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秀英啊，不是二婶那张嘴不饶人，这大年三十的，是个男人都要往家里奔。”
二婶王春花磕着瓜子，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嘴角的瓜子皮飞得老远。
“你说你那包工头男人，该不会是有了钱，在外面有了别的家吧？”
我坐在沙发角落，手里紧紧攥着那部屏幕都有些磨损的手机，手心里全是冷汗。
电视里正放着喜庆的新闻，可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只觉得胸口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就在我准备起身回房躲避这尴尬时，电视里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01
腊月三十的吉林老家，窗外的北风呜呜地刮着，像是要把这窗户纸都给捅破了。
屋里虽然烧着暖气，热乎乎的，可我这心里头，却像是掉进了冰窟窿，拔凉拔凉的。
我叫崔秀英，今年四十六了，是个二婚女人。
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二婚不仅仅是搭伙过日子，更是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伴儿，图个后半生的安稳。
我的头婚过得并不好，前夫是个酒蒙子，喝多了就动手，我忍了十年，最后带着一身伤净身出户。
那时候我想着，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一个人过也没啥不好的。
可老天爷大概是看我前半生太苦，让我在工地上遇见了耿铁柱。
铁柱比我大四岁，是个包工头，手底下带着几十号兄弟，虽然是个粗人，皮肤晒得黑黢黢的，但他心眼实诚。
我也不是没犹豫过，毕竟他是个干工程的，常年在外漂泊，能不能顾家是个大问题。
但他那次为了给我过生日，大半夜跑了三个县城给我买那个我随口提了一嘴的红围巾，我就知道，这男人靠得住。
结婚这两年，铁柱确实没亏待我，赚了钱都交给我保管，对我那个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视如己出。
日子本来过得挺顺心的，可今年这年关，却过得让人心里发慌。
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腊月二十七那天，铁柱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风声很大，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还有些喘。
“秀英啊，今年过年……我可能回不去了。”
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手里的饺子皮都掉在了地上。
“咋了铁柱？出啥事了？不是说好了今年陪我回娘家过年吗？”我急切地问。
“工地上……有点急事，必须要处理，走不开人。”铁柱支支吾吾的，没说太细。
“啥事能比过年还重要啊？是不是工程款没结清？还是哪里出问题了？”我追问道。
“哎呀，你就别问了，反正钱我都打你卡上了，你自己买点好吃的，替我给咱爸妈赔个不是。”
说完这句话，还没等我再多问两句，电话那就挂断了。
再打过去，就是关机。
从腊月二十七到大年三十，整整三天，他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我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难安，既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事，又忍不住胡思乱想。
难道真像别人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怎么压都压不住。
没办法，年还得过，我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回了娘家。
娘家的气氛本来是挺好的，大哥大嫂都在忙活着贴对联、挂灯笼。
可随着二婶王春花的到来，这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变得浑浊了。
二婶这个人，是我们家族里出了名的“大喇叭”和“势利眼”。
她那个女婿在城里事业单位上班，虽说工资不高，但在她眼里那就是人上人，体面得很。
相比之下，我嫁给铁柱这个“满身水泥味”的包工头，在她看来就是掉进了钱眼儿里。
这不，年夜饭还没开始，她就已经把我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
“哎哟，秀英啊，怎么就你自己回来的？你家那个大老板呢？”
二婶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嗑着瓜子，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精明和嘲讽。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一边帮大嫂摘菜，一边小声说：“工地有急事，走不开。”
“急事？”二婶撇了撇嘴，声音拔高了八度，“大过年的能有啥急事？工地不都停工了吗？”
“我看啊，这不是急事，是心里没这个家吧。”
旁边几个亲戚听了，也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
那些眼神里，有同情，有疑惑，但更多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探究。
