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关于恢复汪维恒中共党籍的批复》《丰碑——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百年百名英烈：张秋人》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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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下午3时，上海全境解放。经过16天激战，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在原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的办公大楼里，一场重要的权力交接正在进行。
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财政处处长顾准，正在与原财政局的高级官员们逐一办理移交手续。
担任财政局长的汪维恒，这位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高级官员，始终配合着各项交接工作的进行。
当天下午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洒在桌案上，各种账册、印章、钥匙在桌上整齐排列。
随着最后一份交接清单的签字完成，在场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散去。
就在此时，汪维恒走向顾准，神色凝重地示意希望能够单独谈话。
顾准点头同意后，汪维恒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才开口。
这位国民党财政局长即将吐露的秘密，将彻底改变顾准对眼前这个人的全部认知。
【一】震惊的身份坦白
汪维恒向顾准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
这位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上海财政局长，竟然是一名1924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党龄已有25年。
汪维恒原名汪益增，1896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汪家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
他的父亲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全家生活极为困顿。
1917年，21岁的汪维恒为了维持生计，在诸暨县渔山小学担任小学教师，微薄的薪水勉强能够糊口。
1918年，不甘于现状的汪维恒决定改变命运，他前往上海法文翻译学校求学。
在那个年代，掌握外语技能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
汪维恒在上海求学期间，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这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9年，汪维恒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
他放弃了继续学习外语的机会，转而投笔从戎，考入了北京军需军官学校。
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军队的后勤管理人才，课程包括军需管理、财务会计、物资采购、仓储管理等专业知识。
汪维恒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异，为他日后在军需系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汪维恒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军需军官学校第四届毕业，随即被分配到浙江慈溪县的浙军部队，担任营、团级军需官。
在军队中，他主要负责部队的给养供应、装备采购、财务管理等具体工作。
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汪维恒很快在部队中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
1924年，汪维恒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到来了。
通过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秋人的介绍，汪维恒与杨眉山、周天僇、许汉城三人一起，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四个人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们的入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宁波地区的正式建立。
张秋人是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与汪维恒是老乡。
张秋人早年就学于绍兴越材中学和宁波崇信中学，1921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组织者和宣传家，曾任团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江浙皖区兼上海地方执委会秘书等重要职务。
张秋人在建立江浙地区的党团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参与了宁波、芜湖等多个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工作。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根据党的统一部署和具体安排，汪维恒按照组织决定，以个人身份跨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这种"跨党"的组织形式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许多共产党员都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早期革命活动与考验
1925年，汪维恒积极投身于当时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
他充分利用自己在浙军中的职务便利和人际关系，为革命事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同时，他还积极协助张秋人在宁波及周边地区发展党的组织，物色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壮大革命队伍。
在张秋人的具体指导下，汪维恒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
他学会了如何与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如何在保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如何在公开工作与秘密活动之间保持平衡。
这些宝贵经验为他日后长达21年的潜伏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汪维恒所在的浙军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号召，准备开赴前线参加北伐战争。
然而，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政治局势复杂多变，这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浙军在与北洋军阀部队的交战中遭到重大失败，部队被迫撤退。面对这次挫折，汪维恒选择脱离军队，返回家乡诸暨。
1927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
不久，汪维恒接受了一项既公开又秘密的重要任务。
中共浙江省委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正式任命，委派汪维恒担任浙江台州区党务特派员。
他的公开任务是前往台州、黄岩、临海、温岭等县，以国民党党务工作者的身份，整顿当地混乱的国民党组织，改组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建立新的领导班子。
但汪维恒同时还承担着更加重要和机密的使命。
他要利用整顿国民党组织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在这些地区秘密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
他需要在当地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中发现可靠的革命同志，逐步发展壮大党的组织。
这项工作要求汪维恒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组织能力。
他既要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获得当地国民党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又要在暗中开展共产党的工作，而且绝对不能让两种身份产生冲突或暴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这一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国共合作的政治格局，也使得像汪维恒这样的共产党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命危险。
白色恐怖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全国各地，浙江各地的共产党组织首当其冲遭到严重破坏。
许多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被捕入狱，不少人惨遭杀害。整个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
面对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汪维恒没有选择逃避或退缩。
1927年9月，他毅然返回家乡诸暨，与陈兆龙、金城、宣侠父以及自己的弟弟汪益堃等革命同志一起，组建了第一届中共诸暨县委员会。
汪维恒在新成立的县委中担任委员和组织部长职务，主要负责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发展新的党员，恢复和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比他小6岁，1902年出生。
在兄长的引导和影响下，汪益堃于1925年由汪维恒和华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兄弟二人在革命事业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成为当地党组织中的重要骨干力量。
【三】被迫潜伏的历史选择
1928年春天，国民党当局的"清党"行动进一步升级，对共产党组织的镇压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
浙江全省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基层党组织被完全摧毁，大批党员干部被捕牺牲。
