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毛主席非常重视报告制度。
我党建立初期,并没有明确的报告制度,通常是地方有事情发生以后,觉得有必要询问中央意见,才将工作情况写成秘密文件,向中央汇报,例如,毛主席在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期间,曾多次向中央汇报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进展。
但毛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就逐步将报告制度系统化,要求地方负责人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任何特殊情况,都必须要遵守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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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底,东北局曾经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没有认真执行报告制度。东北局说“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深陷具体事务,“故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故而没有积极向中央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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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局,还以中原局的邓政委做了正面例子,发电给东北局,说:“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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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月,即使中原局的邓政委离开中原到西柏坡开会,毛主席还是要求中原局执行报告制度。当时陈毅同志代理邓政委工作,在9月份撰写《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把5,6,7,8一共四个月的情况认真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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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毛主席会如此重视报告制度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是地方组织庞大了,需要集中统一领导。
我党在早期,党员人数少,控制的区域有限,协调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而且,当时党的主要核心任务是求发展,要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各地有充分的自主性,可以探求自己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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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我党日益壮大,到了解放战时期,解放区的人口面积大幅增长,我党接管的城市越来越多,战争的规模化日益扩展,尤其是,中央几个地方局下辖的各级组织都非常庞大,出现了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问题,这样就难以形成合力。
于是,毛主席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高度,要求建立报告制度,加强纪律建设,让地方负责人报告情况,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最大化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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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历史教训使然,让毛主席觉得建立报告制度的必要性。
皖南事变的教训,非常惨痛!其实,本来可以避免!
皖南事变之前,毛主席判断国民党肯定会对皖南地区新四军下手,要求陈毅带领三个纵队九个团向苏南敌后挺进,同时命令项英尽快北上。
但项英的回答是“皖南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他害怕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下不了移动的决心,也认为国民党不至于对友军下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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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敦促项英需要认真准备北移,项英觉得不合适,居然发电给中央,说道:“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毛主席再次电令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项英却继续在电报中坚持己见,说道: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
直到新四军差不多被包围了,项英还在向毛主席要“行动方针”,强调“目前难求迅速北渡,应再延迟一时”。
气的毛主席罕见发火,电报说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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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新四军和中央的报告制度,没有完善起来。皖南事变之前,项英很多事情不向中央报告,不及时请示,导致事情真正发生以后,没有组织纪律意识,不以中央号令遵从。犹豫再三,错失北移时机,导致新四军出现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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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毛主席非常重视报告制度,通过报告制度,让中央和地方的联系更紧密,既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又能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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