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东北的漫天风雪中，两个失散多年的朋友在归途“重逢”；另一个时空里，同样是东北工业老区，一个男人用自制的飞行器冲向天际……
近日，改编自作家双雪涛小说的两部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与《飞行家》同步上映，形成了奇特的“双雪涛对决”现象。两位作品分别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这位作家笔下的小人物，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己的微光。
双雪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影语言与文学语言在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电影语言更加直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冲击来制造想象空间，文学语言更加含蓄，充满了留白和隐喻。
“我觉得一部电影到底是什么结果，很难预料。”双雪涛直言，创作者应该保持自己的基本认知，文学与电影的关系应该是“有缘就一起做”，而不是勉强为之。
两部普通人的“对抗史”
作为一位高产的作家，双雪涛作品中的小人物从来不是扁平的存在，他们在特定历史节点做出的选择，构成了银幕上的小人物微光。
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 中，刘昊然饰演的李默与董子健饰演的安德烈因一场意外分离，多年后，两人在为父亲奔丧的路上“重逢”，随着时光被不断回溯，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直面被时间掩埋的创伤，从回避、对抗过去，到最终选择与过去和解。
电影将双雪涛原著中“朋友代替了自己一部分消亡”的隐喻转化为温暖的重逢，这种类似“记忆修复”的治愈，也温暖了每一个观影的观众。
《飞行家》 则通过三段飞行勾勒出李明奇（蒋奇明 饰）用一生去追逐飞行器梦想的冒险轨迹。还是凛冽的东北、衰落的工厂、冰天雪地的世界，天生“犟”种的李明奇成为那个在时代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第一次飞行，他为了爱情从2400米高空纵身跃下；第二次为妻子经营的酒吧散发传单；第三次为了给外甥筹措医药费铤而走险……
小人物的大脑洞，新奇有趣的故事，展现出那个时代下平凡人始终乐观向上对抗生活的态度，主人公李明奇正是无数平凡东北人的缩影，他见过废墟的沉寂、尝过现实的磋磨，却从未熄灭眼里望向天空的光。
光影转化中的文学基因
双雪涛的创作特色在这两部电影中得到不同的影像化呈现，却又保持着共同的文学基因。
《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改编，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留白”的一次视觉填空。原著小说中那份萦绕不去的怅惘，是很内敛而抽象的文学情绪。电影则通过具体的视听手段外化了这种情感，导演董子健选择用克制的镜头和舒缓的节奏，将文学的含蓄转化为电影的沉浸感，“重逢”的温暖与遗憾，乃至电影结尾时的真相大白，构成了文字之外的治愈感，在画面留白与台词间隙中自然流淌。
《飞行家》的改编则侧重于转化文学的“隐喻”。小说中“飞行”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意象，电影将这一隐喻拆解为三次具体、甚至有些“土法炼钢”式的飞行实践。第一次跳伞是浪漫冲动的青春宣言，第二次驾机撒传单是窘迫却甜蜜的现实担当，第三次铤而走险则是被生活所迫的悲壮一跃。每一次飞行，都是主人公对抗地心引力般沉重现实的一次具体反抗。
从文学隐喻到光影呈现，双雪涛作品的核心魅力，始终在于对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精准刻画。这几年，双雪涛除了坚持写作外，也开始担任电影编剧、监制等工作，从《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到《我的朋友安德烈》《平原上的火焰》《飞行家》，随着越来越多作品被改编，他或多或少参与到电影制作当中，并学会用电影的方式去思考。
谈起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双雪涛在采访中曾这样表述说，自己依旧觉得当下的市场很残酷，想把文学改编作为一个影视产业并不容易，优秀的原创剧本很多，但有文学作为底子的电影，它的世界还是会略有不同。
就像《我的朋友安德烈》《飞行家》这两部电影，它们共同证明了文学改编并非简单的转译，而是一次需要理解与共鸣的再创作。两部电影一个是向内探究记忆的幽微之处，一个向外追逐现实的浪漫突围，但都小心护住了原著中那份对小人物的凝视与关怀，也让那个由文字构筑的“世界”，在光影中得以延续。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 周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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