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北风刚起,毛主席在玉泉山同周总理闲步谈到石油问题,随口一句“咱们自己得有油田”,一旁的秘书记了下来。两个月后,一份写着“石油工业部筹备”字样的文件摆在国务院会议桌上。故事就从这一刻起步。
此时的李聚奎仍留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忙着为入朝志愿军备运粮弹。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却像上了发条。外人难以想象,这位湘赣游击队出身的老红军,下一步会被推到完全陌生的石油战线。1954年初,徐立清奉命来到沈阳,带来一句简短通知:“中央让你去搞石油。”李聚奎愣了半秒,答得干脆:“听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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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北京西四胡同的筹备处,李聚奎第一眼看到的是满墙俄文图纸,头皮发紧。他拉过刚分来的部长助理,冲泡一杯浓茶,直截了当:“给我列张表,哪门知识最急用?”从那天起,他挤出每天两小时啃教材,一口气坚持了整整六十天。有人笑称“老李又回学堂了”,李聚奎只摆手:“打仗得懂地图,开油田也一样。”
1955年春,克拉玛依一号井冒出黑色原油,新闻电报送到中南海。李富春拍案叫好,苏联专家却摇头,说是“残油”。李聚奎没理会,调来十几台钻机,再开三十九口井。半年过去,原油喷射声此起彼伏,质疑声自此平息。这一仗在李聚奎嘴里叫“地下版的穿插战”。
同一年,解放军开始大授衔。中央军委的初步名单上,李聚奎被列为上将。军中老战友听说后拍手称快,毕竟他在长征、晋绥抗敌、东北后勤救火中立下汗马功劳。可是名单刚送国务院,周总理却在末尾批了一行字:“暂缓,调地方后再议。”原因很简单——石油工业部刚起步,还离不开他这个“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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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李聚奎耳朵里,他正蹲在松辽盆地组织物资。身旁技术员悄声问:“李部长,您介意吗?”他抬头望了望荒原:“衔不衔的,油得先冒出来。”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后来在松辽探区传为佳话。短短一年,松辽勘探局落子,井架林立。玉门老油田也在他的催促下焕发新生,日采原油一度翻番。
195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前夜,薄一波拨通了他下榻的电话。“聚奎啊,中央想把你调回部队,你看……”话音未落,对面传来一句:“没意见。”放下话筒,他坐在床沿,默默翻阅当日刚批的《钻井日报》,封面仍带着油泥。第二天清早,周总理在怀仁堂走廊叫住他,确认态度。李聚奎敬了个军礼:“到哪儿都行。”周总理轻轻拍拍他肩头,算是定局。
回到总后勤部后,他担任政委。当时志愿军后撤工作繁杂,铁路、港口、医院、弹药厂都要移交,他又埋头在线路图和物资清册里。1961年,军委办公会议前,聂荣臻把一枚八角星徽装进小锦盒,递给了他:“这可是补发,不能再拖。”仪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位老同志站成一排,军乐连曲子都没来得及练。镜头里,他只是抬手敬礼,连肩章也没换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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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授衔补办那天,李聚奎照常在食堂排队打饭。炊事员惊讶地瞪大眼,他却笑道:“肩上多一颗星,肚子还得填饱。”众人一阵哄笑,气氛暖和下来。谁都明白,这位末批上将身上的勋章,再耀眼也遮不住他军装里那股子泥土和机油味。
细数李聚奎的履历,能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岗位屡换,核心却未变。井冈山时期他是排长,长征路上提升为团长;抗战时在冀南组建三支纵队;解放战争末期转入后勤;朝鲜战场独守后方,却也曾带伤前出碣石山前线。这些经历交织成一句在军中广为流传的评语——“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干哪行像哪行”。
1950年代,中国要工业化,石油是“饭碗油”。中央挑了个军人去当部长,看中的正是那股子不讲条件的劲头。遗憾的是,他在石油部仅待三年,尚未亲手见证大庆油田喷薄。但克拉玛依、松辽、玉门这三张底牌已足够让后来者把中国从“油荒”边缘拉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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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李聚奎溘然长逝,终年八十三岁。追悼会上,几位昔日石油部老工人专程赶到北京,敬献了一桶克拉玛依原油,桶身贴着一行字:“石油部的老李”。这一幕,静静印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
如果说将星代表军功,那么李聚奎那身常年沾满机油和尘土的旧大衣,则记录着新中国工业奠基的艰难岁月。上将与部长两种身份交错,他始终以一句朴素的承诺串联其间——“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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