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守贞到守节，再到死烈，“程朱理学”分明就是那杀人的凶器！

父亲竟然劝说女儿为女婿殉葬。真有这样的事吗？有，这事发生在明朝，明确记载于《明史·列女传》之中。

这位父亲名叫王道美，女儿嫁给了一个叫高文学的人。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只知道她姓王，所以称她为王氏。

在这要多说一句。中国古代的女人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只在小的时候有乳名。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就可以把头发盘起来，插上簪子，叫笄礼（笄读如击）。代表已经成人，可以出嫁了。这时要给这个女孩取一个字。这个字主要是让未来的丈夫使用，丈夫也有权为她再取字。《举案齐眉》中的梁鸿就给他的妻子取了一个字，叫德曜。当然，外人很少用字去称呼女人。嫁人的女子，人们只需要知道她的娘家姓什么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故事中的主角就只好叫王氏了。

王氏很不幸，结婚不久，丈夫高文学就死了。在古代，女子，尤其是年轻女子，死了丈夫，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王氏伤痛之余，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王氏的父亲王道美恰好前来吊唁，就对王氏说：

“无过哀。事有三等，在汝自为之。”

王氏边哭边问：

“哪三等？”

父亲回答：

“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

王氏听后，随即进入内室，把门一插，绝食七日而死。

王道美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王氏听了之后怎么会选择立刻去死呢？

王道美说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女子在丈夫死后的三种选择。前两种选择被称为高尚的选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根据程朱理学的封建礼教思想，人们将这三种选择排出了等级。最高等是为丈夫殉葬。所谓夫死从地下。人称烈妇。次一等是一辈子守寡，侍奉公公婆婆，人称节妇。最下等是改嫁，过普通人正常的生活，也就是恒人事，但是会被社会瞧不起。

当然，这只是道德要求，并没有强迫女子一定要死烈或守节，女子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嫁。但是整个社会由上到下都在推崇和宣扬前两种选择——死烈和守节。连亲生父亲都要对自己的女儿宣讲这些东西，这无形当中就是对女性的一种逼迫。

男人死了，为什么会希望自己的妻子为他死烈或者守节呢？这样扭曲的道德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一切又和程朱理学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这一切都源于男人的自私。是男权社会，或者说父权社会的极端表现。男人们图的无非是两个字——贞洁。

贞，正也。洁，净也。贞洁原本是很美好的词汇。怎么就扭曲了呢？关键在于不平等。现代观念中，恋爱或婚姻中的双方，要相互忠诚，互相保持贞洁。这是平等的，对等的，是正确的。往更远了说，人类在母系氏族社会时，女人的守贞是女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她可以为自己所爱的人守贞，也可以放弃守贞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但当父权社会悄悄地改变了母爱社会之时，一切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男人逐渐占有并分配社会财富。女人甚至成为男人的财产。这时，一种在现代人看来惨无人道的习俗出现了，杀首子。

父权取代了母爱，杀首子习俗产生了

就是杀掉夫妻双方的第一个孩子。最人道的做法也是弃首子，将第一个孩子随意抛弃，任其自生自灭。周人的先祖名字就叫弃，是被抛弃的。尽管《史记》当中把他神化了，但这实际上是“杀首子”这个古老习俗的神话遗存。它也间接地印证了“杀首子”或“弃首子”的习俗之存在。

那么父亲为什么要杀首子呢？

因为那孩子很可能不是自己的。这个时期，男人可以通过暴力保证女人在婚内为自己守贞，但他无法控制女人婚前的行为，也就无法确认女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在没有基因鉴定这样的现代高科技之前，“杀首子”就成了不二之选，尽管这样的选择惨无人道。但这是男权社会在那个阶段的必然选择。

后来，当男人们发现可以通过鉴别处女来保证女人的婚前守贞，“杀首子”也就消失了。因为如果自己的妻子是处女，那么杀的就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了，男人们还没有那么傻。保证了婚内守贞和婚前守贞，男人们消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多久呢？在中华，大概相当于伏羲时代到南宋晚期。

