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守了三十六年的秘密，是一枚黄铜弹壳。
那是一个双手被反绑的越南姑娘，在我递给她半壶水后，用滚烫的手心塞给我的。
我以为自己只是揣着这个秘密老去，去谅山也只想看看当年的山头，给自己一个交代。
可我人刚到，一辆挂着军牌的黑车就停在跟前，车上的人客气又强硬地报出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才明白，这趟旅程不是我来寻找过去，是过去找上门来了...
二零一七年的谅山，潮湿的热气像一床黏糊糊的旧棉被，劈头盖脸地罩下来。
我叫高远，五十八岁，在老家县城开一家五金店。
店里的空气永远是一股铁锈、机油和潮湿纸箱混合的味道。
我人生的前二十年和后三十八年，像是被一把生锈的剪刀“咔嚓”一声剪断的。
中间断掉的那部分，就在谅山。
出发前，我老婆把我的旧旅行包翻出来，拍了拍上面的灰，说：“去吧，去了了这桩心事，省得你后半辈子天天对着那颗破弹壳发呆。”
她说的是“破弹壳”，在我这里，不是。
那东西被我用一块麂皮布包着，放在衬衫最里面的口袋里，贴着胸口。
隔着布料和两层衣服，我仿佛还能感觉到它三十六年前的温度。那是从一个年轻姑娘的手心里传过来的温度。一个敌人的手心。
我办的是普通旅游签证，跟一个散客团，到了河内就脱队了，自己坐大巴来的谅山。
大巴车上放着吵闹的越南流行乐，窗外的景色从水田变成了连绵的绿色山峦。
那些山，跟我记忆里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记忆里的山是焦黑的，光秃秃的，像被啃过的骨头。
现在的山，丰满，滋润，铺满了咖啡树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植物。
我在谅山市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老板是个瘦瘦的越南中年人，会几句磕磕巴巴的中文，主要是为了招揽生意。
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旅游，随便看看。
他笑了，露出被槟榔染黄的牙齿，“谅山，好看，法式建筑，还有山，很多山。”
是啊，很多山。
我放下行李，没在城里多待，直接叫了辆摩托车，跟司机比划着要去城郊的法卡山、扣马山那一带。
司机是个小伙子，戴着个不怎么合头的头盔，一拧油门，就把我载进了那片绿色的海洋里。
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混着尘土和植物腐烂的甜腥味。
我看着路边一晃而过的村庄，那些吊脚楼，那些在门前玩耍的孩子，心里空落落的。
一切都变了。
我让司机在一条土路前停下。这里离当年我们的临时阵地应该不远了。我给了钱，司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还是掉头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土路上。午后的太阳毒得很，蝉鸣声像无数把小锯子，在锯我的神经。我脱下鞋，赤脚踩在红色的土地上。有点烫。
三十六年前，这片土地也是这么烫。上面还躺着人，我们的，他们的。
我顺着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往山上走。
山上没什么路，全是灌木和疯长的野草。
我的裤腿很快被露水和草汁打湿，黏在腿上，很不舒服。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我找到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坡地。
就是这里了，我记得。当年这里有一块巨大的、被炸掉一半的岩石，像一个歪着头的巨人。现在，那岩石还在，只是被藤蔓爬满了，看不出当年的狰狞。
我靠着岩石坐下来，从包里拿出水壶，拧开喝了一口。水在高温下已经变得温吞，一股塑料味。
我看着眼前的山景，努力想把记忆里的画面和现实重叠起来。
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们刚打完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在半山腰这块坡地上临时休整。空气里全是硝烟和血的味道，还有一股尸体在太阳下开始变质的臭味。
弟兄们一个个都累瘫了，靠在石头和树干上，大口喘气，没人说话。几个卫生员在给伤员包扎，伤员的呻吟声被压得很低，像小猫在叫。
不远处，十几个俘虏被反绑着手，用绳子串成一串，靠着山壁坐着。他们大多是男的，一个个垂头丧气，脸上是泥、汗和绝望。
只有一个是女的。
她看起来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个子很小，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已经破了好几个洞。
她的头发很长，乱糟糟地黏在脸上，脸上也全是黑一道黄一道的污渍。
但她的眼睛不一样。
别的俘虏眼神都是涣散的，或者说是认命的。她的眼睛，像两颗黑亮的石头，嵌在泥污里，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那眼神里有恨，有不服，更多的是一种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狠劲。像一头被困在陷阱里的小狼。
我当时的任务是在外围警戒，抱着枪，在阵地边缘来回走动。太阳烤得我头晕眼花，军用水壶里的水已经喝了一大半，剩下的我舍不得喝。
我每次巡逻回来，视线都会不受控制地落到那个女兵身上。
她的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有一道已经裂开，渗出血丝。她偶尔会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因为疼痛而微微皱眉。
我看着她，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在战场上，他们是敌人，是会毫不犹豫朝你开枪的人。可现在，她只是一个被捆起来的、快要渴死的姑娘。
连长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高远，机灵点，别他娘的给我走神。”
“是，连长。”我赶紧立正。
连长看了一眼那边的俘虏，吐了口唾沫，“妈的，这帮猴子，真能藏。”说完，他就去另一边布置防务了。
阵地上的气氛很沉闷。大家都在抓紧时间休息。我靠在一棵树下，拧开我的水壶，犹豫了一下。
水壶里只剩小半壶水了。这是我的命。在这样的天气里，没有水，人很快就会垮掉。军纪也写得清清楚楚，不能私自给俘虏任何东西。
可是，我一抬头，又看到了她那双眼睛。她没在看任何人，只是望着远处的天空，眼神有点空洞，好像灵魂已经飘走了。她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我看了看四周，班长在打盹，其他人也都没注意我这边。我的心脏开始“砰砰”地跳。
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压都压不住。
我深吸一口气，把水壶从腰间解下来。我没敢站起来，只是躬着身子，像做贼一样，快步走到俘虏那边。其他人似乎没有察探，或者根本不在意。
我蹲在她面前。
她立刻警觉起来，身体往后缩，那双黑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充满了敌意和戒备。
我没说话，只是把水壶拧开，递到她嘴边。
