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5月18日，重庆歌乐山。
这一天，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知了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着。
突然，“砰”的一声脆响，硬生生划破了这个湿热的午后。
渣滓洞那个绰号“猫头鹰”的看守长徐贵林，就这样倒在了血泊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但这颗子弹的威力，可不光是要了徐贵林的命，它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几公里外白公馆里那些大人物的心口上。
关在这里的都不是一般人，国民党上将王陵基、中将宋希濂，还有少将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会儿一个个脸色惨白，跟丢了魂似的。
他们心里都明白，爪牙已经被剁掉了，是不是该轮到这一屋子的虎狼了？
这种恐惧可不是他们自己吓唬自己。
就在几天前，重庆军管会的侦察员孙曙，那个亲手参与抓捕行动的狠角色，刚把这帮曾经呼风唤雨的大佬送进了改造所。
那时候，白公馆才刚挂牌叫“第二看守所”，专门就是为了收容这批在西南地区作威作福的顶级战犯。
要说对徐贵林的死反应最大的，那还得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区长徐远举。
那天下午，预审员也就是照例找徐远举核对一下审讯笔录。
可谁知道，这刚听到传唤声，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竟然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软得根本站不住。
他满脑子全是徐贵林倒在血泊里的画面，认定这也是自己上路的日子了。
到了晚上，白公馆的监舍里安静得吓人，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徐远举缩在铺位的角落里，一晚上从噩梦里惊醒了两次，冷汗把衣衫都浸透了。
醒来之后他也不敢动，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得像两个黑窟窿。
同样被吓破胆的，还有他的老搭档周养浩。
说起这俩人，那可是江湖人称“军统三剑客”的主儿。
表面上看，他们是同僚，可实际上呢？
那简直就是一对冤家。
徐远举打心眼里看不起周养浩，背地里骂他“空有个少将牌子，一点少将风度都没有”，说他不过是靠着裙带关系巴结毛人凤才上位的软脚虾；周养浩也不是省油的灯，反唇相讥骂徐远举是“五大三粗，不学无术”的莽夫。
平日里这两人斗得乌眼鸡似的，可在这死亡阴影的笼罩下，这份互撕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
同在一个监舍的沈醉，在回忆录里就把这荒诞的一幕给记下来了。
您猜怎么着？
每当外面群众祭扫烈士陵墓，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时，这三个手上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就会本能地缩成一团，死死地贴着墙壁，恨不得钻进墙缝里去。
徐远举那个标志性的鹰钩鼻上，不停地往下滴着清鼻涕和冷汗。
他这时候哪还有半点特务头子的威风？
只会机械地用袖子去擦，嘴唇哆嗦着，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在放风的时候，徐远举曾经指着白公馆外面那片山沟，那片曾经埋葬过无数革命烈士的山沟，绝望地对沈醉说：“你我将来就和过去被我们杀害的人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其实，徐远举的绝望那是一点都不冤。
他太清楚自己干过什么缺德事了，枪毙他一百次都不足以抵偿他的罪孽。
而这种绝望的气氛，就像瘟疫一样，也传染给了他们的“长官”——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
王陵基这人，绰号“王灵官”，在四川军阀里那可是资格最老的一位。
别看他这会儿在狱里惶惶不可终日，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那个能让重庆小孩子听了名字就不敢哭的恶魔。
在“反共”这件事上，他和徐远举配合得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徐远举负责抓人，王陵基负责杀人，这俩人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黑白无常。
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王陵基曾经亲自指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四九血案”。
他在回忆录里自己都承认，当时他给警卫队下的死命令是：“爬进一个捆一个！”
在那场浩劫里，他的卫士用驳壳枪猛戳女学生的下身，鲜血流了一地，受害者痛得在地上乱滚，而这位上将呢？
他就在一旁冷眼旁观，仿佛看的不是人命，而是草芥。
除了屠杀学生，华蓥山游击队的覆灭、岳池县新三中学的血腥镇压，每一笔血债，都清清楚楚地记在他的头上。
所以，当徐贵林这个“执行者”被枪决后，身为“决策者”的王陵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他不服管教的嚣张气焰瞬间就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末日的死寂等待。
他心里明镜似的，按照他犯下的这些罪行，那个刑场上早晚得给他留个位置。
可偏偏在这群惊弓之鸟里，有一个人的恐惧显得有些“多余”，这人就是中将宋希濂。
宋希濂那是抗日名将，但也在这场政治漩涡里陷得太深了。
他之所以认定自己必死无疑，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那个没来得及实施的“撤退计划”。
被捕前，他和胡宗南策划要把三十万大军撤退到滇缅边区，企图利用外部势力长期危害祖国。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那真是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这种沉重的心理包袱，让他把自己直接划到了徐远举、王陵基他们那一挂里去了。
他以为自己也是必死之人，却不知道历史给了他一个转机。
这层窗户纸，最后是被陈赓将军给捅破的。
当陈赓来到战犯管理所，看望这些昔日的黄埔一期老同学时，宋希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有想象中的严刑拷打，也没有疾言厉色的斥责，有的只是老同学之间的叙旧。
回到监舍后，宋希濂兴奋得像个孩子，绘声绘色地向其他人描述：“不仅见了面，还喝了酒，吃了好菜！”
那一刻，白公馆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宋希濂的经历，就像是在这群等死的人面前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到了一丝光亮。
虽然徐远举和王陵基依旧在恐惧中煎熬，但历史的车轮，已经轰隆隆地转过了最血腥的那一页。
1950年的那个五月，对于白公馆的战犯们来说，既是地狱，也是炼狱。
徐贵林的死，就像一记重锤，彻底敲碎了他们心中最后那点侥幸。
它清晰地告诉所有人：无论你肩上扛着几颗星，无论你曾经多么不可一世，在正义的审判面前，谁都没有豁免权！
恐惧，不过是他们必须付出的第一笔利息罢了。
至于最后的清算，历史自有它的安排。
有些人虽然当时没有走上刑场，但在那漫长的改造岁月里，每一天的良心拷问，或许比那一颗子弹来得更加漫长，也更加深刻。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哪怕是迟到了八年的公审，哪怕是几十年后的忏悔，那都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也是对那些冤魂最好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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