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统为何容易出反贼？源头在……

牢A虽然成功逃回国内，并不代表危险解除。

他不仅玷污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神像，而且还断了他们捞钱的路子。

无数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结合牢A自己的爆料，上一句话只是陈述，并未用到任何修辞手法。

牢A回国后，必须谨言慎行，特别是在法律层面不要落下什么把柄。

因为法律界的反贼最多，对牢A造成的威胁也最大。

一、法律系统为何容易出反贼？

为什么中国法律系统容易出反贼、公知、带路党？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其实从个人道德层面追问毫无意义，问题出在法律本身上。

中国的法律体系，跟英美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如同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差别。

中国的法律体系属于大陆法系，其中“大陆”两字指欧洲大陆，故又有“欧陆法系”之称。除中国外，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采用这种法系。

这种法律体系最符合人类的直观认知，从逻辑上比较容易理解：立法机关颁布法律，然后大家遵守法律，并按照法律条文判案。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分别是不同时期的大陆法系中核心法典的代表。

英美法系被称作判例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

从世界范围看，其实英美法系才是少数派，非主流。

英美法系的特点是：立法机构只需要建立少量法典，在实际判案中，碰到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怎么办呢？法官和陪审团（随机抽取的本地居民组成）根据立法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看着办。而已成立的判例就相当于法律条文，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按照之前的判例进行判决。

从IT技术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判例法系中，初始法典就相当于发布了一个试运行的BETA版，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就会发现各种bug，那么就要对法律进行修正，每一次修正就生成一个判例，判例就是对bug进行修正的补丁包。

英美法系源于氏族部落时代的部落法，那时候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典，只能是部落酋长和长老们商量着办。判定标准，往往是基于占卜神喻(其实就是长老自己的想法，假托神之名），或者通过回顾历史（往往只存在于长老们的脑海中），往往可以找到类似的判例，照此执行。

英国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本来就比较晚，后来一直沿用这种法律体系，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赢学层面的原因：作为后起的暴发户，必须要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塑造优越性，英国的判例法跟大陆上的罗马法显著不同，当然是塑造民族优越性的重要素材；因此英国的大儒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么将古老的传统粉饰一新，证明英语民族的优越性；

其次是现实层面的原因：海洋国家国土比较分散，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日不落帝国时期尤为明显），制定统一的法律体系十分困难，而判例法系的特点是初始法律架构比较简单，因此立法相对容易得多，便于推广；而判例能够因地制宜，适应当地的公序良俗；相对于立法高高的门槛，通过判例易于对法律进行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这就好比早期的Windows系统，虽然初始很烂，但架不住补丁出得勤啊！

就像Windows系统不断升级，就会运行的越来越慢，占用资源越来越多一样，判例法系也有类似缺点：

随着时间的增长，判例不断增多，法律体系会变得十分繁琐。要搞懂一项法律，不仅要明白相关的法律条文，通晓相关的判例，还得知道不同判例的适用条件。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实际情况的细微差别，判决结果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这一切，即使是专业的律师也很难完全搞懂，因此复杂案件往往需要律师团，多位律师集思广益，从一团乱麻的判例中梳理出线索。

英美法律就如同代码屎山。恰好英语本身跟它的法律类似，也是充满了各种碎片垃圾补丁，屎山还要再叠一层buffer。

因此英美法律对于行外人来说如同天书，根本看不懂一点。

由于英美的法律体系本就十分复杂，普通人难以搞懂；英美的三权分立制度，使得司法又十分重要，甚至可以部分取代立法和行政；在这种现实下，就形成了美国人事事诉诸法律的现象。看起来好像美国人法律意识强，其实他们自己也是有苦难言。

二、法律哲学与西方神学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英美法系就发生了质变，法庭无限接近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

在英美法系中，法律的神性蕴藏于绵延不断的传统与先例之中，宛如一部通过历代“神迹”（即判例）逐步显现的不成文神谕。

“神谕”的显现方式，依赖于卷帙浩繁的判例法。这使得法律体系本身成为一门深奥的技艺，普通人难以直接参透，必须通过专业的“祭司”——即法官与律师，来解读历史先例，并为其案件寻求神意的类比与连接。