她愣住了。她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的水壶，眼神里的狠劲慢慢褪去，换上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困惑。
我把水壶又往前递了递。我的手在抖。我怕被人发现，也怕她突然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她犹豫了足足有十几秒。最终，干渴战胜了警惕。她微微低下头，就着我的手，小口小口地喝了起来。
水从她的嘴角溢出来，混着泥土，流过她的脖子。她喝得很急，喉咙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热热的，喷在我的手背上。
她大概喝了七八口，就停下了，摇了摇头。
我赶紧收回水壶，迅速拧上盖子。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开的那一瞬间，她被反绑在身后的手，用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灵巧和速度，动了一下。
一个硬硬的、还带着温度的东西，被塞进了我的手心里。
我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我不敢看她，也不敢看我手里的东西。我立刻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回我原来的位置，把那个东西飞快地塞进了裤子口袋。
我的后背全是冷汗。
我靠在树上，心脏还在狂跳。我偷偷瞟了她一眼，她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姿势，低着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天晚上，我们转移了阵地。俘虏被押送到了后方。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夜里，我躲在猫耳洞里，借着战友手电筒扫过的余光，才敢把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那是一枚黄铜弹壳。五六式步枪的弹壳。
弹壳上被人用刺刀尖或者别的什么利器，刻上了一圈花纹。那花纹很奇特，像某种卷曲的叶子，一圈一圈，首尾相连。刻工很细，看得出刻的人很有耐心。
这东西，是她给我的。
为什么？感谢？还是一个记号？我不知道。
从那天起，这枚弹壳就成了我的秘密。
“先生？先生？”
一个声音把我从三十六年前拉了回来。
我睁开眼，看到一个穿着当地服装的村民，扛着一把锄头，正好奇地看着我。他叽里呱啦说了一串我听不懂的话。
我冲他摆摆手，笑了笑。他大概是看我一个外国人坐在这里发呆，觉得奇怪。
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顺着原路下山。
回到谅山市区，天已经擦黑。街边的霓虹灯亮了起来，大排档里坐满了人，喝着啤酒，吃着烤串，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香气和香茅草的味道。
我随便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粉店，点了一碗牛肉粉。
粉很好吃，汤头很鲜。我一边吃，一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摩托车。那些年轻的姑娘，穿着时尚的裙子，坐在摩托车后座，长发飞扬。
她们和我记忆里那个泥猴一样的女兵，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我忽然觉得，我这趟来得有点可笑。我来找什么呢？
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三十六年了，她还活没活着都不知道。就算活着，她会记得一个在三十六年前给她递过半壶水的中国士兵吗？
我就是个傻子。
吃完粉，我付了钱，沿着街道慢慢往旅馆走。
谅山的老城区还保留着一些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黄色的墙壁，绿色的百叶窗，在夜色和灯光下，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我路过一个看起来像博物馆的建筑，门口有两尊石狮子。我停下来，拿出手机，想拍张照片。
就在我举起手机，对准那栋建筑的时候，一辆黑色的丰田越野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身边。
车很新，擦得锃亮，在路灯下反着光。车窗贴着很黑的膜，看不清里面。最扎眼的是车牌，不是普通的民用牌照，颜色和数字的组合，我看不懂，但直觉告诉我，这车不一般。
我没在意，以为只是路边停车。
车门开了。
从副驾驶的位置上，下来一个男人。他大概四十岁左右，身材笔挺，穿着一身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军绿色常服，肩上有军衔，但我认不出来。他脚上蹬着一双锃亮的军靴，踩在地上，发出“咯”的一声轻响。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拍照是不是拍了什么不该拍的东西？闯进军事管理区了？
我紧张地握着手机，看着他走到我面前。
他长得不凶，但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块石头。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一种稍微有点生硬，但非常清晰的中文开口了。
“请问，是来自中国的高远先生吗？”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只是一个入境不到两天的普通游客。我的护照和所有证件都在旅馆的房间里。
一股寒意从我的脚底板瞬间窜到了天灵盖。我来谅山的事，没人知道。我老婆只知道我来了越南，连我具体在哪她都说不准。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但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重复了一遍：“高远先生，对吗？”
我像个木偶一样，机械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他面无表情地说，然后侧过身，对着车门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我们的长官想见你，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他的语气很客气，但说出来的话，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那是一种命令。
周围有路人朝我们这边看过来，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揣测。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长官？什么长官？为什么要见我？我犯了什么事？是战争年代的旧账？还是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
无数个念头在我脑子里炸开，但我一个也抓不住。
我看着那个敞开的车门，里面黑洞洞的，像一个怪兽的嘴巴。
