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民国风云录》《孙科传》《蓝妮传奇》《严蔼娟回忆录》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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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南京，梧桐叶正黄，秋风萧瑟。中华民国立法院内的办公大楼里，一场将改变多个家庭命运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
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这位时年45岁的立法院长，正面临着人生中最复杂的情感纠葛。
那个秋日的午后，立法院的同僚们注意到孙科的神情有些恍惚。
作为国父之子，孙科向来以温文尔雅的形象示人，但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手中把玩着一封信件。
这封信来自他的私人秘书严蔼娟，信中只有简短的几行字，但足以让这位见过大场面的政治人物寝食难安。
严蔼娟在信中告知孙科，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这个消息本来应该让孙科感到欣慰，因为两人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四年之久。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另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这个女人自称"苗王公主"蓝妮，她的美貌与智慧让孙科神魂颠倒，以至于他开始重新审视与严蔼娟的关系。
当时的南京政界传言四起，有人说孙科要抛弃怀孕的秘书，也有人说那位"苗王公主"手段高超，正在一步步夺取孙科的感情。
更有甚者传言，这场三角恋将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金钱纠纷，最终可能影响到孙科的政治前途。
事实证明，这些传言不仅准确，而且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深刻……
【一】严蔼娟的家世背景与求学经历
严蔼娟，浙江鄞县人，出生于1908年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严志远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母亲陈氏出身商贾之家，家境殷实。
严家祖辈经商，到了严志远这一代开始重视教育，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家族命运。
严蔼娟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资。她五岁开始读书识字，七岁能够背诵《三字经》和《百家姓》，十岁时已经能够阅读《论语》和《孟子》。
严志远对这个女儿格外疼爱，不仅亲自教导她古文诗词，还专门请来西学教师教授她英语和数学。
1925年，十七岁的严蔼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系。这所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在当时的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
严蔼娟在燕京大学期间，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她曾经担任学生会文艺部部长，组织过多次诗歌朗诵会和话剧演出。
燕京大学的求学经历让严蔼娟接触到了当时最新的思想潮流。
她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对文学、哲学、政治学都有涉猎。
这种知识结构使得她不仅具备了扎实的文字功底，而且形成了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思考能力。
1929年，严蔼娟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她曾短暂在北京的一家报社工作，负责编辑副刊和撰写评论文章。
她的文笔优美，观点犀利，很快在京城的文化圈里小有名气。
1930年，严蔼娟的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决定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
1932年，通过朋友的介绍，她得知孙科需要一位私人秘书，便前往上海应聘。
严蔼娟的学历背景和工作经验让孙科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她不仅能够处理日常的文书工作，还能够在政治事务上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她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常常让孙科感到惊讶，对国内政局的判断也往往很准确。
【二】蓝妮的成长环境与早期经历
蓝妮，原名蓝业珍，乳名巽宜，1912年7月2日出生于澳门的一个苗族家庭。
她的出身背景比外界传说的要复杂得多。蓝家祖籍云南建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
蓝妮的祖父蓝和光是前清举人，与广东都督龙济光是表兄弟关系，在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蓝妮的父亲蓝世勋，字敏裕，号午楼，是个颇有理想抱负的人物。
他早年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黄兴部下担任参谋长职务。
辛亥革命期间，蓝世勋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为推翻满清政府做出了贡献。
革命成功后，蓝世勋曾经短暂担任过一些地方职务，但很快就对政治感到失望。
他发现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像理想中那样实现民主共和，反而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让蓝世勋深受打击。
1920年代初期，蓝世勋带着家人移居上海，希望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重新开始。
他先后从事过贸易、金融等行业，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和良好的人脉关系，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蓝家在上海法租界购置了房产，生活相对富足。
蓝妮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她先后就读于南京惠文中学、南京暨南女中，后来又转到上海智仁勇女子中学完成高中学业。
这些学校都是当时的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厚。
在学校期间，蓝妮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展现出了非凡的社交天赋。
她性格开朗，善于交际，能够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和谐相处。
