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央文史研究馆档案》、《湖南第一师范校史》、《湖南近代史料汇编》、《新邵文史资料》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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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中南海菊香书屋内，一封来自长沙的挂号信静静地躺在案头。
信封上"失地老农"四个字格外醒目，署名却是"刘策成"。
当工作人员提醒这是军阀赵恒惕亲属的来信时，所有人都认为这封信会被直接处理掉。
伟人缓缓打开信封，目光扫过那熟悉的字迹，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放下手中的文件，提起毛笔，亲自给这个"地主分子"回信。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样的回信写了三封。
伟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这个人他等了28年。
28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人的选择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这段跨越近三十年的师生情谊，承载着湖南第一师范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文化书社创办时的慷慨资助，以及1923年那个生死关头的救命之恩。
【一】师生初遇：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课堂
1916年春，袁世凯死后，刘策成从监狱中被释放。
这位1883年3月出生于湖南新邵县花桥乡田心村的知识分子，早年治学《庄子》，深受其"疾恶如仇"思想影响。
14岁时进入广西优级师范学校，18岁时留校任教。
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黄兴、蔡锷等革命党人交往甚密。
1913年春，刘策成回国后任湖南驻省邵阳中学校长。
1914年春，他与教师李洞天、学生匡互生等人反对袁世凯称帝，鼓吹革命，私藏枪支弹药，被湘督汤芗铭逮捕。
李洞天不幸遇害，刘策成得蔡锷力保免死，改判15年徒刑。
蔡锷曾评价刘策成身陷囹圄而心系风云，时刻思念反帝斗争，有临死不屈之志，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袁世凯死后，刘策成出狱，返校复职，并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教员。
1916年春天，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课堂上来了这位特殊的老师。
刘策成走进教室时，发现一个23岁的学生正在和同窗们讨论《史记》中陈涉起义的历史意义。
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家子弟名叫润之，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被编入本科第八班。
刘策成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身穿粗布长衫，腰系布带，头剃平头，脚着布鞋，如同农民。
他走上讲台自报姓名，称自己姓刘名武，字策成。
因为他是当时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知名人物，学生们报以热烈掌声。
刘策成学识渊博，特别是对庄子的研究很深，受庄子"疾恶如仇"、"淡泊名利"、"均贫富"等思想影响。
刘策成在课堂上发现，这个学生不仅知识面广，更重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他能从历史事件中看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往往独具见解。
课后，刘策成专门了解了这个学生的情况，得知他就是伟人。
刘策成并非普通的老师，他博闻强记，对历史典籍烂熟于心，被学生们称为"活历史"，是不用带教本上课的老师。
刘策成讲课爱憎分明，引经据典，左右逢源。
他上课非常认真，教学内容默记心中，从不看教材。
伟人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课外，还感到不满足，经常在课余找他个别请教、探讨。
刘策成非常欣赏伟人，尤其欣赏伟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精神，在日记中写道伟人"齿发壮"、"志气锐"、"思非凡"，是天下奇才。
在1916年至1918年的师生相处中，刘策成不仅传授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伟人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他经常在课余时间与这个学生探讨历史问题，从古代农民起义到近代变法维新，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思潮，两人的谈话往往持续到深夜。
刘策成发现，伟人不仅有着敏锐的嗅觉，更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伟人还担任过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组织同学办工人夜学。
1917年上半年，伟人提出中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时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
他阐明了师范生办夜学的特殊意义，提出以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名义，由同学来主办工人夜学。
1917年10月，一份由伟人起草的白话文《工人夜学招学广告》出现在长沙街头。
广告言辞恳切，富于鼓动性，工人们纷纷报名。
伟人召集夜学教员开教务会议，商议老师配备、课程设置、授课时间等事宜，最后决定按学员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甲乙两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三种课。
在夜学里，伟人担任甲班的历史课，经常结合国内外的情势来讲课，既通俗又生动。
刘策成赠送给伟人一部《庄子集解》，以资鼓励和共勉，结下师生深厚情谊。
1918年6月，伟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
伟人毕业后，以一师附小主事为掩护，从事革命运动。有时从外地回来，即住在刘策成家，两人同桌进餐，同床共寝，聚谈往往至深夜。
【二】文化书社的300银元援助
1918年6月，伟人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北京接触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新思想。
1919年4月，他从北京回到长沙，接受周世钊的邀请，担任修业小学高小部历史教员。
同年7月14日，他创办《湘江评论》，担任主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20年，刘策成离开第一师范，当上了浏阳县的县长。
伟人于1920年下半年决定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文化书社的创办需要大量资金，包括购买图书、租赁房屋、印刷宣传品等各种费用。
当时伟人手头拮据，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
在这个关键时刻，伟人写信向刘策成求援，要刘在经济上支援。
刘策成接信后，四处张罗，解囊相助，最终拿出300银元支持学生的事业。
300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年的工资收入。
据史料记载，1919年鲁迅在北京购买的一处三进四合院（500多平方米，32间房）也才花费了3500银元。
文化书社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顺利开业，成为长沙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
书社经营各种进步书籍和刊物，包括《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重要文献。
通过文化书社，伟人和他的同志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革命思想，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刘策成的这次资助，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
文化书社的成功运营，也为伟人后来从事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实践经验。
在管理书社的过程中，伟人锻炼了组织能力，积累了群众工作经验，培养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
这些经验和人脉关系，对他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1920年代的政治风云变幻
1920年，刘策成离开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职，开始了他的地方行政生涯。