在这一体系中，法官扮演着核心“大祭司”的角色，他不仅是先例的诠释者，更在必要时成为新规则的宣告者，其思维模式核心是归纳法，即从无数特殊案例中提炼普遍原则。整个诉讼过程则是一场对抗制的“神意裁判”，由双方律师（为信徒代言的先知）在法官（仲裁者）面前激烈辩论，以期揭示真正的神意（被掩盖的真相）。

与之相对，大陆法系的法律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记载于条文之中，理论上，任何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都可以直接阅读、理解和有效运用法律。

大陆法系是一个建构在人类理性之上的信仰体系。法律来源于一部经由立法者理性编纂的、系统而完备的法典，其权威性来自于立法者本身，这部法典的内容必须清晰、权威且周延。

法官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位严谨的“正义维护者”，他的核心职责是严格遵循法典文本进行逻辑推演，判断是非而非创造教义。公民寻求正义的路径，更多依赖于对法典文本的逻辑与演绎，律师的作用也侧重于程序代理与法条阐释。其诉讼程序是纠问制的，由法官主动调查，主导整个探寻“真相”的仪式。

简而言之，英美法系如同一个依赖祭司阶层诠释传统神迹的经验主义宗教，法律是生长中的生命；而大陆法系则是一个来自人类理性的规则体系，法律是精心设计的永恒建筑，一旦制定就具备权威性，直到下一次修订法律。

这两种根本性的范式差异，使得从法律权威的源头，到普通人接近正义方式，再到法律专业人士的职责大相径庭。

被很多人称为“罗圣”的爱新觉罗·翔，讲起刑法条文还比较正常，一旦谈起法律哲学，克苏鲁的触手就露出来了，来自西方宗教的味道扑面而来。

罗圣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公然号召：

“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律师投身先知亚伯拉罕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

这样的论文能在我国的法学期刊上公然发表，证明法律系统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至于罗圣是否信教？

罗圣以萝莉岛常客艾伦·德肖维茨为偶像，希望自己扮演法律界“先知”角色，因此他精神上的皈依是必然的。无论他是否进行了施洗皈依的仪式，只要他心向英美法系，并且上升到法律哲学的高度，那么他就已经是西方教徒，仪式不仪式根本不重要。

大多数法律界人士，不可能上升到罗圣那个高度，成为反贼有更加现实的理由。

在大陆法系中，律师就不可能扮演先知、祭司的角色，因此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益，永远也无法与英美国家比肩。

羡慕嫉妒恨，是他们的基本心理状态。

嘴上说的都是主义，心里其实都是生意！

在美国，律师不仅成为高薪阶层，而且可以在政界叱诧风云，呼风唤雨。从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共产生了45位总统，其中有27位是律师出身，各级议员、政府官员出身于律师的更是不计其数。比如杰斐逊、林肯、小罗斯福、克林顿、拜登、万斯等等。

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提供了占全世界35%的律师，创造的GDP占美国GDP总值的6%，而中国律师行业占GDP仅为万分之六，约为美国的百分之一。

反贼律师不仅自己心向美国，而且还要传播“拜美国教”，这本身就是一桩大生意！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要想追溯这一切源头，就要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

三千年前，中国第一部成文法诞生。

其缔造者，就是商高宗武丁的儿子——祖甲。

一方面，他被周公旦称为圣人；

另一方面，他被无数人口诛笔伐，称其为祸乱之源！

三、后武丁时代的困境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将资本增殖作为社会运行的第一性原理，由于其极端反人权，因此必须与神权紧密结合，形成神权资本阶层。

法西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奉行原教旨资本主义的商朝，在武丁时代最终也出现了法西斯政权，高度依赖“青铜-军事-神权”三位一体的霸权模式：

大邑商垄断青铜这种战略资源，塑造军事（军工复合体）和祭祀（金融与舆论）两方面的非对称优势；

以军事优势对内镇压反抗，对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特别是人口作为劳动力（奴隶）和人牲，成为维持体系运转的燃料；

