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毛主席有两张合影，名字出现在毛选里，他拍的片尘封73年回国

1938年春天，延安窑洞口的一幕被拍进了一台瑞士产的16毫米摄影机里。

画面不长，只有几秒钟。

毛泽东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略显蓬乱，从窑洞里走出来，迎接两位外国记者。

谁也没想到，这几秒钟后来成了已知最早的毛主席延安时期影像。

拍摄的人叫博斯哈德，瑞士人，记者出身。

同行的是斯蒂尔，美国人，曾在斯坦福读文学。

两人一个来自中立国，一个是美联社的驻华记者，却不约而同，选择在最危险的年代，深入到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陕北苏区。

那会儿的延安，不是今天人们印象里的“红色圣地”。

它是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区域，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外界对这里几乎一无所知。

可就是这个地方，吸引了不少西方记者、学者、医生和传教士前去探访。

他们想知道，这帮“红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蒂尔1931年就来过中国，起因是“九一八事变”。

后来他亲历了“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差点命都丢了。

他目睹了日本人如何屠城，然后写下了详实的报道，传回了华盛顿。

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写稿的记者，他要真相，要第一手材料。

博斯哈德则是另一种人。

更安静，更敏锐。

他早年在欧洲战场跑新闻，来中国后第一时间就盯上了共产党。

他是长征之后第一个走进延安的欧洲记者。

那时候交通不便，从西安到延安得靠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坐军车、走山路，一走就是好几天。

这俩人是通过介绍来的。

斯诺和史沫特莱，一个推荐了斯蒂尔，一个介绍了博斯哈德。

斯诺那时候刚写完《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引起不小关注。

外国记者突然都想去延安看看。

于是，一个小高潮开始了。

他们到延安那会儿，毛泽东正在写《论持久战》。

斯蒂尔坐在他对面，两人对谈了三个小时，话题包括中日战争、国际局势、共产党对内战和美国调解态度的看法。

毛泽东说：“日本三个弱点，兵力不够、士气不好、指挥愚蠢。”斯蒂尔记得很清楚。

这个谈话后来被编进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目是《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

那段时间的延安，说实话，条件确实苦。

他们走的路都是泥泞的黄土路，沿路全是挑着行李、背着书包、步行前往延安的年轻人。

有人穿着打补丁的棉衣，有人带着画板，有人连饭都没吃饱，但眼神特别亮。

他们拍下了很多画面：青年们在延河边洗衣服，鲁艺的学生在窑洞外画速写，红小鬼用旧书本打乒乓球，八路军战士在操场上训练，还有群众把写了意见的纸条投进木头做的意见箱。

没有导演，没有布景，全部是真实发生的日常。

有一幕特别打动人。

鲁艺的学生站在山坡上，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郑律成穿着格子衬衫，在前面指挥。

一个穿白衣服的小姑娘站在最前排，声音清亮。

几十年后，她在上海档案馆看到这段画面，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她说：“那会儿我才十五岁。”

这部纪录片叫《延安之旅》，全长21分49秒，是无声的黑白片。

拍完后，拷贝送到了瑞士，存进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历史档案馆。

一直到几十年后才被上海市档案馆找到件，当成宝贝一样保存起来。

档案馆的专家们用了半年时间，一帧一帧地考证。

谁是谁，在哪儿拍的，是哪一年、哪一天，连后面山的走向都对过。

有位专家说：“我们不是为了做展览，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

斯蒂尔后来又回过一次延安。

那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已经一触即发。

他再次采访毛泽东，谈话内容又被收录进《毛选》。

这一次，他说了一句话：“我只待了十天，如果再多待一天，我也许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可惜的是，这段旅程之后，延安再次进入封锁期。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人对延安的了解依然有限。

而那段影像，成了少数能穿越时空的证据。

1978年，斯蒂尔再来中国。

白发苍苍的他收到一套中文版《毛选》。

他翻到那一页，停了很久，说：“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窑洞前白衣的小姑娘”。

参考资料：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Random House，1938年。

Agnes Smedley，《China Fights Back》，Vanguard Press，1938年。

Theodore H. White &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6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延安之旅：1938年外国记者影像资料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