我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二婶，您别瞎说，铁柱不是那种人。”我低着头，极力辩解着，可声音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不是那种人？秀英啊，你还是太年轻，太单纯了。”二婶把瓜子皮往地上一吐，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
“现在的包工头，哪个不是花花肠子？手里有点钱，腰杆子就硬了。”
“你想想，他以前是个光棍，好不容易娶了媳妇，按理说得把你捧在手心里才对。”
“这才结婚两年，过年就不回家，电话还关机，这里面能没猫腻？”
二婶的话，就像一根根毒刺，精准地扎在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
我想要反驳，可铁柱电话关机是事实，他不回家也是事实。
我甚至连他在哪、在干什么都不知道，拿什么去堵住二婶的嘴？
大嫂看我脸色难看，赶紧打圆场：“行了二婶，大过年的少说两句。铁柱那是干大事业的人，肯定是有正事耽误了。”
“大事业？”二婶冷笑了一声，“真正的大事业那是为国为民，他一个盖房子的，能有多大事业？我看八成是躲债，或者是被哪个小妖精给缠住了。”
这句话一出，屋里的气氛更尴尬了。
我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死死咬着嘴唇，不让它掉下来。
我不能哭，哭了就代表我心虚，就代表我承认了二婶的话。
可是，铁柱啊铁柱，你到底在哪里啊？
你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真的像二婶说的那样，变心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放下手中的菜，走到院子里想透透气。
院子里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
我拿出手机，再一次拨打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冰冷的机械女声，让我的心彻底凉透了。
我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对我说：“秀英，以前让你受苦了，以后跟着我，我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那个承诺，言犹在耳。
可现在，我独自一人站在寒风中，面对亲戚的冷嘲热讽，你在哪呢？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钱，为了别的女人，那我崔秀英这双眼睛，就算是彻底瞎了。
就在这时，屋里传来了大哥喊吃饭的声音。
“秀英！快进来吃饭了！别在那吹冷风了！”
我抹了一把脸，整理了一下情绪，转身走进了屋。
不管心里多苦，这顿年夜饭，还得吃。
哪怕是含着眼泪，我也得把它咽下去。
但我不知道的是，这顿饭，注定是吃不踏实的。
而更大的风暴，正在饭桌上等着我。
02
饭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这是大哥大嫂忙活了一整天的成果，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
可我坐在那里，看着满桌的好菜，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我的位置被安排在二婶旁边，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二婶的女婿，那个在城里上班的小伙子，叫刘伟，正慢条斯理地给二婶倒酒。
“妈，您尝尝这个虾，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海边带回来的，新鲜着呢。”刘伟一脸讨好地说。
二婶笑得合不拢嘴，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哎哟，还是我女婿孝顺，知道心疼人。不像某些人，找个男人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这话不用点名，大家也知道是在说谁。
我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有些发白。
大哥有些看不下去了，端起酒杯说：“来来来，大过年的，咱们举个杯，祝咱们全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大家纷纷举杯，我也跟着举起杯子，抿了一口饮料。
放下杯子后，二婶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我。
她夹了一块排骨，一边啃一边斜眼看着我：“秀英啊，不是二婶多嘴。当初你嫁给那个铁柱，我就不太同意。”
“你看，你前夫虽然混蛋，但好歹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这个铁柱，外地来的，又是干工地的，流动性太大了。”
“咱们女人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安稳吗？”
“你说他现在给你钱花，那是他想稳住你。等他在外面玩够了，或者在外面安了新家，你怎么办？”
“你都四十六了，还能再折腾几次？”
二婶的话虽然难听，但不得不说，句句都戳中了中年女人的痛点。
我这个年纪，最怕的就是不稳定，最怕的就是被抛弃。
我抬起头，看着二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二婶，铁柱对我挺好的，工资卡都在我这儿。”
“工资卡？”二婶嗤笑了一声，“现在的男人精着呢！给你那张卡里能有几个钱？大头肯定都在他自己手里攥着呢。”
“再说了，男人要是变了心，钱能买回来吗？”
“你看我家刘伟，虽然赚得没包工头多，但人家每天按时下班回家，工资一分不少地交给我闺女。这就叫踏实！”
