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大江南北》杂志、《解放日报》历史报道、上海档案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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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炮火硝烟中迎来新生。
街头到处是忙碌的接管干部,马路上随处可见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各个机关单位门口贴着崭新的告示。
整座城市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双眼睛盯着这支从江北打过来的队伍,想看看他们到底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就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关键时刻,上海榆林区公安分局内部却悄然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分局刘局长接到一份紧急报告,有人举报一名军代表行为反常。刘局长看完报告后眉头紧锁,他知道在这个敏感时期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引发大麻烦。
他当即决定秘密调查此事,可谁也没料到这一查竟然揭开了一个让整个上海震惊的惊天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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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政权接管下的上海滩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攻克了上海。
这座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之地。接管这样一座城市,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深知这次接管工作的重要性。早在进城之前,他就组织接收人员研究借鉴济南、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约法八章",确定接收工作方针,集中进行政策学习和思想纪律教育。
5月10日,陈毅专门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了关于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见面礼搞得不好,要费大功夫,甚至挽回不了。他的话说得很直白,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这番话不是空口说说。陈毅要求接管干部必须严格廉洁自律。他号召大家要在工作人员的品质和工作态度上选一个高的标准,来考查上海市府全体工作人员。
他还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看看到底谁是为人民的。
华东局社会部根据陈毅的指示和十二条"入城纪律",专门结合公安工作性质特点,制订了《员警十项守则》。
这份守则要求入城干部互相勉励、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从严论罪。字字句句都透着严厉。
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面临巨大困难。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全部人员,包括警卫连和勤杂人员在内,总共不过1200余人。
加上原来地下党同志,也不到2000人。偌大的上海,靠这点力量维持社会治安显然不够。
原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留下来的警员有1万多人。这些留用人员不光数量大,还都在工作岗位上。
他们当中不少人有专业特长,比如交通、消防、通讯、法医等等,这些都是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一时无法代替的。发挥好这1万多名旧警员的作用,成了巩固接收成果的关键。
留用警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相当复杂。大部分警员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转变了立场,积极向党靠拢。
也有一些警员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心存疑虑。甚至还有少数人对新政权持对立态度,暗地里观望等待。
针对这种情况,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天蟾舞台召开留用警员大会。陈毅亲自到会,向接管干部、上海市公安局和各分局警员代表4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
他在报告中深入分析了形势,讲明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
他着重指出,只要转变立场,拥护人民政府的领导,安心为人民服务,政府将根据表现加以录用,绝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
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从事潜伏破坏的,定当惩罚。
陈毅的讲话在留用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纷纷表示今后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工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随即组织了"警察人民与人民警察"、"怎样做一个人民警察"的大讨论。各级公安机关通过这些活动,逐步改造旧警察的思想,建立起新的公安队伍。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南下干部进入上海公安系统。他们当中有老革命,也有刚刚培训出来的新警察。
这些人将要在这座复杂的城市里经受考验。有的人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人民的好公安。也有个别人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海滩迷失了方向。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整个城市还处在混乱之中。街上随处可见流离失所的难民,破败的商铺,还有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等待发落的旧政府官员。
黑市交易猖獗,物价飞涨,社会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公安机关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案件,从街头打架斗殴到藏匿武器,从特务破坏到经济犯罪,千头万绪。
在这个关键时期,队伍的纪律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陈毅三令五申,任何人不得私闯民宅,不准拿百姓的一针一线,更不允许仗势欺人。
