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登高远望，毛主席：井冈山和当年大不一样

1965年5月19日清晨，南下的专列穿行在细雨中的湘江岸边。车厢里，七十二岁的毛主席推开窗子，任潮湿的风灌进来，衣袖微微扬起。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像极了三十八年前那支工农小分队急行于山路的脚步声。此刻，他的目的地仍是那个名字——井冈山。

抵长沙的当晚，胡志明前来拜访。应约会谈间，毛主席指着桌上的简易地图笑说：“等谈完，我要上山去看看。人老了，腿脚没当年利索，得拄根棍子，但路还是要走。”胡志明摸着胡须，递过自己的紫檀拐杖，请他替换。毛主席摆手：“你的太体面，我还是带这根‘讨饭棍’，轻巧，趁手。”

自长沙驱车西行，车队顶着五月的山雨，顺着新修的公路一路扬尘。十多小时的车程，昔日走了半月余才能翻越的重峦，如今尽收车窗。同行警卫忍不住感叹：“要是那年有这路，多省事。”毛主席眯眼望着远山，话音低沉：“那时候有的是意志，缺的是钢材和车辆；如今路通了，更不能忘了最初靠双脚踏出的那条小道。”

回忆停不住地涌来。时间倒回到1927年10月，秋风正劲。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血迹未干，党的前途似被层层迷雾裹住。夜里的帐篷里，毛泽东把地图摊在膝上，手指一次次滑向湘赣边界。有人劝他赴上海“集中工作”，有人提醒他上山是“做山大王”。他淡淡一句：“若要革命命活，总得有枪有人，山里有路。”

命运的驿使是一个瘦高的小青年。宋韵琴——日后改名宋任穷——捂着内衣口袋里的信件与一百枚银元，从江西省委一路找来。“毛委员，这是汪泽楷书记的亲笔信。”信纸泛黄，只有一句要害：去宁冈。毛泽东抬头问：“宁冈在何处？”宋任穷笑着比划，“那是井冈山脚，四面大山，险要得很。”就这一刻，风云悄悄拐了弯。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冒雨进入茅坪。鞭炮、唢呐、割了喉管的豕羊，按当地最高礼节横陈路口，袁文才与毛泽东握手甚欢。此前袁文才多疑，托人送来“片林不栖大鹏”的婉拒信。毛泽东扛着一百条从湖南缴获的汉阳造，亲自登门。钢枪落地，怀疑尽消，袁文才反送来一千块大洋。就这样，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在雾锁的井冈群山扎下根来，那年毛泽东三十四岁。

山里苦，苦到极致。粟裕后来算过：步枪平均三发子弹。打仗时第一、第二发作排枪，第三发留追击；弹夹空了，再拔大刀。更苦的是伤员，石灰水代酒精，竹片当镊子，土布替纱布，锯骨靠木匠锯。张子清脚底留下一颗子弹，几个月后化脓感染，年轻生命就此熄灭。

吃的更紧。红米饭、南瓜汤，歌谣里唱的是真事儿。战士腰间只挂干瘪布袋：“别问里头装什么，装的是革命意志。”为了填饱肚子，连伤员都在床边种南瓜苗，“四棵定额”成了医院里的战斗口号。年底挑粮上山，三十里山路来回就是六十里。朱德的扁担压弯，毛泽东也血泡连连。“怕疼？我们连子弹都不怕，哪会怕泡。”伙夫头的玩笑把饥饿冲淡。

时间再次跃回1965年5月22日。汽车爬上海拔1343米的黄洋界。山风呼啸，立于纪念碑前，毛主席用湖南腔念起《西江月·井冈山》。哨口那门旧炮早已锃亮如新，他抚摸炮身，向身边干部解释当年“前两发受潮，第三发打响”的缘由，“功劳不能算在一发身上，要分清辩证法。”众人会意地笑。

夜幕降临，茨坪宾馆灯如昼，远处传来《十送红军》。毛主席推窗凝视，不禁道：“井冈山有电灯了。”厨房原想备上茅台与山珍，被汪东兴拦下。四菜一汤，竹篮端来；同行人员，照旧一元五角标准。席间见到久违的小竹笋，老人家夹了一筷，“味道还是这股清甜。”随后，他要了一碗红米饭，那是他记忆里硝烟与泥土混杂的味道。

翌日下午，毛主席拄着竹杖在后山探路。警卫劝阻：“主席，前面没路。”只见他抬杖点地：“山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几步踏过乱石，众人只能跟着踩出新径。

当晚，他召来随行人员，烟雾缭绕中，声音平稳而有力：“三十八年前，我们在这里挖战壕、挑粮食，吃饭靠南瓜，夜里靠星光。现在楼房矗立，公路通车，孩子们能读书，乡亲们能点灯。这一切来之不易。井冈山换了模样，可那股不怕死、不怕苦的劲头，半点也不能变。”

窗外山风微凉，松涛声里，谁也没再说话。辉煌的灯火照着老人依旧挺直的背影，仿佛当年背着草靶子穿林涉水的红衣首长又站回了哨口，只是两鬓霜白。井冈山，的确和当年大不一样，但那份穿透岁月的信念，还在群山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