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凡等: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与实现路径

王不凡,邓佳茹.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与实现路径[J].中国乡村发现,2025,(03):43-50.

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既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推进，更关乎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一论断明确了乡村振兴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4—2027年）》也将“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写入工作要点之中，进一步明晰了乡村振兴的建设方向。在此背景下，价值认同作为社会行动的精神纽带，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当全社会对乡村振兴的价值目标、实践路径形成广泛共识，才能凝聚起多元主体的参与合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价值认同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性实践，其可持续推进依赖于农民群体对“共同富裕”目标的价值内化与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破解“资本逻辑侵蚀乡土本体价值”现实困境的关键密钥，更是实现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精神性建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乡村的经济功能被边缘化、生态价值被低估、文化认同被弱化，导致城乡之间形成价值认知的断裂。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本质上是对乡村多元价值的重新发现与确认。价值认同可看作社会行动的“黏合剂”。乡村振兴涉及政府、市场、村民、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唯有在“为何振兴”“振兴什么”“如何振兴”等核心问题上形成共识，才能有利于乡村振兴政策的执行。

（一）经济价值认同

经济价值认同在乡村振兴价值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是实现乡村富裕的核心驱动力，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与实践创新，实现农民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内化与利益共享。这种认同意味着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诉求，对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型紧迫性与必要性的深刻认知，不仅体现在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追求上，更体现在对构建全产业链产业体系的长远规划之中。经济价值认同要求构建从劳动创造到收益分配的正向制度循环，通过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和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民的劳动投入转化为可感知的经济权益。

从实践维度审视，经济价值认同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破解资本逻辑与乡土价值的冲突，避免农民脱离土地的异化现象；其二，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增强经济活动的透明度与参与感，重塑农民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其三，在经济基础与文化传统的互动中，形成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发展伦理，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价值支撑与实践路径。经济价值认同的建构，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乡村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乡村振兴必须朝向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富裕，而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民在摆脱贫困之后，实现经济地位的根本性重塑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构，对经济价值的需求是首要的。

（二）生态价值认同

生态价值认同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乡村振兴中绿色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下，生态价值认同指向农民群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价值认知与主动守护，其本质是人与自然关系在乡村场域的辩证重构。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角度看，生态价值认同构成“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辩证统一的具体实践。这种认同不是对自然的工具化利用，而是通过生态路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核心在于确立农民作为生态主体的地位，使生态实践朝向价值驱动，在开发与保护的张力中构建起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态范式。这种认同的深化，本质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乡村化诠释，它通过生态主体的觉醒与生态实践的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生态基础与发展动能。

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价值认同根植于乡村独特的生态本底特征与城乡生态需求的互补性。乡村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与人文生态系统的复合载体，承载着传统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意识、轮作休耕的生态节律、有机种植的物质循环，这些构成乡村生态价值的内在基因。这种基因不仅维系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土壤肥力维持的生态功能，更形成区别于城市的生态特征，为乡村振兴提供不可替代的生态资本。当前，城市人口对乡村生态与田园生活的向往，本质上是工业化进程中生态赤字引发的补偿性需求。当城市居民将乡村视为“诗与远方”的精神栖息地，这种需求转化为对清新空气、有机食品、自然体验的消费诉求，而乡村生态价值认同正是满足这一诉求的内在基础。生态价值认同不仅守护着乡村的生态底线，更通过城乡生态需求的对接，促进实现乡村振兴的良性发展。

（三）文化价值认同

文化价值认同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守护精神家园、凝聚乡村力量的重要角色。乡村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乡村文化价值认同的内涵指向农民群体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觉承继与创造性转化。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角度看，文化价值认同构成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反作用的具体呈现：当农民将节气习俗、手工技艺、乡土建筑等文化符号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实践资源，文化认同便成为重构乡村社会关系、抵御文化同质化冲击的精神防线。这种认同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其核心在于确立农民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使文化实践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中构建起具有独立的乡村文化范式。

文化价值认同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乡村社会凝聚力的核心纽带，通过宗族记忆、节庆仪式等文化实践，维系着不同群体的情感联结与规则共识，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效弥补了现代乡村治理的规则短板；另一方面，它是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介质，在非遗保护、古村落活化等过程中，文化认同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实现文化基因的价值再生产与可持续传承。因此，文化认同为乡村振兴提供意义赋予功能，当农民将生态保护、社区建设等实践纳入文化传统叙事，发展行为便获得超越功利计算的精神动力。农民在文化实践中确认自身主体地位，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提供制度支持，市场通过文化消费反哺文化生产，最终形成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乡村发展新形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精神动能与文化生命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价值认同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构建，是经济、文化、生态、组织四维价值协同共生的系统工程，其实践路径以特色产业为经济载体、以文化创新为精神纽带、以“两山”理论为生态根基，形成整体性的价值认同体系。这一体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既强调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更注重发展过程的主体性参与，使价值认同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三者相互支撑、互为条件，共同构成乡村振兴价值认同的实践逻辑，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开花结果。

