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从容之道，至今让无数人着迷，这点原因值得每个人学习…

1947年延安的一个春日，在翠绿树枝掩映下的窑洞里，毛泽东与彭德怀正在地图前认真探讨着战况，与这种沉浸安静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窑洞外蒋介石的飞机正大肆轰炸着延安周边。

突然，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窑洞门前不远处爆炸，一阵山摇地动之后，四周硝烟弥漫。负责警卫的参谋贺清华大呼不好，直接冲进窑洞寻找毛泽东，但推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只见毛泽东从容自若，一只手还拿着笔在地图认真着画着。

看见贺清华进来，便问他：“客人走了吗”？

贺清华一脸懵逼，“啥客人啊”。

“飞机呀，”毛泽东不急不慢地说道，“真是讨厌，说来就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贺清华更是直呼六六六，好家伙，这也太稳了吧。

其实，教员的沉稳从容一向闻名遐迩，战火纷飞中他谈笑自若的例子可不止这一个，重庆谈判时流露出的大气从容气质，更是让大家所熟知。

一、原因的争议

现在我们马后炮式的谈论教员的沉稳从容，总有人感觉轻描淡写，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换位思考一下，真要突然把他们扔在了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指不定成啥样呢。

所以说，咱们这么一想就知道，教员的稳，确实不一般。

在《格言别录》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宜静默，宜从容，宜谨严，宜俭约。

那么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做，才能像教员一样，行事放松自如，任何时候都是闲看庭前花落，轻摇羽扇城头呢？

关于教员这方面的解读，现在网上有很多。比如，有说调慢语速的，有说增加幽默技巧的，还有从肢体语言分析的。这些不能说有错，但基本是从表面分析，没有进入根本。

也有说教员读书多，特别是读历史书特别多的，仅《资治通鉴》就读了17遍，自然见多识广，遇事不慌；也有说教员经历丰富的，年纪轻轻就辗转过好几个城市……等等。

从这个角度分析的，确实有一定道理。这些对教员沉稳气质的形成，绝对有促进作用，这点绝对毋庸置疑。

但总感觉仍然没有触及核心。

1972年2月，历史性的一刻出现了。尼克松与教员进行了会面。时任美国国务卿谈到对教员的印象：“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如果是仅仅靠以上分析的原因，一个人是很难产生如此强大气场的。教员身上散发的这种那种藐视一切的从容气派，明显不是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所造成的。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强大的力量。

二、真正原因显现

这种力量给人的感觉是，教员总是从一种更高的维度、更远的视角来审视当下。

当一个人始终能把自己放在那么高远的位置时，必然是内心里有一种宏大的目标愿景在牵引着他。在这样足够长远宏大的目标下，当下的一切总显得那么渺小、那么不值一提，以至于很难让人心里激荡起太大波澜。

而这些反映到一个人的外在气质上，便是大家常说的沉稳从容。

教员心里，当然也有一个这样宏大的目标。

1951年，教员在与原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追忆青年岁月时曾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星星之火，此时已经发出了它耀眼的光芒！

这星火，便是贯穿他一生的终极目标——改造中国。

我们的教员，因为这个坚定而长远的目标，从此便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三、从容的“无我”状态

目标既定，闲杂尽散。只要周边的小事影响不到这个目标，教员便变得满不在乎。衣食住行、个人声誉、外人评论，甚至个人生死，都变得云淡风轻。

从此以后，在千疮百孔的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看到一个特别超脱的教员。

他为了全身心地学习提高，甚至“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

他可以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在北京求学，“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

对于婚礼这种看起来很神圣、很重要的仪式，他与杨开慧、贺子珍两任妻子的结合，也都没有正式举办。这些繁文缛节，他完全不care了。

他甚至常常不洗澡，做派也不雅。他的同事直言，“你能从他脖子上身上刮出一斤多的污垢。”在餐馆里，他会用衣袖去擦洒在桌子上的饭菜和酒水。他会赤脚穿鞋，或穿袜子而让袜筒耷拉在鞋面上。