诸暨县的情况尤其严重，几次试图组织的武装暴动都以失败告终，全县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消失，革命斗争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
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1928年5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慎重决定和统一部署，汪维恒接受了一项极其特殊而又异常艰巨的历史使命——潜伏到国民党的军需系统内部，开展长期的隐蔽斗争工作。
这个决定对汪维恒来说意义重大。
它意味着他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公开身份，从此以后要以国民党军官的面目示人，在敌人的心脏部门工作和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种潜伏工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料需要持续多长时间，也没有人能够保证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暴露身份。
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身份需要，汪维恒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重要决定——改名。
他将沿用多年的原名"汪益增"正式改为"汪维恒"。
这个新的姓名饱含着他内心深处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维持信仰，恒久不变"。
无论今后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险恶环境，他都要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永远不背叛党的事业。
汪维恒开始了漫长而充满风险的潜伏生涯。
他首先通过自己在北京军需学校学习时期的老师陈良的关系网，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军需系统。
陈良当时在南京中央军校担任经理处处长，是军需系统内部的重要人物。
陈良对汪维恒在军需专业方面的扎实功底和突出能力早有了解，很愿意为这位得意门生在仕途发展上提供帮助和支持。
在陈良的推荐和引荐下，汪维恒顺利进入了南京中央军校的经理处工作。
他从最基层的职位开始做起，凭借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出色的工作能力以及极其谨慎细致的处事风格，在军需系统内部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职业声誉和人际关系。
同事们都对这位新来的汪军官印象深刻：他业务水平高超，工作态度认真负责，为人处事低调稳重，从不与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也不参与各种政治派系的斗争。
更难得的是，他在金钱方面非常清廉，从不贪占公款，生活作风也很朴素，与当时军需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1年以后，汪维恒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认可，他被调往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担任科长职务。
洛阳分校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人才培训基地，承担着为军队培养各级军官的重要任务。
汪维恒在这里主要负责学员的生活后勤保障和日常管理工作，工作范围涉及食宿安排、物资供应、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
在洛阳分校工作期间，汪维恒的组织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他建立了一套科学有效的后勤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为学校节约了大量经费。
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职务和军衔都在稳步提升。
1937年8月13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淞沪会战打响。
这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正面战场作战。
汪维恒作为军需系统的重要官员，直接参与了这场重要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他负责协调前线部队的给养供应、弹药补充、装备维修等关键工作，为战役的进行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撑。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汪维恒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责任感。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确保前线部队能够及时得到各种必需的补给。虽然身份特殊，但他在抗日救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汪维恒被调入胡宗南部担任重要的军需工作。
胡宗南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他的部队主要驻守在西北地区，担负着重要的战略防务任务。
汪维恒在胡宗南部工作期间，职务得到了显著提升，最终担任了国民党军政部第一军需局少将局长这一高级职务。
【四】家族革命传统的延续
汪维恒的弟弟汪益堃在革命道路上也有着重要的经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迫分散隐蔽。
汪益堃在坚持革命活动到1927年6月后，前往宁波寻找兄长汪维恒。
根据浙江省委的具体指示和安排，汪氏兄弟于当年9月一起返回诸暨，参与重建当地的党组织。
1929年春，诸暨地区多次组织的暴动都以失败告终，当地的党组织几乎完全消失。
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汪益堃前往南京寻找已经在那里工作的兄长汪维恒。
汪维恒当时已经按照组织决定，于1928年8月撤离诸暨来到南京，通过老师陈良的关系成功进入国民党军需部门工作。
汪益堃到达南京后，汪维恒为弟弟安排进入南京军需学校会计统计班学习。
这是一个专门培养军需财务人才的专业班次，课程设置包括会计学原理、统计方法、财务管理、审计实务等内容。
汪益堃学习认真，成绩优秀，1934年顺利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政部工作，担任会计长陈良的副官。
1937年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战局的发展变化，国民党政府机关开始从南京向大后方转移。
汪维恒兄弟二人同时随军政部机关迁往重庆。这次迁移使他们有机会在党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938年，根据工作需要，汪维恒被派往西安担任军政部第一会计处处长和西北军需局局长等重要职务。
而汪益堃则继续留在重庆，担任军需署人事科科长。
兄弟二人一个在西安，一个在重庆，分别在国民党军需系统的重要岗位上工作。
这种工作安排为兄弟二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们可以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和人际关系，在不同地区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两人可以相互配合，交流信息，提高工作效率。
在西安工作期间，汪维恒遇到了一个重要机遇。
他与当时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的宣侠父重新建立了联系。
宣侠父是汪维恒的老同志，两人早在1927年诸暨时期就一起工作过，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和相互信任。
宣侠父，1896年出生于浙江诸暨，与汪维恒是同乡。
他早年投身革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重要干部之一。
1927年参与组建中共诸暨县委，与汪维恒等人一起工作。
后来宣侠父参加了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抗战爆发后，宣侠父奉命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
通过宣侠父这个重要联系人，汪维恒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史永。
经过严格细致的身份核实程序和背景调查，1938年，汪维恒终于重新与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
在与组织失去联系整整十年之后，汪维恒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这对他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重新建立组织关系后，汪维恒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和具体任务。
他要继续以国民党军需系统高级官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秘密任务。
这些任务主要包括：收集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必要的物资支援，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同志，以及其他有利于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活动。
从此，汪维恒兄弟二人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利用各自在国民党军需系统中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工作。
他们紧密配合，相互支援，为八路军的军需补给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顾准听完汪维恒关于自己25年革命历程的详细叙述后，这位经验丰富的财政专家内心震撼不已。
一个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高级官员，竟然有着如此复杂而传奇的革命经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和想象。
就在顾准以为这次谈话即将结束时，汪维恒突然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用油纸仔细包裹的小包裹。
他的手微微颤抖着，神情变得异常凝重。
当汪维恒缓缓打开这个包裹，露出里面一叠泛黄的纸张时，顾准注意到这位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老革命家眼中竟然闪烁着泪光。
而当顾准看清楚这些纸张上密密麻麻记录的内容时，他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背后，隐藏着一个足以改变整个上海解放后经济格局的惊天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