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内部之争”的解决，预示了党的最高领袖非毛主席莫属

“红四军内部之争”的解决，预示了党的最高领袖非毛主席莫属！

毛主席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并非一件事情促成，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红四军内部之争”的解决，预示了党的最高领袖非毛主席莫属！

1928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和朱德等人的经营下，已经发展到了全盛时期。随着中央红军的日渐壮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不适应更长远的发展需要。

同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重兵开始围剿井冈山。在这种主观发展和客观破局的需要下，毛主席和朱德主动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多人撤出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10日，毛主席和朱德率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大捷后，于2月17日抵达东固，在此休整了一个星期。下旬，敌军三个团尾随逼近东固，毛主席率军撤出东固以打圈子的办法甩掉敌人。

恰好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央建议，红四军可以开到闽西来。在闽西，毛主席和朱德率红四军很快攻下长汀城，开始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把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转战赣南闽西、创建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一直过得相当艰苦。在红四军内部甚至是领导层中，在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这个问题上，爆发了激烈且持久的争论。

这场争论是由刚从苏联回国，就被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引起的。他一到红四军就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主席的一些正确主张不分场合地任意指责。

在当时，就连党内高层都习惯于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很多干部也沾染了这种严重的教条主义毛病，刘安恭也是其中之一，他用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作为工作标准。

他怎么看，怎么觉得毛主席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再加上刘安恭年轻气盛、自信满满，瞧不起毛主席从实际出发搞出来的那一套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关于军队建设——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上。

1929年5月底，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此次会议上，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就爆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不是要设立军委。

在争论中，不少人指责毛主席担任书记的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给毛主席扣上了“书记专政”和“家长制”的帽子。毛主席坚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

在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的形势下，有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就不需要再设立军委这样重叠的机构。那种坚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设立军委的主张，实际上就是闹分权。

但这次会议的争论太激烈，没能形成统一意见，导致毛主席担任的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6月，毛主席以书面辞职为反抗，才使得会议最终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虽然被免除了，但这场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继续扩大到一般指战员中，情况还变得更严重了，前委要求争论双方各写一篇文章来表明自己意见。

毛主席在文章中，把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具体原因归纳为14个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其实已经系统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必须坚持的一系列根本原则。

毛主席写的这篇文章，半年后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底稿和蓝本，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底稿。

但在7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得到会议的确认，反而错误地给毛主席“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毛主席的前委书记一职也落选，当选前委书记的人成了陈毅。

对这一结果，毛主席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还表示，将来自然会证明这次会议上对他个人的许多批评是不正确的。会后，毛主席被迫离开红四军，到了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在后方，毛主席患上严重疟疾，一边治病，一边指导地方工作，一边继续深入思考这次争论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这段时间，受命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向中央详细汇报这次争论。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成立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组成的三人小组，专门商讨解决此事。经过三人多次讨论，帮助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终，在周恩来8月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基础上，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一封新的指示信，并于9月底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指示信就是“九月来信”，这封信由返回福建的陈毅随身带回。

“九月来信”彻底平息了这场争论，充分肯定了毛主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以及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要求维护毛主席和朱德的领导，并明确指示，毛主席应仍然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陈毅回来后，把毛主席请回前委主持工作，并诚恳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诚恳地表示，他在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而写过一些伤感情的话，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和隔阂得以消除。

12月底，中共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形成了由毛主席起草的8个决议，这些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系统地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在当时，不论是身处对敌作战一线的朱德、陈毅，还是位居党中央的周恩来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毛主席这样，提出这么一系列完整的、成熟的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而这次“红四军内部之争”的解决，其实就是一次预示，预示了党的最高领袖非毛主席莫属！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预示的正确性，因为，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一直到革命胜利，成立新中国，在这22年间，党内几乎所有重大的军事、政治、土地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建立，毛主席都是发挥主要和核心的作用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