刘伟在旁边听着丈母娘的夸奖，挺了挺胸膛，推了推眼镜说：“是啊，二姨。其实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陪伴。这大过年的，把老婆一个人扔在娘家，确实说不过去。”
连晚辈都开始教训我了，我只觉得脸上更挂不住了。
我想要反驳，想说铁柱平时对我有多好，想说他给我买金项链，想说他为了给我看病背着我跑了几层楼。
可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因为在此时此刻，他缺席了最重要的场合，所有的好，在别人眼里都成了笑话。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小丑，站在舞台中央任人指点。
周围的亲戚们虽然没说话，但他们交换的眼神，偶尔发出的窃笑，都像针一样扎着我。
“哎呀，秀英你也别太难过。”三姑这时候插了一句嘴，“要是他真不回来了，你也得早做打算。趁着现在手里还有点钱，赶紧给自己存点养老本。”
“是啊是啊，二婚本来就难，咱得留个心眼。”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表面上是为我好，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暗示：你的婚姻失败了，你被骗了，你是个可怜虫。
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低声说了一句：“我吃饱了，你们慢用。”
说完，我逃也似地离开了饭桌，躲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客厅里开着电视，声音开得挺大，是为了烘托过年的气氛。
我坐在那里，听着身后饭桌上的欢声笑语，听着他们继续谈论着我的“不幸”，心里酸涩得厉害。
我拿出手机，不死心地又拨了一遍铁柱的电话。
依然是关机。
铁柱，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如果你真的有了别人，哪怕你给我发个短信说一声，我也敬你是条汉子。
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算怎么回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滴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那个熟悉的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饭桌那边的人也吃完了，大家陆陆续续地来到客厅，准备喝茶聊天，等着看春晚。
二婶剔着牙，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哟，还哭上了？”二婶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来劲了。
“哭有啥用啊？女人得学会强硬一点。”
“我跟你说，等那个铁柱回来，你必须得跟他闹！得让他知道你的厉害！”
“要是他真敢在外面胡来，你就去他工地闹，让他名声扫地，看他还敢不敢欺负咱们崔家人！”
我深吸一口气，刚想开口让二婶闭嘴，别再往我伤口上撒盐了。
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视机突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警报声。
原本正在播放的广告被切断了，画面一转，变成了新闻直播间。
主持人的表情异常严肃，语速很快，声音里透着焦急。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受连日来罕见的强降雨和冰雪融化影响，邻省S县的一处重要堤坝突发管涌险情，下游三个村庄数千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屋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下意识地看向电视。
虽然是邻省，但离我们这儿也不算太远。
“哎哟，大过年的出这事，这老百姓可咋过啊。”大哥叹了口气说道。
“是啊，这也太惨了。”大嫂也跟着附和。
二婶却似乎不太关心，撇了撇嘴说：“离咱们远着呢，咱们操那心干啥？来来来，打牌打牌，三缺一！”
她正要去拿扑克牌，电视里的画面切换到了抗洪抢险的一线现场。
那里是黑夜，暴雨如注，探照灯的光束在漆黑的夜空中乱晃。
画面很抖，那是前线记者在泥泞中奔跑拍摄的视角。
浑浊的洪水像发了疯的野兽一样咆哮着，冲击着堤坝。
而在那堤坝上，有一群人。
他们没有穿雨衣，很多人甚至光着膀子，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和冰水中，扛着沙袋，疯狂地往缺口里填。
他们浑身是泥，看不清面孔，就像一个个泥塑的雕像，但在洪水中却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
记者的声音嘶哑着吼道：“现在的形势非常危急！缺口还在扩大！但是我们的抢险队员没有退缩！他们正在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人墙！”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狂跳起来。
一种莫名的直觉，让我死死地盯着屏幕，连呼吸都忘了。
我的目光在那些模糊的身影中搜寻着，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一个动作。
突然，镜头拉近了一些，对准了正在指挥的一群人。
其中一个人，正扛着两个沉重的沙袋，步履蹒跚但坚定地冲向最危险的决口处。
二婶还在旁边絮叨：“哎呀，看这些干啥，怪吓人的，换台换台，看歌舞去。”
她说着就要伸手去拿遥控器。
“别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