这一年，他担任浏阳县县长，开始在地方行政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
作为一个从教育界转入行政界的知识分子，刘策成带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民本思想走上了县长岗位。
在浏阳县县长任上，刘策成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整顿县机构，精简冗员，提高行政效率；整治地方治安，打击土匪恶霸，保护商旅安全；
兴办教育事业，修建学校，推广新式教育；发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改善交通条件。
这些措施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1921年，刘策成调任衡山县县长。在衡山任职期间，他继续推行改革政策，特别注重农业发展和水利建设。
衡山县地处湘江流域，水患频发，刘策成组织民众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有效地减少了洪涝灾害。
同时，他还推广新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改善民众生活。
刘策成在县长任上的清廉声誉很快传播开来。
他坚持廉洁奉公，从不贪污受贿，生活简朴，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
当地民众称他为"刘青天"，在他离任时，群众自发送来两把"万民伞"表示感谢。
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民谣："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来个老清官，就是刘策成。"
正是因为刘策成在地方任职时的良好声誉，以及他与蔡锷等人的历史关系，加上他儿子娶了赵恒惕的侄女这层姻亲关系，赵恒惕开始重视这个人才。
1922年，赵恒惕调刘策成任湖南省水警厅厅长，1923年10月又任命他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
然而，刘策成对这个职务并不感兴趣。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他更愿意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而不是处理复杂的斗争。
在警察厅厅长任上，赵恒惕并不完全信任他，只让他管理长沙的名胜古迹保护和一些轻微的治安案件，重要的案件都由赵恒惕直接掌控。
这一时期，湖南的局势十分复杂。
1922年2月，伟人为工会领袖黄爱和庞人铨两人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一事，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3月，伟人到达上海，参与筹备并出席3月26日召开的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
由他亲自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在会上广为散发，产生重要影响。
1922年5月底，中共湖南支部改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伟人仍任书记。
他积极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先后发动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长沙印刷工人罢工等，并于11月5日正式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伟人任总干事。
12月13日，伟人率领数十位工会代表，会见省长赵恒惕，就十个问题进行交涉。
刘策成在担任警察厅厅长期间，最重要的贡献是修复和保护了长沙天心阁。
他召集当时的能工巧匠，遍阅古籍，力求还原天心阁的真实样貌。
在他的主持下，天心阁得到了全面修缮，并仿照北京文渊阁的样式，在左右两边增建二轩，与主阁之间建长廊相连。
天心阁修复后，刘策成曾以"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征对，众人对不出下联，他自己贴出下联："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这副对联被称为妙对，在长沙广为流传。
【四】1923年的救命恩情
1923年，湖南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年，伟人接连发表了《省宪下的湖南》（7月1日）和《省宪经与赵恒惕》（8月15日）两篇檄文，尖锐地批评了赵恒惕坚持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实际上是想维持其军阀统治，揭露了他对农民运动的压迫和对工人运动的镇压。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彻底激怒了赵恒惕。
他在省会议上下达命令，立即在全省范围内通缉伟人，见者格杀勿论。
随即，全省军警系统接到通缉令，开始在各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按照当时的情况，伟人几乎无法逃脱这次抓捕。
在这个生死关头，关键人物刘策成站了出来。
此时的刘策成已经担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而且他与赵恒惕还有特殊的关系——赵恒惕的侄女嫁给了刘策成的儿子，两人是姻亲关系。
按照常理，刘策成应该积极配合上级的抓捕行动。
然而，刘策成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
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召来了自己的心腹部下王建屏。
具体的承办人，是与刘策成私交甚密、时任长沙城东区警察署署长的王建屏（又名王钦安）。
刘策成在赵恒惕召开的警务工作会议上，接受抓捕伟人的任务后，立即单独召见王建屏。
刘策成对王建屏说，赵恒惕要缉捕伟人，而伟人是我的学生，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伟人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
为人正直的王建屏，就把此事交给两个随身警卫。
两个警卫当夜前往清水塘通报伟人。
伟人不在家，俩人又赶到仓后街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址，面告伟人。
伟人接到消息后，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当机立断收拾行李，连夜带着家人离开长沙。
第二天清晨，刘策成按照赵恒惕的命令，亲自率领大批警察在长沙市区进行大规模搜查。
他们搜查了伟人的住处、工作场所以及可能藏身的地点，但自然是一无所获。
王建屏才开始在城内四处搜捕，并把声势造得很大，这是做给赵恒惕看。搜捕连续进行了好几天，最后不了了之。
具体的脱险时间约在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之间。
伟人离开长沙后，先后转移到上海、广州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4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如果没有刘策成的及时通报，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
1924年年底，伟人因工作劳累，生了一场大病，12月从上海回到湖南养病，先是住在杨开慧家长沙板仓。
这时，赵恒惕的密探再次打听到了伟人的行踪，便秘密派亲信前去抓捕，而此事再一次被刘策成所得知，他当即托地下党组织，给伟人送去100银元，并劝伟人和其家属尽快离开长沙。
就这样，伟人在恩师刘策成的帮助下，又一次化险为夷。
1925年2月6日，伟人安全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和农村党支部建设，赵恒惕得知后又一次派人前去抓捕，但再一次扑空了。
这次，赵恒惕意识到是自己身边人有问题，他怀疑是刘策成在暗地里通风报信，但是又苦无证据，便把刘策成发配去衡山当县长。
直到去世，赵恒惕都不知道真相——是他的姻亲刘策成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保护伟人。
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作为地主的刘策成，按照政策要求主动交出了所有土地，积极配合土地改革工作。
然而，失去土地也意味着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67岁的刘策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活困境。
这位曾经的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曾经救过学生性命的老师，如今却要为基本生计发愁。
他的藏书满屋，但书籍无法当饭吃。
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手稿已经完成，但出版遥遥无期。
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刘策成提起毛笔，向中南海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生死存亡，更牵动着一段跨越28年的师生情谊。
这封署名"失地老农"的信件送达中南海后，将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