以祭祀塑造“天命在我”的神权舆论，恐吓反抗力量，维持各个诸侯国对青铜礼器的高度依赖，使其陷入债务陷阱，源源不断地被大邑商所收割。

要想维持系统运转，就必须对外穷兵黩武，不断发动战争获取奴隶和资源；

对内大搞特搞“斩杀线”，不断用人祭和牺牲来维持神权的威慑。

这种对外扩张和对内镇压的“双核驱动”，是一种国家级的毒瘾，一旦停止，系统就会出现强烈的戒断症状，甚至走向崩溃。

美高宗克林顿之后，美国对军事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陷入毒品一般依赖，同样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搞斩杀线，活脱脱就是殷商再世，邪魔重返人间！

武丁的民粹法西斯主义，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是用“所有人忠诚于商王”的新标准，替代了原有的“王室-贵族-平民-奴隶”的四层种姓制度。

特别是贞人神权贵族集团的婆罗门身份被剥夺后，这部分红利的大部分，收归王室和新兴军功集团和平民中提拔的商人阶层，少部分让利给普通平民，再加上通过战争从外部掠夺的红利，从而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

但是矛盾只是被掩盖或转移，并未被消除。

一方面，底层平民和奴隶的处境并未根本改善，社会鸿沟依然巨大，并且会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矛盾被转嫁到被征服方国，巨大的仇恨在沉默中累积。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的军功集团和商人阶层也会贵族化，留给普通平民的红利越来越微薄，对外扩张的消耗越来越大，但收益却在不断降低，但是资本的增殖要求并不会因此降低分毫。迟早有一天，帝国的平民发现，自己又挣扎在斩杀线上，而斩杀线的位置又在不断升高。

武丁时期，大力扶植后宫以及王室贵族，打压非王室贵族，武丁死后，弊病逐渐暴露。在《尚书•高宗肜日》里，说商王祖庚“肜祭”父亲武丁，此时山鸡飞到盛有供品的鼎耳上，这是不祥之兆。于是一位大臣就劝谏祖庚，不要单独将丰盛的祭品放在父庙。这其实就是反对商王去独尊先王，而应该普遍祭祀所有祖先，这样才能团结“多子族”，也就是旁系王族。

也就是说，旁系王族开始尾大不掉，威胁主支的地位。

上层膨胀并相互争夺利益，底层的苦难就会加倍。

武丁将人祭推向顶峰，固然暂时强化了王权，但也将商朝统治的合法性彻底与这种反人性的暴力仪式捆绑。当周边文明（如正在崛起的周人）开始发展出“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时，商朝那种依靠神秘主义和血腥暴力维持的统治，就显得异常野蛮和落后，最终失去了“天命”的道德高地。

四、承前启后的祖甲改制

祖甲继位前，在民间呆了七年，通过调查研究搜集了足够多的一手数据。

武丁当年在民间的情况很像牢A，更多的是获得了感性的一手经历（估计亲历了不少类似“糖霜苹果”的案例），因此他特别能对底层人民共情，铁血无情地惩治不法贵族，发动战争对外转移矛盾；祖甲则像是受过系统训练的专家（类似沈逸），如同一个冷静的外科医生，分析大邑商肌体的病灶症结，并寻找系统性解决方案。

《竹书纪年》上说祖甲在位三十三年，除在他执政的第十二年，曾发动过中原王室第一次远征西戎的战事，建立了足够的军事威望，其他时间祖甲的精力都放在内部改革上，史称“祖甲改制”。

祖甲改制的主要成果，是将父死子继制度系统性地确立下来，占卜祭祀活动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祖甲之前，祭祀对象庞杂卜问事项无所不包。比如商王的儿子生病了，会占卜一下是否可以去上学；商王打猎时座驾被野犀牛撞翻，归来后赶紧占卜是否为凶兆；商王之子在田猎前会卜问天气、举行祭告；商王头疼了，耳鸣了，也会祭祀一下，王后怀孕了，生男生女更要祭祀。一旦祭祀就会用到祭品，就算不是人人祭，也会消耗猪牛羊等牲畜，给民间生产造成沉重的负担。