当同学之间出现矛盾时，她总是能够居中调解，化解争端。这种能力让她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蓝妮的外貌也很出众。她身材高挑，五官精致，特别是一双大眼睛，顾盼生辉，充满了灵气。
加上她从小接受的良好教育，使得她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种优雅的气质。
这种外在美与内在修养的结合，让她很早就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1926年，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蓝家的命运。蓝世勋在常熟担任沙田局长期间，与好友陈保初一起遭到袭击。
陈保初当场中弹身亡，蓝世勋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从此精神状况不稳定，无法正常工作。
这次变故让蓝家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的蓝家，不得不变卖部分家产来维持生活。
蓝妮的母亲方淑贞，这位原本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太太，突然间要承担起养家的重担。
【三】命运的交汇点与关键决定
1929年，17岁的蓝妮面临人生的第一个重大选择。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决定为她安排一门婚事，对象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李调生的儿子李定国。
这门亲事看起来门当户对，李家愿意支付高额彩礼，还承诺每月给蓝家100大洋的补贴。
对于蓝妮来说，这个决定无疑是残酷的。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本来应该享受自由恋爱的权利，却不得不接受家庭安排的婚姻。
但是面对家庭的经济困难和父亲的病情，她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的感情，承担起拯救家庭的责任。
李定国是个典型的富家公子，从小娇生惯养，没有什么远大志向。他对蓝妮的美貌很满意，但对她的才华和抱负却并不理解。
婚后的生活让蓝妮感到窒息，她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胸无大志、只知享乐的男人。
在这段婚姻期间，蓝妮生育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繁重的家务和育儿责任几乎耗尽了她的精力，但她内心深处始终怀着对更好生活的渴望。
她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的霓虹灯，想象着另一种可能的人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蓝妮与李定国的矛盾越来越大。
李家上下对蓝妮长期从娘家索取金钱的行为颇有微词，认为她太过贪婪。而蓝妮则认为李家人看不起她的出身，对她缺乏基本的尊重。
1934年，经过深思熟虑，蓝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李定国离婚。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极其罕见的，因为离婚不仅意味着社会声誉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经济来源的断绝。但蓝妮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毫无希望的婚姻生活。
离婚后的蓝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她没有固定收入，还要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
在那个女性经济地位普遍低下的年代，一个离异女性要想在社会上立足，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经过权衡，蓝妮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将孩子们留在李家，自己独自前往上海谋生。
这个决定让她痛苦不堪，但她知道这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她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总有一天能够重新站起来。
1935年初，蓝妮来到上海，开始了她的社交生涯。
凭借着出众的容貌、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高超的交际手腕，她很快在上海滩的上流社会站稳了脚跟。
她结识了茶叶大王唐季珊、房地产巨头李润身、李鸿章的侄子李瑞九、电影商人严春堂等各界名流。
在这个过程中，蓝妮展现出了惊人的社交天赋。她能够准确地把握不同人的心理，说出他们最想听的话。
她既能与商界大亨谈论生意经，也能与文人墨客探讨诗词歌赋。这种全方位的社交能力让她迅速成为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
1935年秋天，在同学陆英组织的一次聚会上，蓝妮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男人——孙科。
这次相遇不是偶然，而是陆英有意安排的。陆英早就注意到蓝妮的才华和魅力，认为她和孙科这样的政界人物很般配。
初次见面时，孙科就被蓝妮的谈吐和见识深深吸引。蓝妮不仅外表美丽，而且对时事政治有着深刻的见解。
她能够就国际局势、经济政策等复杂问题与孙科进行深入交流，这种智慧与美貌并存的特质让孙科眼前一亮。
【四】复杂关系网的形成与发展
1935年末至1936年初，孙科、严蔼娟和蓝妮三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最复杂的阶段。
严蔼娟此时已经怀孕，她天真地以为这个孩子会成为她和孙科关系的纽带，却没有意识到另一个女人正在悄然改变着整个局面。
孙科对蓝妮的感情来得异常猛烈。在认识蓝妮之前，他的感情生活虽然复杂，但基本上还在可控范围内。
原配夫人陈淑英长期在澳门养病，严蔼娟则在南京照顾他的起居生活，这种安排让他感到相对稳定。但蓝妮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
蓝妮深知自己面临的挑战。她不仅要与陈淑英这个名正言顺的原配夫人竞争，还要应对严蔼娟这个已经与孙科同居四年的女性。
更复杂的是，严蔼娟还怀着孙科的孩子，这在传统观念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为了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获得优势，蓝妮制定了周密的策略。
首先，她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优势，在政治事务上为孙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她经常阅读各种报纸杂志，了解国内外时事，然后与孙科讨论这些问题。
其次，蓝妮巧妙地利用了孙科的心理需求。
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期望。
他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生活伴侣，更需要一个能够理解他、支持他政治抱负的人。蓝妮恰恰能够满足这种需求。
再次，蓝妮展现出了非凡的情商。
