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3年，我扔掉粮站的铁饭碗，决定下海闯荡。
就在我踏出大门的那一刻，那个没人敢理的女劳改犯，陈婧，突然拉住了我的衣角。
她的手冰冷刺骨，眼神里是绝望的火焰。
“带我走，”她嘴唇颤抖，几乎是在乞求，“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看着她，一个荒唐的念头在我脑中升起……
一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
北方的风刮过小县城，卷起国营粮站院子里的第一片落叶。
我叫林强，二十四岁，是粮站的记账员。
算盘珠子被我拨得噼啪作响，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脆。
窗外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蒙尘的水泥地上，照出空气里飞舞的无数尘埃。
我的青春，好像也和这些尘埃一样，无声无息地飘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粮站的日子就像那台老掉牙的座钟，每天走得精准，也走得乏味。
老站长揣着茶缸子在院里踱步，会计张姐对着小镜子描着眉毛，几个装卸工在仓库门口的太阳下打着瞌小憩。
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直到那天，陈婧的出现，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这潭死水。
是老站长把她领进来的，脚步声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
他清了清嗓子，对着探头探脑的我们说：“这是新来的，陈婧，以后就在仓库帮忙。”
话说得很含糊，眼神却有些躲闪。
可她档案袋上那个蓝得刺眼的“劳改”戳印，早就被眼尖的张姐看到了。
一瞬间，空气凝固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她身上。
她很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布衫，裤腿短了一截，露出干瘦的脚踝。
她的头一直低着，长长的刘海遮住了大半张脸，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有那紧紧抿着的嘴唇，透出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倔强。
她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刺猬，把自己蜷缩起来，竖起了全身的刺。
从那天起，陈婧成了粮站里的一个透明人，一个禁忌的话题。
大家默契地绕着她走，仿佛她身上带着什么看不见的病毒。
没人跟她说话，没人给她好脸色。
最脏最累的活儿总是理所当然地落在她头上。
清扫积了十年灰的仓库角落是她的事。
把发了霉、结了块的陈年苞米一袋袋搬出来晾晒是她的事。
就连疏通堵塞的下水道，老站长也是毫不犹豫地喊她的名字。
她从不反驳，也从不抱怨，只是默默地拿起工具，低着头开始干活。
她的沉默像一道无形的墙，把自己和这个世界隔离开来。
午饭时间，食堂里总是热热闹闹。
张姐她们讨论着谁家的孩子考了第一，装卸工老王他们吹嘘着昨晚的牌局。
陈婧永远是最后一个打饭的。
她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里面只有半碗米饭和一个干巴巴的馒头，然后走到最远的角落，背对着所有人，一口一口地吃。
她的背影很直，却显得格外孤单。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什么圣人，我也害怕被贴上“跟劳改犯一伙”的标签。
可我总觉得，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天中午，食堂的菜是炒鸡蛋。
我打好饭，从她的座位旁经过。
我的手“不小心”抖了一下，饭盒倾斜了。
一块金黄的炒鸡蛋从我的饭盒里滑了出去，不偏不倚地掉进了她的搪瓷碗里。
我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能感觉到，背后有一道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只停留了一秒，就迅速移开了。
那之后，我开始用我的方式，偷偷地帮她。
天气转凉了，风从仓库破损的窗户里灌进来，冷得刺骨。
我看到她还在穿那件单薄的布衫，冻得嘴唇发紫。
下班的时候，我把我的一件旧工作服“忘”在了仓库的麻袋上。
那件衣服有些大了，袖口也磨破了，但很厚实。
第二天早上，我再去仓库的时候，衣服已经不见了。
陈婧依旧低着头干活，只是身上那件单薄的布衫外面，套上了一件不合身的蓝色工作服。
装卸工老王是个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他也最喜欢欺负陈婧。
那天，新到了一批面粉，每袋一百斤。
老王故意把最里面、最不好搬的几袋指给陈婧。
“那几袋，搬到推车上去。”他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命令。
陈婧走过去，弯下腰，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抱那袋面粉。
她的身体太瘦弱了，面袋像一座小山压在她身上，她试了几次，脸都憋红了，面袋却纹丝不动。
老王和几个人在旁边抱着胳膊看笑话，嘴里发出哄笑声。
我看不下去了，拿着账本走过去。
“老王，站长让你过去一下，说是有批货的单子要你核对。”我面无表情地说。
老王将信将疑地瞪了我一眼，还是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走到陈婧身边，没看她，只是自言自语般地说：“这袋子放得太靠里了，不好使劲。”
说着，我弯下腰，和她一人抓住面袋的一头。
“一，二，三！”
我们俩一起用力，那沉重的面袋终于被抬了起来，稳稳地落在了推车上。
她的手很冰，上面全是粗糙的茧子。
在抬起面袋的一瞬间，我们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一起。
她像触电一样迅速缩了回去。
我没说什么，转身拿着账本走了，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那以后，她看我的眼神里，似乎多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不再是纯粹的警惕和麻木，偶尔会有一丝极快闪过的，像是感激，又像是困惑的情绪。
但我们之间，依旧没有一句话的交流。
粮站的生活还在继续，我的迷茫也在加剧。
我订阅了南方的报纸，《南方周末》、《羊城晚报》。
报纸上的世界和粮站完全是两个样子。
深圳、特区、下海、万元户……那些滚烫的词语像一把火，在我心里烧得越来越旺。
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对着算盘和账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老去。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我发小李胖子的归来。
他初中没毕业就跑去了广东，我们都以为他会在外面饿死。
