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彭德怀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杨勇将军传》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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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和报告，墙上挂着全国地图，几支红蓝铅笔散落在地图下方的桌面上。
会议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在场的军区负责人们依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彭德怀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摆着最新的统计数据。
根据计划，1958年10月将完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的撤离工作，这批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5万。这个数字让所有参会人员都感到压力巨大。
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每个人都清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25万个鲜活的生命，是25万个需要妥善安置的家庭。
【一】归国大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这场历时三年零一个月的战争宣告结束。根据协定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分批次从朝鲜半岛撤离，返回祖国。
撤军工作从1953年8月开始启动。最初的撤军计划相对保守，每批次撤离人数控制在3万到5万之间。
1953年8月至12月，第一批约4万名志愿军战士回到了祖国。这批人员主要是伤病员和服役时间较长的老兵。
1954年，撤军工作继续进行。这一年共有三批次撤离，总计约12万人。这些回国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战斗骨干。
他们经历过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重大战斗，对军事作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1955年和1956年，撤军规模有所放缓。这两年总共撤回约8万人。撤军速度放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需要在朝鲜保持一定规模的驻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的接收安置工作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前几批回国人员。
到了1957年，撤军工作再次提速。这一年约有6万人返回祖国。这时候，留在朝鲜的志愿军人数已经降至30万左右。按照计划，这些人将在1958年全部撤离。
1958年上半年，又有约5万人陆续回国。到了8月份，留在朝鲜的志愿军仅剩25万人。这批人员将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
这25万人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中既有1950年首批入朝的老兵，也有1952年、1953年补充进来的新兵。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20岁到35岁不等。这些人在朝鲜的服役时间少则两年，多则八年。
从军种来看，这25万人包括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后勤兵等各个兵种。其中步兵占比最大，约有15万人；炮兵约3万人；工兵约2万人；其他兵种合计约5万人。
从军事素质来看，这批人员的整体水平相当高。他们都经过了战火的洗礼，执行过各类作战任务，对现代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
许多人掌握了使用各种武器装备的技能，包括火炮、坦克、通信设备等。
从文化程度来看，这批人员的情况参差不齐。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少数人达到高中水平，极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
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在部队的锻炼让他们具备了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执行力。
这25万人即将回国，对国家来说既是喜事也是难题。喜的是战士们终于可以回家了，难的是如何妥善安置这么多人。
按照当时的人口统计，1958年全国总人口约为6.5亿。25万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大，但要集中安置却是个大工程。当时北京市的总人口也不过100万左右，25万相当于北京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经济角度看，1958年国家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工业方面，各地都在大办钢铁厂、机械厂；农业方面，人民公社运动刚刚开始；商业方面，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安置25万人，需要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
首先是住房问题。这25万人回国后需要住的地方。城市的住房本来就紧张，突然增加这么多人，房子从哪里来？农村虽然地方大，但基础设施差，也不是理想的选择。
其次是工作问题。这25万人都是青壮年劳动力，不能让他们闲着。可是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
城市的工厂虽然在扩建，但技术工人的培训需要时间，不是说进去就能干活的。农村搞集体化，劳动力其实是过剩的，再增加这么多人，反而会造成浪费。
再次是待遇问题。这些人是从部队回来的，在朝鲜流过血流过汗，国家不能亏待他们。可是给他们什么样的待遇？按照军队标准还是按照地方标准？这个需要明确规定。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组织关系。这25万人在部队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编制，有团、营、连的建制，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要是回国后就打散分配，这些组织关系就没了，对管理会带来很大困难。