祖甲估计就是在民间看到这些弊病，对于祭祀内容和对象进行了大幅缩减，祭祀对象限于直系先王，按照日期顺序依次排列，被称为周祭。共有五类祭典，各有特定仪轨：

翌祭，以羽毛舞降神；

祭典，用酒肉献享；

祀，包含燎烧牺牲；

劦祭，侧重集体合祀；

彡祭，着重鼓乐娱神；

完整周期历时36旬，10天为一旬，因此是360天，差不多正好一年。

周祭看似将祭祀仪轨正规化，系统化，但在强调形式的同时，内容空心化，大都例行公事，卜事活动也明显减少。鬼神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相对的较重视人事。

更重要的是，贞人阶层被彻底架空，他们沦为仪式的执行者，而非神的代言人。

王权则集中在商王直系传承，由此确立了明确的父系传承，建立了大宗小宗，成为宗法制雏形。

祭祀制度的改革还只是表面，祖甲改制真正的杀招，是打着“重作汤刑”的名义，重新修订殷商的刑法法典。

鉴于成汤开国之时，文字尚没几个，远不足以表达复杂语义，怎会留有成文的法典让祖甲重新修订？

故而所谓“重作汤刑”，其实就是托古改制，他打着祖宗旗号制定正式的刑法法典。

中国第一部成文的法典由此诞生。

祖甲真正的意图，就是由商王着手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体系，彻底取代神权资本集团的意志！

祖甲制定的刑律有三百条之多，今天我们已见不到全貌，仅能通过前人的转述略知一二。比如《吕氏春秋》就说，殷商“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最大的罪过是不孝，被后世的儒家继承下来，开启了“以孝治国”的先河。儒家《孝经》认为，此条殷商法律是后世中国提倡孝道的源起。

还有一条关于维护公共卫生的规定，如果谁在公共场所乱丢垃圾，就要剁掉他的手。孔夫子认为，这规矩定得好，因为不乱扔垃圾妨害他人又不难，“所以这条法律是明白治理之道的人制订的。”

以孝治国、宗法制、成文法，前两条合起来就是周礼的雏形，后一条则是法家的雏形。

这是商朝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用人权代替神权，这是祖甲改制最为重大的意义。

从历史脉络上看，祖甲改制就是周公改革的先声，是历史承前启后的关键。

《尚书•无逸》里，周公旦大力推崇商世宗祖甲，认为他是可与周文王齐名的圣王。周文王姬发创制周易，奠定翦商基础，对于周朝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可以认为，周公旦对于祖甲的褒奖，是商代的最高荣誉了。

五、历史与法律双生子

我们已经系统地论述过，在新中国出现之前，东方的史家，自始至终都是站在贵族一头。史书，就是贵族资本神权与王权斗争的大数据集，用于训练贵族后代提升斗争水平。

屁股坐在贵族一边的史家，纷纷诋毁祖甲。不仅周代如此，历朝历代皆是如此。

恨不得踩上一万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国语•周语下》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

《史记•殷本纪》说“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

两者都把祖甲看做商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竹书纪年》进一步给出了诋毁祖甲的具体缘由：祖甲“繁刑以携远，殷道复衰”。

意思是说祖甲以严刑峻法，镇压宗亲贵族和城邦诸侯的不满与反抗，最终导致了殷商王朝由盛而衰。

司马迁喜欢把私货藏着，悄无声息地灌输给你，悟性低的可能会看不懂；

竹书纪年则比较直白，生怕你看不懂他的意思，屁股倾向也是一眼可知。

传统的儒史家们，两千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批评祖甲，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评价道：法律可以有也应该有，但它们只该存在于内心，既不能诉诸文字，更不能颁行天下。历来圣贤断案，讲究的是我怎么宣判，你就怎么服从，这样判决者就有了不受限制的最大裁量权，而且，他不会把标准公布于众，让人有辩论的机会、抗争的抓手，甚至得着闹事儿的空子。如果天下到处都是诸如此类的诉讼，必会贿赂公行，而且凡是法律多的，就没有不亡国的。