可他回来的时候，穿着一身锃亮的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手里还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他请我们去县里最好的饭店吃饭，一桌子菜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
他唾沫横飞地讲着他在深圳的见闻，讲他是怎么从摆地摊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小档口。
“强子，你脑子活，不能在这破粮站耗着了。”李胖子拍着我的肩膀，“南边遍地是黄金，只要你敢干，就没有饿死的道理！”
他的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我心中犹豫的天平。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走进了站长办公室，把一封辞职信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老站长以为我看玩笑，当我告诉他我是认真的，他把茶缸子重重地墩在桌上。
“铁饭碗你不要，非要去端那个泥饭碗？你疯了！”他指着我的鼻子骂。
“林强，你会后悔的！”
我没有后悔。
当我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二
我辞职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粮站。
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有种，张姐还悄悄塞给我二百块钱，让我路上用。
我在粮站的最后一天，是在收拾东西中度过的。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帆布包就装完了。
临走前，我习惯性地走向仓库。
我想跟陈婧告个别，虽然我们从没说过话。
仓库里，她正在把一袋袋苞米码放整齐。
她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仿佛想把所有的力气都耗尽。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最终还是没能开口。
说什么呢？祝你以后好运？我们之间，还没熟到那个份上。
我转身，背着包，走出了工作了五年的粮站大门。
就在我一只脚踏出大门，准备迎接我那未知的未来时。
一只冰冷的手，突然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衣角。
力气很大，抓得很紧，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回过头，看到了陈婧。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她。
她的脸很小，皮肤因为营养不良有些蜡黄，但那双眼睛，亮得惊人。
那双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绝望、祈求、挣扎，还有一丝疯狂。
周围有下班的同事路过，他们停下脚步，用惊诧又带着点鄙夷的目光看着我们。
她似乎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她的眼里只有我。
她的嘴唇哆嗦着，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带我走。”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带她走？带一个女劳改犯去闯荡？
这太荒唐了。
她会是我的累赘，我的麻烦。
我下意识地想拒绝。
可看着她那双眼睛，那双仿佛溺水之人看到的唯一一块浮木的眼睛，我拒绝的话堵在了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见我犹豫，抓着我衣角的手更紧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给你当牛做马。”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心上。
当牛做马。
一个活生生的人，把自己放到了牲口的位置上，只为了一个离开这里的机会。
我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走不可。
但我知道，如果我今天拒绝了她，可能会毁掉她生命里最后一点光。
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像嗡嗡作响的苍蝇。
我深吸一口气，在那一刻，我做了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我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中，对着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去往南方的绿皮火车拥挤而嘈杂。
空气里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
我和陈婧坐在靠窗的位置，两天一夜的路程，我们之间一句话也没说。
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在她眼中，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我偶尔会偷偷打量她。
离开了粮站那个压抑的环境，她好像还是那副沉默的样子。
只是那紧绷的身体，似乎稍微放松了一点点。
到了广东，一下火车，一股夹杂着潮湿水汽的热浪扑面而来。
这里的一切都是鲜活而混乱的。
听不懂的方言，行色匆匆的人群，高低错落的建筑。
我和陈婧，就像两滴掉进油锅里的水，瞬间就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李胖子给我找了个落脚的地方，是城中村里的一间握手楼。
月租八十块，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
开窗就是对面邻居的厨房，油烟味能把人呛死。
但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天堂了。
最初的日子，是充满希望的。
我揣着我全部的积蓄和从家里拿的几千块钱，开始按照李胖子的指点，跑起了粮油生意。
我联系老家的粮站，用低价发来一批大米，然后去联系这里的工厂食堂、小餐馆。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太老实了，也太天真了。
这里的生意人个个都像成了精的猴子，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第一次送货，一个食堂老板当着我的面验货，说米没问题，让我先把货卸下，过两天来结账。
我信了。
可等我再去的时候，他却翻脸不认人，说我的米里掺了沙子，扣了一半的钱。
我气得跟他理论，他叫来几个膀大腰圆的厨子，把我轰了出去。
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
要么是被压价，要么是被拖欠货款，最惨的一次，我拉着一车米跑了一天，结果对方是个骗子，地址是假的，害我白白赔了运费。
不到两个月，我带出来的钱就见了底。
我整个人都蔫了。