（一）以特色产业培育为核心驱动经济价值认同的实践转化

乡村经济价值的认同依赖于对地域资源独特性的精准识别与保护性开发。特色产业是乡村经济价值认同的物质载体，其培育需立足地域资源禀赋。例如，浙江省桐乡市以乌镇全域旅游为依托，充分利用乌镇本地资源禀赋开发旅游业，为周边群众创造了大量就业创业机会，成为推动就业增收、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乌镇通过“管线地埋”等创新模式，在保留古镇水乡风貌的同时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将历史遗产转化为旅游资产；通过引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戏剧节等重大活动，将“地方IP”升级为国际影响力，实现资源从“物理存在”到“价值符号”的转化。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经济化，实际上是赋予资源现代经济意义，使其成为市场认可的价值载体。

经济价值认同的可持续性需依托“利益共享化”机制，将经济收益与乡村主体需求绑定，通过“参与感”与“归属感”的强化，实现从“经济增长”到“社会认同”的价值巩固。乌镇模式的实践表明，利益共享需通过多维度策略实现，例如岗位优先与空间让渡、产业链延伸与农民增收，以及带动周边乡村横港村、陈庄村抱团组建乡村旅游公司，挖掘竹编、蓝印花布等非遗资源等措施，不仅提升了村民的经济获得感，更通过“发展成果由村民共享”的实践，使其从“发展旁观者”转变为“建设者”，进而巩固对乡村经济价值的认同。乡村经济价值的认同并非自然形成，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共享性机制主动建构，最终实现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同振兴。

（二）以文化传承创新为纽带推动价值认同的协同塑造

乡村振兴中文化价值认同的实践路径，需通过文化基因的原真性保护、现代性转化与社会性参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原真性保护是价值认同的基础，要求对乡村传统村落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方性知识进行系统性保护，通过古建筑修复、技艺传承人培育等方式，在尊重历史肌理的前提下保留文化根脉，避免因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文化断层。现代性转化是价值认同的动力，需将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与现代需求结合，例如通过非遗工坊建设、数字化传播等手段，推动非遗技艺从静态展示转向生活化应用，或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增强参与者的文化感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解码。社会性参与是价值认同的巩固，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赋能、社会共建的多元参与格局。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支持搭建非遗保护平台，市场通过品牌运营提升文化经济价值，社会通过社区参与强化文化归属感，从而形成文化认同与行为参与的良性互动，使文化保护从外部输入转向内生驱动，实现乡村文化从传统遗存到现代价值的认同跃升。

乡村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文化价值认同建构需通过多维度、立体化的实践路径实现价值内化与外化。以宁海县乡村振兴实践为典型样本，文化价值认同的培育呈现出鲜明的保护、传承、创新特征。强蛟镇峡山社区通过打造非遗旅游景区与国家级传统村落，构建起海洋文化活态传承体系：依托“中国十大最美湿地场馆”与华东首座民间海洋生物博物馆，将渔民号子、船模制作等非遗技艺融入沉浸式展陈与文创开发，既实现传统技艺的当代转译，又通过文化消费场景的营造增强参与者的价值共鸣。梅林街道花园社区则聚焦文化符号的体系化建构，通过村史馆等空间载体系统梳理千年古村文脉，将宗族文化、耕读传统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场景，这种具象化表达既强化了村民的乡土认同，也构建起对外传播的文化IP。更深层次的实践突破体现在深甽镇“南溪楠小院”开创的庭院文化经济模式，该模式通过传统庭院空间与现代经营理念的有机融合，创造城乡文化对话的新型场域。非遗活态传承、文化符号建构、城乡互动创新，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价值认同的立体化实现框架，既守护了文化根脉，又赋予其时代生命力。

（三）坚持以“两山”理念引领生态价值认同的内生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乡村各地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不断实践中深化“两山”理念的生态价值认同。“两山”理念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内核，内在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将生态保护从被动约束转化为主动选择。这一理念通过制度创新与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生态价值从观念认同到实践认同的跨越。例如“两山”理念诞生地安吉余村通过建立矿山修复基金和生态旅游收益反哺机制，将环境治理成本与产业发展收益挂钩，形成“破坏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的良性循环。在价值转化路径上，需突破传统资源观的局限，将生态要素纳入资本化运作体系，通过碳汇交易、生态产权抵押等金融创新，使空气、水流、森林等自然资本成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余村实践表明，当生态保护与村民收入增长形成正相关时，环境治理就会从“政府要我干”转变为“我自己要干”，这种内生动力机制正是生态价值认同的核心要义。

生态价值认同的深化需构建从观念到实践的动态转化机制。这一过程需突破传统环境治理的外部规制逻辑，转向以利益共享为基础的实践理性建构。通过建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将环境治理成本内化为产业发展收益。金融创新工具如碳汇交易、生态产权抵押等，将自然资本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形态，推动生态价值从抽象概念向具体经济价值的显性转化。当环境治理行为与个体经济利益形成稳定预期时，生态保护将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选择，这种价值内化机制正是生态认同的实践根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并非单向度的制度安排，而是需要持续培育社会主体的环境责任意识，通过参与式治理强化个体对生态价值的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最终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升华，构建生态价值认同的持续再生产体系。