我知道我没有选择。在这里，在谅山，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两个身份不明但显然是军方的人，我任何反抗都是徒劳且愚蠢的。
“为什么……要找我？”我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声音干涩得不像我自己的。
那个军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又重复了一遍那个“请”的手势，眼神里多了一丝不耐烦。
后车门也开了，下来另一个更年轻的军官。他一言不发地站到我的另一侧，形成了一个夹击的姿态。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恐惧和困惑，弯腰坐进了车里。
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将外面的喧嚣隔绝得一干二净。
那个领头的军官，我后来知道他姓黎，就叫他黎副官吧，他也坐了进来，坐在我旁边。另一个年轻军官坐在副驾驶。
车子平稳地启动，汇入了车流。
车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嘶嘶”声。空气中有一股高级皮革和淡淡的香水味。这和我印象中军车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我僵硬地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全是汗。我不敢乱动，也不敢看旁边的黎副官。我只能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试图猜测他们要带我去哪里。
是警察局？军事基地？还是什么秘密的审讯室？
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从我入境那一刻起，我就被盯上了？为什么？难道真的和三十六年前的事有关？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的心跳就漏了一拍。
我偷偷地、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身边的黎副官。他正襟危坐，目视前方，下巴的线条绷得很紧。
我几次想开口问，但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少说话，多看，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
车子没有开往任何看起来像官方机构的地方。它穿过了繁华的市区，拐上了一条安静的林荫道，路两边的建筑越来越稀疏，也越来越豪华。
最后，车子沿着一个巨大的湖泊行驶，湖边全是一栋栋漂亮的别墅，带着花园和私人码头。
这里看起来像是谅山的富人区。
这让我更加迷惑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绑架？勒索？我一个开五金店的糟老头子，有什么值得他们这么大费周章的？
我的不安和恐惧，在车子最终停下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车停在了一栋法式风格的白色别墅前。别墅有三层楼高，带着一个巨大的花园，门口有穿着制服的保安，神情严肃。这栋别墅在整个湖畔富区里，也是最显眼的一栋。
黎副官打开车门，对我做了一个“请下车”的手势。
我腿有点软地走下车，站在那栋气派的别墅前，感觉自己像一只误入天鹅湖的土鸭子。
黎副官领着我，穿过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和盛开着各种热带花卉的花园。花园里有一个小喷泉，水声叮咚，听起来很不真实。
我们走到别墅的橡木大门前，黎副官按了门铃。门很快就从里面打开了，一个穿着素色奥黛（越南传统服饰）的女佣，恭敬地向我们鞠躬。
我跟着黎副官走进别墅。
里面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大理石的地面光可鉴人，天花板上垂下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墙上挂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现代画作。
家具是深色的实木，看起来价格不菲。整个空间大得惊人，充满了财富和权力的气息。
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家。
女佣领着我们穿过宽敞的客厅，走向一扇巨大的落地窗。
一个女人背对着我们，站在窗前。
她穿着一身深紫色的丝绸奥黛，剪裁合体，勾勒出保养得宜的身形。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优雅的发髻，用一根看起来像是象牙的簪子固定着。
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眺望着窗外的湖光山色。
虽然她没有穿军装，也没有任何权力的标识，但我能感觉到，整个别墅的气场，都围绕着她一个人。
黎副官在她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恭敬地垂手站着，大气都不敢出。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个神秘的、拥有巨大权势的女人，就是黎副官口中的“长官”？她找我干什么？
听到我们走近的脚步声，她缓缓地转过身来。
我看到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五十多岁的女人的脸。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细密的皱纹，但掩不住她年轻时一定非常出众的底子。
她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五官很立体，尤其是那双眼睛，深邃，平静，像一口古井，里面藏着太多我看不懂的故事。
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没有审视，没有压迫，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在透过我的脸，看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这张脸……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又完全对不上号。记忆里那张沾满泥污、眼神倔强如狼的少女的脸，和眼前这个气质雍容、眼神平静如水的贵妇人的脸，怎么可能重叠在一起？
这太荒谬了。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老式摆钟的“滴答”声。
她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然后，她那双平静的眼睛里，似乎起了一丝波澜。她向前走了两步，离我更近了。
她开口了，用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流利到没有任何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清清楚楚地砸在我的心上。
“我的那半壶水……你还记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