这段时间，男人们更在意婚前和婚内女人对自己的忠诚，至于死后女人对自己忠不忠诚，几乎没人去想，也想不了那么多。在此期间，男人死后，女人可以选择改嫁，甚至在男人活着的时候，女人就可以离婚再嫁。尤以汉唐最为自由。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就是二婚嫁给武帝的父亲汉景帝的。唐太宗的妃子武媚娘在唐太宗死后，还嫁给了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所以在宋以后的卫道士们的嘴里，汉唐就成了脏唐烂汉。但在这“脏唐烂汉”时期，女人至少还有些相对的自由。虽然这个阶段，推崇礼教的儒家思想规定了女人婚前和婚后的守贞，也有些女人在丈夫死后选择为丈夫守节，秦始皇就曾表彰过一位叫寡妇清的女人，但是守节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更没有发展成为死烈。

可是到了南宋理宗之后，一切都扭曲到了极致，守节和死烈成了道德高标。原因就是从宋理宗开始，程朱理学登上了皇家的神坛，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男人们的自私也因此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关心活着的时候妻子对自己的忠贞，也开始担心起死后妻子对自己的忠诚。为死去的丈夫守寡一辈子当然算是忠诚，但不太保险。人心善变，谁能保证漫长的岁月里，那女人的心不会发生变化。于是死烈就成了最佳选择。死人是不会变心的，和自己一块死了，最能让男人们放心。《明史·列女传》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安陆人赵鈓的妻子郑氏，号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闺房之中一切言行没有违背礼教的。一次，有位寡妇改嫁了，送给郑氏一盒茶饼作为礼物。赵夫人看到礼物，怒了，立刻命下人把茶饼扔出去，因为她认为那位改嫁的寡妇脏。丈夫赵鈓看到之后开玩笑地说：

“你也别骂人家，幸好你老公没死罢了。”

丈夫的意思是，你先别笑话别人，如果我要是死了，还不知道你会不会改嫁呢。听到丈夫这样说，这位郑氏马上正颜厉色地回答：

“夫君不要担忧，我怎么会像她一样改嫁呢？”

一语成谶，这位倒霉的赵仁兄没过多久就得了重病，马上要死了。病榻之上，咽气之前，赵鈓瞪着双眼死死地盯着妻子郑氏，就是不死。妻子明白丈夫的意思，说：

“夫君不要怀疑我。”

说完，便在床楣之上上吊自杀了。过了一会，刚才昏死过去的赵鈓又苏醒过来，回头看到妻子自杀了，感动得热泪横流，心满意足地闭上了双眼，放心地死了。

死了的女人更让死了的男人们放心。自私！扭曲！极致！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之下，死烈和守节被统治者一再地表彰和宣扬，一座座贞洁牌坊仿佛一座座墓碑，背后则是一个个被愚弄至死而不知悔悟的可怜的冤魂。

在程朱理学三纲五常是天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化之下，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一遍遍宣讲之中，宋理宗之后，元明清的女人们一步步被套上了精神的枷锁。好多人自觉自愿地追求那虚伪道德的高标。被别的男人摸了一下手，自己就要把手臂砍掉，这样的女人成了全体女人们学习的楷模；夜半洪水来临，只因逃到房上的家人中有男人没穿衣服，宁可淹死也拒绝上房避险，这样的少女得以青史留名。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惨死于礼教之手，一个个王道美们甘心情愿地劝说自己的女儿死烈、守节，尽管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改嫁原本就是“人事”，而所谓的死烈、守节压根就不是人该干的事。

现在想来，真应该感谢卫道士们把这些他们眼中的道德楷模记载于青史之中，让后人能清楚地知道那个时代男人们集体犯下的罪恶。考虑到读者的观感，我没有将更多的令人作呕的罪恶写出来。但那《列女传》长长的名单明明在告诉世人，封建礼教的罪恶罄竹难书！而这一切罪恶的根源，或者说人性扭曲的起点，就是那被元明清统治者奉为至宝的学说——程朱理学。

别跟我说什么程老先生不但支持女人不再嫁，也支持男人不再娶，在三纲五常的不平等机制之下，说这话基本上等于放气。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死烈守节。只见社会鄙视女人再嫁，未见社会表彰哪个男人终生不再娶。更未见哪个男人为了自己死去的妻子殉葬并被表彰为“烈夫”，或从此终生不娶而被表彰为“节夫”。

虚伪！丑陋！罪恶！

从守贞到守节，再到死烈，程朱理学分明就是那杀人的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