祖甲开了成文法的先河，被商朝所推崇，并且成为中国历代立法的惯例。但是无论是商代还是后世的贵族（也可以换成豪族、世家、官僚集团），对此都是一直反对的。给《左传》做注解的古代学者孔颖达，甚至还专门发明了一个金句，叫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翻译成今天的话说，便是如果你的判罚结果让老百姓无从猜测，那你就有了无限的威权。

你说巧不巧，英美海洋法系的特点，就是不立成文法，讲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跟商朝以及历代贵族的看法一脉相承！

科学技术强调最新进展，法律则强调自古以来，特别是英美法系更是如此。

英美法学家们强调，我们并没有创造法律，而是法律自古存在（即所谓的“自然法”），他们的使命是通过梳理历史，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神圣的、自古蕴含的法律原则。这就是所谓的法理，或者进一步形而上为“法律哲学“。

所以，西方法学家的最高理想，跟古代的祭司的理想没有任何区别，是成为真正的“先知”。

启蒙运动之后，表面上他们推翻了神权干政的传统，建立了世俗国家，但是英美法系的系统设计，就是创造了新的法律神学和新的祭司阶层。对于中下层来说，他们和中世纪农奴一样，依然在接受神权资本的统治。

中国早在祖甲改制时，就诞生了法家的萌芽，并在东方的启蒙时代（春秋到战国）开花结果，从此之后神权就无法一家独大。

儒家号称“远鬼神”，但实际上用繁复的经史子集构建了一套儒家新神学，儒生就是新的祭司阶层，对于中下层来说，他们依然在接受神权资本的统治。

只不过神权资本在中国的统治程度，大部分时间都大幅低于殷商或西方，因为中国存在与儒家对立的法家进行制衡。历代统治者都懂得，什么叫做外儒内法。

祖甲作为法家之祖，尝试釜底抽薪，剥夺儒生成为祭司的可能。你说他们能不恨，能不反吗？

法律是历史的孪生兄弟。如果说历史相当于圣经，法律就是“释经权”。

制定规则，才是记录历史的最终目的。

法官和律师（祭司）口含天宪，判定是非曲直，决定人的生死，因此不能搞成文法，追求自由心证，因为神威不可测，只有神权资本的代言人才是神的代表。成文法则意味着更加平等，泥腿子也可以解经。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但圣人的标准也是千变万化，跟自由心证也是差不多，只要儒家延续下去，殷商亡了，也只是如亡而已。

从春秋的孔儒到董仲舒的汉儒再到宋明理学，儒家不是越来越进步，而是越活越回去了。如果说孔子时代还有一定进步性，洪清儒学已经彻底返祖，无限接近殷商的神权资本的代言人。

为何毛泽东时代，要打倒孔家店，推行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史观？

这是继承祖甲开创的法家传统，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革了神权资本的命！

六、尾声

与其说祖甲改制导致商朝的灭亡，倒不如说他的另一件事，跟商朝的灭亡更加有关。

祖甲为了发动改革，必须先积累足够的威望。

他执政第十二年，即率领商军由安阳出发，发动了殷商第一次征伐太行山以西的西戎游牧部落的战争。与此前其父武丁西征，主要是为了俘获羌人来做祭祀的人牲不同，祖甲的此次西征，是为了把这些有着血仇的游牧部落，继续向西驱赶，以让中原殷商获得更为宽广的安全缓冲区。

有证据表明，祖甲的此次西征是一次漫长的奔袭，单程徒步行军距离超过八百公里，中途幸得位于西部陇东群山之中一个叫做邠国的农耕部落提供粮草支援，方才使得商军最终得以班师凯旋。

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祖甲痛快地给这个原本不起眼的邠国送去了册封的礼物。

祖甲的孙子武乙继位后，邠国这个古老农耕部落，放弃了陇东群山中逼仄简陋的城邑和耕地，迁徙到了渭水平原岐山脚下的周原，按照地名，将自己部落的名称改成了“周”。因为这个部落的首领姓姬，因此他们又被称作姬周。

殷商的掘墓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未完待续）

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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