪精卫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同时发表《和平建国十大政纲》。这标志着汪伪政府的正式成立。

汪伪政府成立之初,在名义上仍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只是"代主席"。

这种安排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更多的正当性,试图表明南京政府是正统国民政府的延续。

直到1943年林森在重庆去世后,汪精卫才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二】庞大政府机构的全面建设

汪伪政府完全仿照重庆国民政府的体制,建立了看似完整的政府机构体系。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汪伪政府建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其职责包括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外交大计、财政经济计划,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各院院长副院长等重要人事任命。

根据《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周佛海任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任副秘书长。

委员总数设定为24-30人,分为当然委员、指定委员、延聘委员和列席委员四类。

当然委员由五院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担任;指定委员由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充任;延聘委员由汪精卫从其他政党和社会人士中指定;列席委员由除立法院外其他各院副院长充任。

从1940年3月到1945年3月的五年间,汪伪政府共组织了六届中央政治委员会。

每届委员构成大致为:当然委员5-6人,指定委员18-23人,列席委员2-3人,延聘委员10-12人。

汪伪政府设立了完整的五院制政府机构。行政院由汪精卫兼任院长,下设14个部和4个委员会。

各部包括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军部、军政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工商部、农矿部、铁道部、交通部、社会部、宣传部、警政部;各委员会包括赈务委员会、边疆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水利委员会。

立法院负责制定法律法规,虽然设立了完整的组织架构,但实际立法权极为有限。

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司法体系。

考试院下设铨叙部和考选委员会,负责政府官员的选拔和任用。监察院下设审计部,名义上负责监督政府运作。

按照日本的"分治合作"政策,汪伪政府设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与五院平级,受国民政府委托处理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的政务。

这个安排体现了华北地区在汪伪政权内部的特殊独立性。

汪伪政府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汪精卫兼任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

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航空署、办公厅、调查统计部等机构。

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萧叔萱等9人。

委员总数达到41人,这些人的履历表至今仍保存在历史档案馆中。

参谋本部由杨揆一兼任总参谋长,张琦元、覃师范、林泽民、熊一弼等分任各厅长。

军政部长由鲍文樾担任,次长为郑大章,柏桂林、徐英、张文源分任各司长。

海军部长任援道,次长李慧济。航空署最初由姚锡九负责,后改为空军司,由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担任司长。

汪伪政府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

调查统计部由李士群任部长,杨杰任次长。

这个机构自成体系,直接听命于日本方面,连汪精卫本人的控制也极为有限。

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为首领导。该组织在杭州、苏州、南京、蚌埠等日占区,以及沪杭、沪宁、津浦各铁路线设立了"区"、"站"等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整个日占区的特务网络。

汪伪政府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山东等省份,以及南京、上海、汉口、厦门等特别市。

实际上,除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形势较为完整外,其他省区往往仅占有少数县份。

此外,汪伪政府还设置了浙东行政公署、苏北行政公署、苏淮特别行政区等3个省级特别区,以及广州绥靖公署、武汉绥靖公署、开封绥靖公署等地方军政机构。



【三】军事力量的初期建设与发展轨迹

汪精卫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从决定投敌开始,就把建立武装力量作为重要目标。

但由于日本的严格限制和监控,汪伪政府在军事发展上面临诸多制约。

1939年春,汪精卫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军官训练团筹备处",由刘培绪从北平召来一批闲散军官和青年学员。

当年8月,该训练团在上海江湾正式成立,汪精卫自任团长,叶蓬任教育长,刘培绪任副教育长。

训练团下设五个大队,第一、二、三大队为军官队,约400余人,多为原国军军官;第四、五大队为学生队,约200余人。

汪精卫经常到训练团宣讲他的"和平救国论",试图从思想上争取这些军事人才的支持。

1940年3月,该训练团迁至南京。

汪伪政府成立后,多数团员被分配到军事机关工作,成为汪伪军事系统的骨干力量。

汪伪政府成立时,其军事力量主要来源于接收原维新政府武装,将维新政府绥靖军任援道所部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改编为南京和平建国军。

任援道因与日本海军关系密切,被委任为海军部长。

收编华北治安军,由日本顾问影佐祯昭移交华北治安军计七个旅和一个团,这些部队原属华北伪临时政府。

招收投降部队,收编了一些原国民政府军统游击队,编为两个步兵旅。

组建警卫部队,为保卫汪精卫等伪政府高官的安全,专门组建了警卫旅,这是汪精卫能够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

根据档案记载,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时,其军事力量总数为8.8万人。

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

4月4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江浙绥靖军总司令部,任道为总司令,管辖南京、苏州等7个绥靖区,下辖第二、三、四师,独立第八、九旅和教导旅。

5月25日,汪伪政府将由国民党散兵和地方团队组成的武装编为"和平保安军"和江浙水上保安队。

"和平保安军"总司令最初由陈良担任,后改为"和平同盟军",胡常英任总司令,下辖4个军。

为了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汪伪政府建立了一套军事教育体系。

1941年9月16日,原"中央军官训练团"改组成立中央军官学校,校址设在南京中山东路。

汪精卫兼任校长,刘启雄任教育长主持校务。学制三年,校训为"智深勇沉"。该校共招收2期学员,总计2000余人。

同时在武汉、广州设立分校,叶蓬、李讴一分别任教育长。

1940年5月在上海新龙华设立中央海军学校,海军部长任援道兼任校长,后由海军部次长姜西园兼任校长,徐沛任教育长,学制一年。

1941年5月在常州觅渡桥建校中央航空学校,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学制两年。

第一期62人毕业后,1943年6月改称"中央空军教导总队",1944年再次改称"中央空军学校"。

汪伪政府还组建了一些特种部队。

首都警卫军是汪伪政府的精锐部队,下辖3个师,总兵力约2万人,主要负责南京地区的"治安"和汪精卫等高官的保卫工作。

设立首都宪兵司令部,从华北调来300余人作为基础,负责军队内部的纪律维护和政治控制。

由周佛海控制税警总团,总兵力约1万人,主要负责税收征管和地方治安。组建江浙水上保安队等水上武装,负责内河和沿海的"治安"工作。

汪伪政府成立后的头两年,在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这仅仅是这个政权规模扩张的开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和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汪伪政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大批国民政府军队成建制投降,汪伪政府的军事力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与此同时,在国际战争格局重新洗牌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汪伪政府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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