1958年9月，中央军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志愿军最后一批人员的安置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军区的负责人，还有国务院相关部门的代表。
会上，各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认为应该分散安置，按照籍贯把人分到各省；
有的认为应该集中安置,选择几个重点地区进行建设；还有的认为应该按照兵种分类安置，让他们继续从事相关工作。
分散安置的方案看起来最简单。只要统计好每个人的籍贯，然后通知各省来接人就行了。可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问题很多。
这25万人来自全国各地，但分布很不均匀。比如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人口大省,籍贯在这里的战士特别多，每个省都有好几万人。
而有些省份籍贯的战士很少，只有几千人甚至几百人。
人多的省份接收压力大，当地的工作岗位、住房资源都会非常紧张。人少的省份又显得过于零散，不利于管理。这样一来，分散安置的方案就显得不够合理。
集中安置的方案听起来可行，但具体操作起来也有困难。要集中安置,就需要选择合适的地区。
这个地区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有足够的土地资源，能够容纳25万人；第二，有一定的发展潜力,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第三，交通相对便利，方便物资运输和人员流动。
符合这些条件的地区并不多。东北地区虽然地广人稀，但气候寒冷，而且当时东北的工业已经比较发达，不太需要这么多劳动力。
西北地区土地多，可是条件艰苦，让这些刚从战场回来的战士再去吃苦，说不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土地资源紧张，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按兵种分类安置的方案想法不错，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比如说炮兵，他们在部队学的是如何操作火炮，可是回到地方后，哪里需要这项技能？
总不能让他们继续去打炮吧。工兵学的是如何架桥修路，这个倒是可以用上，可是全国的基建工程也容纳不了这么多工兵。
各种方案都有道理，但每个方案都有明显的不足。会议开了三天，讨论了无数个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
【二】各方压力
1958年10月初，安置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朝鲜那边已经在做撤军的准备工作，各部队都在清点装备、整理物资，等待回国的命令。
可是国内的安置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这让所有人都感到焦虑。
从中央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志愿军回国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由副总理牵头，协调各部门做好接收工作。
可是协调来协调去，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到底把这25万人安置到哪里去。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大家对接收志愿军战士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些战士是英雄，是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接收他们是应该的。可另一方面，接收这么多人确实会给地方带来很大压力。
河北省的情况比较典型。按照籍贯统计，25万人中有约5万人的籍贯在河北。要是这5万人都回河北，省里就得想办法安置。
可是河北当时的财政并不宽裕，工业基础也不算雄厚，一下子增加5万劳动力，确实吃不消。
山东省面临的情况和河北差不多。山东籍的志愿军战士有4万多人，这个数字也不小。
山东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土地都已经分配给了各个公社，再增加这么多人，每个公社都要重新调整土地分配，工作量非常大。
四川省的情况更特殊。四川人口多，志愿军里四川籍的战士也多，有将近6万人。可是四川当时交通不便，很多地方还比较闭塞，要接收这么多人回去，光是交通运输就是个大问题。
从军队系统内部看，压力也不小。当时全军正在进行精简整编，编制在缩减，不可能把这25万人都留在部队。可是要让他们全部转业，又涉及很多具体问题。
转业干部和转业战士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干部转业后可以到地方政府机关工作，待遇参照地方同级干部标准。
战士转业后一般是回原籍务农或者进工厂当工人，待遇就要低一些。这25万人里，干部有多少？战士有多少？不同级别的干部待遇怎么定？这些都需要明确。
还有一个问题是转业费。每个转业人员都要发一笔转业费，用于安家和生活过渡。
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普通战士的转业费大概是200元左右，干部的转业费会更高一些。25万人的转业费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笔钱从哪里出？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
从社会层面看，也有一些担忧。这25万人长期在部队生活，习惯了军队的管理方式。回到地方后，能不能适应地方的生活？会不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1958年10月中旬，各大军区又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安置问题。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各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都来了。
会上，大家交流了各自的想法。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提出，可以把一部分人安置在河北、山西；沈阳军区的负责人说，东北可以接收一部分；
济南军区的负责人表示，山东也能接收一些。可是具体能接收多少，怎么接收，还是说不清楚。
有人提出，能不能参考以前转业安置的经验？1950年代初期，也有大批部队转业,当时是怎么安置的？
