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病房呼叫铃在空荡走廊里炸开,护士冲进病房时,周砚深正蜷成虾米,冷汗把床单洇出深色地图。医生甩下一句“阑尾已经穿孔,再晚半小时腹腔就成大染缸”,便把他推进手术室。那天,冯晚晴说“公司团建走不开”,手机定位却停在市中心一家网红西餐厅,照片里陆泽言替她切牛排的手背,贴着一张初中同学会才有的卡通纹身贴。
术后第三天,高烧39.4℃,周砚深迷迷糊糊听见隔壁床家属议论:“现在引流管拔了,最怕再堵,身边得有人每两小时帮忙翻身。”他盯着天花板数水滴,数到一百二十下,给冯晚晴发微信,回复只有一句“在谈项目,晚点说”。晚点再晚点,就是陆泽言朋友圈那张“感谢知己相伴”的合照,时间戳精确到分钟——正是护士记录他体温峰值的时刻。
出院小结写着“需陪护照料1—2周”,他回家面对的是保洁阿姨刚拖过的地板,反光里映出自己弯腰捂肚子的影子。书房抽屉里,两年间三十八万的转账凭条像一摞扑克牌,备注清一色“投资款”,收款人陆泽言。冯晚晴的解释是“理财亏损”,可陆泽言的诉讼记录早已公开,三场传销纠纷,原告名单里还躺着另外两个初中女生的名字。
有人说婚姻走到尽头是大事,其实往往死于一串小数点:术后六十天,周砚深体重掉了十斤,银行短信提示私房钱只剩四位数,他偷偷把三十万转去新西兰“银蕨签证”保证金账户,像给溺水自己扔过去一只带绳的救生圈。律师朋友提醒他“恶意转移财产可能少分”,他苦笑:“命都快没了,还计较钱怎么分?”
订机票那晚,他刷到一条数据:国内离婚案里,“男闺蜜女闺蜜”因素占21.7%,八成以上伴随经济往来。屏幕光打在脸上,像手术台的无影灯,照得人心口发凉。第二天,他把行李缩成一只登机箱,里面塞着父亲塞来的《六十日手记》手稿,老爷子用退休金印了五百本,没想卖到脱销,版税一笔笔汇往奥克兰,备注只有三个字: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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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起飞后,冯晚晴才发觉陆泽言微信不回、电话关机,那三十八万像扔进传销黑洞的石头,连回响都没有。她去派出所报案,民警翻出卷宗,指了指墙上横幅:警惕熟人诈骗。那一刻,她忽然想起周砚深术后在病房里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疼的时候,你哪怕装装样子也好。”只是当时,她低头回消息,没抬头看他。
新西兰的冬天并不冷,周砚深租的海景房阳台正对港口,每天早上五点,帆船像白鸽扑棱棱飞出码头。他把国内手机卡拔出,扔进海里,卡片旋转下沉,像阑尾里那些脓液,最终被潮汐稀释。华人互助会的老移民拍拍他肩膀:“在这儿,伴侣住院你去陪别人?那是社交死刑。”他笑笑,没解释,只把父亲的书放在枕边,翻到扉页,手写一行钢笔字:先救命,再救心。
后来有人问他,三十万私房钱转走算不算狠,他摇头:“比起腹腔里那滩脓血,钱只是脓包,戳破了,才能长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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