那些足以让人手舞足蹈、挑动情绪的事，在教员这里，都成了过眼云烟、不过尔尔。

而他，也逐渐被贴上了沉稳从容的标签。

带着这份从容，教员通过革命的方式，走向他实现宏大目标——改造中国的路上。

四、应对挑战

1928年末，井冈山一片生机盎然，革命热情高涨。这是教员长期耕耘的结果，他为了中国革命的辛勤付出，在这时总算有了收获。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湖南省委在当时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非但没有通报表扬，反而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上级政策；批判教员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撤销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从组织中彻底开除。

这是一段很出名的历史插曲误会。

教员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种打击实在太大了，要知道被彻底开除可是最高处分，现在的教员，基本宣告政治生涯结束了。教员一开始也很错愕，倒不是因为影响升迁，升官进爵并不是感冒的东西，他只是好奇，为什么上级与他有这么大的理念差异。

但他很快就稳下来了，他觉得，当师长也挺好嘛，革命分工不同，至少现在还没有影响他继续革命、改造中国。

依然是从容不迫，甚至还很积极踊跃。他以师长身份在队前豪迈讲话：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元气满满，斗志一点没减!

这个时候，基本能看清了：一个人日常的小沉稳可以靠技巧维持，但真到了这种事关命运走向的关头上，还得看内心的力量。

教员就是这种人。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表现的前提，还都是身处逆境时的。有意思的是，一个人在逆境时能够坚韧不拔，并不代表他顺境时依然能守住这口“气”。

我们好奇的是，春风得意时的教员，还能这样冷静从容吗？

我们看看1935年春时的教员，那时候正处于长征的后期，教员还没有走出职业生涯的低谷，他以一个毫无实权的身份，和红军艰难地走到了遵义。

在长征途中经历过一系列血和泪的失败教训后，红军广大指战员终于看清：现在的指挥员李德和博古根本指挥不了红军，必须得做个了断了。

后来召开的遵义会议，经过分析和讨论，鲜明地指出了李德、博古的错误。

而教员因为长征期间的突出表现，在这次会议后进入了常委圈子，张闻天甚至还提议教员当一把手。

教员经过这么多年的曲折后，似乎就要功德圆满、走向巅峰了。

他会不会兴高采烈、忘乎所以呢？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并没有。教员在这个时候依然是沉稳如旧，他冷静地婉拒了张闻天的提议，建议还是由张出任一把手。

教员的考虑是深远的。他的终极目标是依靠党的力量改造中国，这就需要组织的内部必须团结，特别是核心层绝对不能乱。他本人对于权力没有太大兴趣，不想因为大的人事变动影响团结稳定的大局。

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在当时红军接连打败仗的情况下，亟需人心的稳定、队伍的团结，教员的这一冷静退步，缓和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更重要的是，让留学派的张闻天继续出任一把手，实际也是宣告，会议针对的是博古个人的错误指挥，跟其他留学派们没有关系。

此时的教员，依然是冷静沉稳的，他没有因形势利好而冲昏头脑。

从此以后，大家终于接受教员为整个组织的舵手。

经过这么多大的波动，教员都以从容的姿态应对过去了。而这，也进一步沉淀了他的这种气质、这种能力。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与张国焘、蒋介石的斗争过程中，虽然仍有过惊心的场面，但日渐沉稳的教员，都能一一冷静化解，稳坐钓鱼台。

曾经沧海难为水。相对于他的大目标来说，这些都是小场面，在他看来，无非是“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成不了大气候。

五、结束语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里，教员写道，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分析教员的沉稳从容，同样也不能只看到教员的肢体语言这些表象，那些外在的技巧，说到底都是“术”，看懂问题的本质，看到教员内心长远目标的牵引，才是真正的大“道”。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教员曾满怀希冀的吟诵，“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实现教员的这种美好愿景并不是毫无章法，关键的是，作为他老人家的后人，不仅要学习他的外在气质，更要学懂他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才是他老人家想要看到的“尧舜”盛景。

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工作头绪更在繁杂，想要稳稳地处理各项挑战，也要在心里定下一个长久目标，立下一个坚定信念。无论它最终能否实现，至少，它给我们立起了一座灯塔。

在这座灯塔的照耀下，我们才能始终不迷航，始终不为外界纷杂的事物干扰，以一个从容沉稳的确定状态，来直面这个不确定性的年代。

周国平在《守望的距离》中说，

“生而为人，忙于人类的事务本无可非议，重要的是保持心的从容”。

希望教员的从容能给在读的大家带来启发。

伟人不朽，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