三、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建构，在实践层面仍面临多重结构性矛盾与动态性挑战。这些挑战既源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中的历史惯性，也与城乡关系重构中的利益博弈密切相关。唯有系统解析挑战背后的深层逻辑，才能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推动价值认同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实践合力。

（一）三个方面的挑战

在经济价值认同层面，通常面临着资本逻辑与乡土本位的结构性矛盾。在城乡要素流动加速的背景下，部分工商资本以规模经营为名行土地兼并之实，通过长期租赁、股权合作等方式控制农业产业链，导致小农户在收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资本下乡”模式虽然带来短期资金与技术，却可能削弱农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使农民沦为“产业工人”而非发展主体。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将农地转为非农用途以获取短期收益，冲击了“以农为本”的乡土传统。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产业选择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地区盲目跟风发展网红产业，导致市场饱和与资源浪费，这种外生驱动模式难以形成持续竞争力，更无法培育农民的经济主体意识。

在文化价值认同层面，通常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城市化导致的乡村人口外流使传统节庆、手工艺面临失传风险，年轻一代对乡土文化的功利性计算加剧了文化空心化现象。部分地区虽启动非遗保护工程，但存在重申报轻传承的倾向，传承人老龄化与后继乏人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文化复兴项目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异化，某些古村落开发过度强调网红打卡属性，仿古建筑群沦为空壳景观，民俗表演变为程式化演出，导致文化内涵被娱乐化消解。这种文化表层化现象折射出深层认知矛盾：如何在保持原真性的同时实现现代转化，成为文化价值认同的关键挑战。

在生态价值认同层面，则面临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张力。部分地区在生态红线划定中还存在“一刀切”现象，如禁止一切开发活动的绝对保护模式，导致社区居民失去传统生计来源，加剧了“要我保护”的被动心态。而另一些地方则以生态为名行开发之实，打着生态旅游旗号建设高强度开发项目，造成伪生态建设泛滥。这种矛盾折射出生态价值认同的新问题，即环境治理仍停留在政策规制层面，未能内化为社会主体的自觉行动。更为隐蔽的挑战在于技术依赖，某些解决方案虽提升短期效益，却弱化了传统生态智慧。

（二）应对策略

第一，以党的领导强化价值认同的政治引领。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党的领导是凝聚价值共识的核心纽带。经济价值认同需通过政策杠杆引导资本下乡与农民利益深度绑定，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责任田”“干部包户”等制度，让干部成为农民利益的直接代言人，在产业发展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化价值认同则依托党组织搭建传承平台，通过党员带头学非遗、老艺人传帮带等举措，让传统技艺在社区内部活态传承，避免文化保护沦为外部展示的橱窗工程。生态价值认同方面，党组织牵头建立"村级生态档案"，将山水林田湖草保护纳入干部考核，推动环境治理变为村民自觉。以统筹兼顾的方式，确保三大价值认同在发展中保持正确方向，避免生产异化、文化空心化、生态功利化等倾向。

第二，以“双创”实践激活价值认同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价值认同注入持久动力。在经济领域，推动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例如将节气农事规律转化为数字化种植模型，既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又强化农民对传统经验的认同感。文化领域则通过“非遗+文创”等跨界实践，让传统技艺成为时尚单品，使年轻人在消费中重新认识乡土文化的价值。生态领域要更加强调“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的现代应用，例如借鉴轮作休耕理念发展生态农业，既保持土壤肥力，又打造高端农产品品牌，深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振兴发展。在人才价值的实现方面，通过“新农人培育计划”吸引青年返乡，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讲述乡村故事，构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桥梁，使价值认同突破代际隔阂，形成全社会的情感共鸣。

第三，以整体实践推动价值认同的深度融合。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建构，需突破单一领域视角，构建经济、文化、生态三大价值的系统性协同。这就要求在实践中统筹经济、文化、生态目标，在资源分配上兼顾短期效益与长期价值，通过交叉协同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发展合力。要通过整体规划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农民可感知的获得感。更重要的是，要将高质量发展要求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这种整体实践不仅可以实现三大价值的互促共进，更有利于通过实践参与让农民成为发展的主人，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确认主体地位，在文化传承中重拾乡土自信，在生态保护中领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谛，从根本上巩固价值认同的内生基础。通过持续的实践探索，让价值认同从理念转化为行为习惯，在代际传承中构建乡村振兴的文化软实力，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四、结 语

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精神基础，其核心是在经济、文化、生态等维度形成共识，为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思想支撑。从学理逻辑看，价值认同是破解乡村振兴“动力不足”“方向偏离”的关键；从实践路径看，需以“两山”理论、“千万工程”为指引，通过生态转化、产业培育、文化创新、党建引领等方式，将价值认同转化为具体行动；从现实意义看，这一问题域的探究将有利于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未来，乡村振兴价值认同的构建需要长期坚持，既要避免急功近利，也要防止脱离实际。唯有在实践中不断强化价值共识、优化实现路径，才能让乡村真正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王不凡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邓佳茹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