这个建议倒是提醒了大家。1950年代初期，确实有几次大规模的转业安置。比如1950年，为了精简部队，约有60万人转业。
那次安置相对顺利，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家刚建立，各方面都需要人手。
1952年又有一次大规模转业，约有40万人。那次也还比较顺利，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工业生产任务重，工厂需要大量工人。
可是到了1958年，情况不一样了。前几年转业的人已经占据了大量岗位，现在再安置25万人，就没那么容易了。
会议开了整整两天，还是没有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最后决定，再给各军区一个星期时间，让大家回去继续研究，想出更具体的办法。
彭德怀在会后留了下来，把几个军区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单独谈了谈。
他的意思很明确：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拿出方案。朝鲜那边等着撤军，战士们等着回家，拖下去对谁都不好。
【三】寻找出路
1958年10月下旬，彭德怀连续召开了几次小范围会议，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出主意。这些干部中，有的在地方工作过，有的负责过转业安置工作，有的对某些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
从这些讨论中，逐渐浮现出几个基本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不能完全分散安置。要是把25万人打散分到全国各地，管理起来太困难,也容易让这些战士失去归属感。这些人在部队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形成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突然分开对他们的心理会造成很大冲击。
第二个共识是，不能简单地让他们回原籍务农。这25万人在部队学到了很多技能，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意志，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要是让他们都回去种地，既是人才浪费，也对不起他们的付出。
第三个共识是，必须给他们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做。这些人正值壮年，精力充沛，不能让他们闲着。要给他们安排能够发挥特长的工作，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有价值。
基于这些共识，讨论的焦点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保留这些人的组织关系，又让他们从事有意义的工作？
有人提到了新疆的情况。1954年，新疆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把进疆的部队就地转为生产建设部队。这些部队保留了军队的建制，但主要任务变成了屯垦戍边。几年下来，效果相当好。
这个例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新疆的经验是不是可以借鉴？能不能在内地也搞类似的组织？
可是内地和新疆的情况不太一样。新疆地广人稀，有大片荒地需要开垦，而且边防任务重，需要保持一定的武装力量。内地人口稠密，土地已经基本分配完毕，边防压力也不大。
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内地也不是没有可以开发的土地。
比如河北的坝上地区，虽然靠近北京，但有大片草原和荒地没有充分利用。山西的雁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更是地广人稀。
要是能够把这些地方利用起来，既可以安置人员，又可以增加粮食生产，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个思路提出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可是具体怎么做，还需要详细规划。
首先要确定安置的具体地点。不能说有荒地就往那里送人，还要考虑气候条件、交通状况、水源情况等因素。
河北坝上地区虽然有荒地，但冬季寒冷，种植季节短，适合种什么作物需要研究。山西雁北地区土壤比较贫瘠，需要改良。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气候干旱，水源是个大问题。
其次要确定组织形式。要是参照新疆的模式，就要保留军队建制，设立团、营、连。可是这样的话，这些部队算不算现役？他们的待遇怎么定？这需要和相关部门协调。
再次要确定经费来源。搞生产建设需要启动资金，盖房子、买农具、购买种子化肥，样样都要钱。这笔钱从哪里来？中央拨款还是地方配套？还是让他们自筹？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的态度。要在某个地方搞生产建设，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可是地方政府会不会欢迎这么多人来？会不会担心他们抢占当地的资源？这需要提前沟通。
1958年10月底的一天，杨勇找到了彭德怀。他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方案，这份方案是他组织北京军区的参谋人员花了好几天时间研究出来的。
方案里对安置地点、组织形式、经费来源、管理方式等问题都做了详细规划。
彭德怀接过方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方案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体构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安置模式。
第二部分是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人员的分配、组织架构的设置等。
第三部分是经费预算,详细列出了各项开支。
第四部分是时间表,规划了从现在到明年春天的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彭德怀看完后，把方案放在桌上，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
这个方案确实有新意,也有可操作性,但能不能得到中央的批准,还是个未知数。他决定第二天就带着杨勇去见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当面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