每天回到那间昏暗的出租屋，我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发霉的天花板。
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开始后悔。
我甚至开始怨恨陈婧。
如果不是带上了她这个拖油瓶，我的日子或许不会这么艰难。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消沉，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只是默默地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然后，她开始早出晚归。
我不知道她去做什么，问她她也不说。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从一家小餐馆的后门走出来，手里提着一袋剩菜。
她的头发被油烟熏得黏在一起，身上那件旧工作服也沾满了油污。
原来，她去给餐馆洗盘子了。
每天洗十几个小时，换来的，就是一天十块钱的工钱和一袋客人吃剩的饭菜。
她把那十块钱，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我枕头下面。
把那些剩菜，热了又热，端到我面前。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开始重新振作起来。
我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
三
我从小道消息打听到，有个叫黄老板的粮油店，最近在大量吃货。
这个黄老板名声不太好，据说是个地头蛇，喜欢黑吃黑。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借了李胖子的一辆破三轮车，拉上了我最后的一批大米，找到了黄老板的店。
那是一个很大的仓库，光线昏暗，空气里都是谷物的霉味。
黄老板是个大胖子，脖子上戴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金链子，正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喝茶。
他眯着眼睛打量了我和我的米，然后报了一个低得离谱的价格。
我据理力争，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他才不耐烦地加了一点。
价格虽然还是很低，但至少能让我回本。
我同意了。
我让他先付钱，他眼一瞪。
“规矩不懂？先卸货，验完货再给钱！”
我不敢得罪他，只好招呼跟着我一起来的陈婧，开始把米往仓库里搬。
我们俩忙活了快一个小时，才把几十袋米全部卸完。
我累得满头大汗，走到黄老板面前，搓着手说：“老板，货卸完了，您看……”
黄老板放下茶杯，慢悠悠地站起来，走到米堆前。
他随手划开一袋米，抓了一把，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吐了口唾沫进去。
“你这米，不对劲啊。”他摇着头说，“太潮了，里面还有股霉味。”
我一下就急了：“不可能！这都是新米，我发货前都看过的！”
“我说有就有！”黄老板的脸瞬间沉了下来，“你这批货，我最多给你一半的钱，爱要不要！”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明摆着就是敲诈。
“你这是欺负人！”我涨红了脸喊道。
“欺负你怎么了？”黄老板冷笑一声，拍了拍手。
仓库的阴影里，走出来四个穿着跨栏背心、露着纹身的年轻人。
他们手里都拎着铁棍或者木棒，一脸不善地把我围了起来。
我当时就吓傻了。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
我的腿肚子都在打哆嗦，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知道，今天这钱，我要不回来了。
我甚至可能要挨一顿打。
就在我准备认怂的时候。
一个瘦弱的身影，挡在了我的面前。
是陈婧。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就站在我和那几个混混之间。
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有些可怕。
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了一根不知道谁扔在那里的，断掉的扁担。
她掂了掂手里的扁担，然后抬起头，看向黄老板。
那一瞬间，她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粮站时的那种麻木和怯懦。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像淬了冰的刀子，冷得让人心头发寒。
那眼神里，带着一股毫不掩饰的狠戾。
“三年前，在黑河，有个叫‘刀疤刘’的想黑我家的货。”
陈婧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仓库里，每个字都清晰无比。
“他的左腿，现在还在打钢钉。”
她顿了顿，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黄老板脸上。
“你这笔钱，想清楚了再赖。”
黄老板脸上的肥肉抖了一下。
他旁边一个为首的混混，死死地盯着陈婧的脸，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仿佛想起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
他凑到黄老板耳边，哆哆嗦嗦地说了几句什么。
黄老板的脸色，也瞬间变得和猪肝一样难看。
他死死地瞪着陈婧，眼神里有惊恐，有不甘，还有一丝难以置信。
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算你狠！”
他冲着旁边的人吼道：“给钱！”
一个混混不情不愿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数也没数就扔在了地上。
“滚！”黄老板指着门口咆哮道。
那几个混混也像是见了鬼一样，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
我整个人还是懵的，几乎是凭着本能，捡起地上的钱，拉着陈婧，跌跌撞撞地逃出了那个仓库。
直到我们骑着三轮车跑出很远，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疯狂地跳动。
我停下车，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刚才那一幕，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反复播放。
我转过头，看着坐在我身后的陈婧。
她又恢复了那副沉默的样子，手里的扁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扔掉了。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仿佛刚才那个吓退了地头蛇的人，根本不是她。
我的喉咙发干，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你……”
我颤抖地问。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