她从不直接攻击严蔼娟，而是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暗示孙科，严蔼娟只是一个普通的秘书，无法与他的社会地位相匹配。
她经常在适当的场合展示自己的社交能力，让孙科看到她在上流社会中的影响力。
1936年初，蓝妮提出了一个关键要求：她希望孙科给她一个明确的身份承认。
在那个时代，虽然法律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纳妾的传统观念。
蓝妮要求孙科承认她为"二夫人"，这样她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相应的地位。
孙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同意了蓝妮的要求。
1936年春天，他亲手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据："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这张字据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确立了蓝妮在孙科心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宣告了严蔼娟地位的边缘化。
按照这个表述，严蔼娟既不是"原配夫人"，也不是"二夫人"，她的存在似乎被完全忽视了。
严蔼娟得知这个消息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孙科的爱情，连基本的尊严都受到了侮辱。
更让她痛苦的是，她腹中的孩子似乎也不会得到父亲的承认。
在这种情况下，严蔼娟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她可以选择默默承受这一切，也可以选择为自己和孩子争取权益。
经过痛苦的思考，她决定采取行动。她开始收集与孙科关系的各种证据，为将来可能的法律斗争做准备。
1936年3月19日，孙穗芳在上海出生。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使得本就复杂的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一方面，孩子的存在证明了严蔼娟与孙科的关系；另一方面，孙科此时的感情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蓝妮身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孙科、严蔼娟和蓝妮三人的人生轨迹。
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个人的情感纠葛在民族危亡面前显得渺小而复杂。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孙科作为政府高官，必须随政府西迁。
这个变化给严蔼娟讨要女儿抚养费的计划带来了巨大困难。
她曾经设法托人转达自己的要求，希望孙科能为女儿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但都没有得到回应。
在战乱中，严蔼娟的处境变得极其困难。她既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又要应对生活的压力。
没有固定收入的她，只能依靠变卖一些细软维持生计。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些有限的资源很快就消耗殆尽。
蓝妮此时的选择显得更加实际。她暂时留下女儿孙穗芬，只身跟随孙科前往重庆。
在陪都重庆，蓝妮凭借着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快就在当地的上流社会站稳了脚跟。
她不仅为孙科的政治活动提供支持，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他搭建更广泛的社交网络。
1940年，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孙科的原配夫人陈淑英从澳门来到重庆，准备与丈夫团聚。
陈淑英的到来让蓝妮的地位变得尴尬起来。虽然她有孙科亲笔写的字据，但在法律和社会传统面前，原配夫人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面对这种新的局面，蓝妮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她主动离开重庆，独自返回上海。
这个决定显示了她的政治智慧，她知道在原配夫人面前争风吃醋只会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退让，寻找新的机会。
回到上海后的蓝妮，重新投入到繁忙的社交活动中。
此时的上海正处于日伪政权的控制之下，社会秩序混乱，但这也给一些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
蓝妮凭借着自己的社交网络，与汪精卫政权的一些高官建立了密切联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等人。
严蔼娟在得知这些变化后，内心五味杂陈。
一方面，她对蓝妮能够在乱世中如鱼得水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她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战争让所有人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她必须为自己和女儿的未来做出选择。
经过痛苦的权衡，严蔼娟最终决定改嫁。她嫁给了一个上海的商人，这个男人愿意接纳她和女儿，为她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然而，这个继父对孙穗芳并不友善，经常对这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进行打骂。孙穗芳的童年就在这种恐惧和痛苦中度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
随着战争的结束，各种在战争期间被压抑的矛盾开始重新浮现。
严蔼娟再次想起了为女儿争取权益的事情，她委托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读建筑专业的弟弟严星华前去找孙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
然而，严星华带回来的消息让她深深失望，孙科的态度依然冷淡，他既不承认孙穗芳的身份，也不愿意承担抚养责任。
蓝妮在抗战结束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她在战争期间与汪精卫政权的人员有过密切接触，被戴笠以"汉奸罪"逮捕。
这个指控如果成立，后果将非常严重。在这个关键时刻，孙科出手相救，通过各种关系和手段，使得蓝妮在三个多月后获得假释出狱。
这次危机让蓝妮深深感受到了孙科对她的重要性，同时也让她意识到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做更多的准备。
1948年，孙科决定竞选副总统，蓝妮全力支持他的政治抱负，甚至动用自己的所有关系为他拉票。
她联系了"云南王"龙云等实力派人物，为孙科的竞选活动提供支持。
就在竞选的关键时刻，《救国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报道，然而这篇报道的内容却直接导致了孙科的竞选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