他知道,这支队伍如果不能保持严明的纪律,很快就会在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变质。历史上多少农民起义军进城后腐化堕落的教训还历历在目。
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小组,负责监督干部警员的日常行为。凡是发现违纪苗头的,立即调查处理。
这种高压态势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绝大多数干部警员都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执行各项纪律规定。
可是人心难测。几万人的队伍里,总会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混进来。这些人嘴上说着革命口号,心里打的却是另一套算盘。
他们看中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能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上海这座城市的繁华和诱惑,让这些人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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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榆林区的日常工作
榆林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属于今天的杨浦区范围。这个区域在1949年的时候工厂密集,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榆林区公安分局承担着繁重的接管和治安维护工作。
分局配备的干部警员大多是南下的解放军和刚从警官学校毕业的学员。他们年轻有活力,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
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出操,然后分头去执行各种任务。有的去工厂接管,有的去街道巡逻,有的去处理案件。
1949年6月,榆林区公安分局接到上级指示,要查处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私藏武器的案件。这类案件在当时非常多。
国民党撤退前,许多军官把武器藏在家里,妄图日后东山再起。新政权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彻底清查,决不能留下隐患。
分局抽调了几名干练的干部组成专案组,负责办理这些案子。其中有一个人叫欧震,时年25岁,是以军代表身份派到榆林区公安分局的。
他在同事眼里是个勤快人,办事麻利,说话客气。上级交代的任务总能按时完成,从不推诿。
欧震的档案显示,他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南警官学校毕业的。这所学校专门培养公安干部,学员都经过严格筛选和培训。
能从这所学校毕业并被派到上海工作,说明他的条件还不错。至少在档案上看起来是这样。
6月8日上午,欧震接到任务,要配合公安部办案人员查处原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第二十一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的案件。
这个毕晓辉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临走前在家里藏了不少武器弹药,企图留给潜伏人员使用。
专案组根据线索找到了毕晓辉的住处。这是一栋位于弄堂深处的两层小洋房,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内部装修考究。欧震和几名办案人员来到门口,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名年轻女子。她穿着素净的旗袍,头发梳得整齐,看上去有些紧张。办案人员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女子说自己是毕晓辉的姨太太,毕晓辉一个多月前离家后就没回来过。
办案人员出示搜查证,开始在屋里仔细检查。他们在卧室的衣柜夹层里找到几支手枪,在书房的地板下发现一批子弹。
这些都是重要证据。办案人员当场登记造册,准备带回去作为案件材料。
在办案过程中,欧震负责询问相关情况。他问那名女子家里还有什么人,毕晓辉平时都和哪些人来往,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女子回答得很配合,说家里还有一位大太太,其他人都走了。她对毕晓辉的具体行踪并不清楚,只知道他逃走前很慌张。
办案人员考虑到这名女子年纪轻,态度配合,又是被留下的,属于被动卷入,决定给予宽大处理,不予拘捕。
他们告诫她要老实交代问题,配合政府工作,争取从宽处理。女子连连点头表示一定配合。
案件办完后,欧震和同事们回到了分局。他们把查获的武器上交,写了详细的办案报告。
这类案子在当时属于常规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办好几起。大家办完案子就去忙别的事了,没人把这当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榆林区公安分局继续忙碌着各种工作。有时候一天要处理十几个案件,从早忙到晚。
欧震也和其他同事一样,每天按时上班,出任务,写材料。表面上看他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分局里的同事对欧震印象都不错。他为人客气,见了谁都打招呼。有时候别的同事忙不过来,他还主动帮忙。
吃饭的时候大家聊天,他也能说上几句,不显得格格不入。没人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6月中旬的一天,分局里来了几个老百姓报案,说附近有人偷东西。欧震和另一名同事去现场调查。
他们走访了几户人家,询问情况,做了笔录。最后抓住了一个惯偷,把他带回分局处理。这个案子办得很顺利,上级还表扬了他们工作认真负责。
那段时间上海的治安问题确实不少。小偷小摸的案子几乎天天都有,打架斗殴的事也时有发生。
公安干警忙得脚不沾地,很多人连续好几天都睡不了囫囵觉。欧震也是这样,白天出去办案,晚上回来写材料,看上去很辛苦的样子。
分局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干部警员们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几个人挤一个房间。吃的是大食堂,菜很简单,有时候连油星都见不着。
大家的工资也不高,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很多南下干部都是从农村来的,对这种生活条件已经习惯了。
那个年代的上海虽然是大城市,但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街上到处是要饭的,失业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新政权接管后,首要任务就是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公安机关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欧震所在的榆林区公安分局,除了办案还要负责街道巡逻、维持秩序等工作。每天都有人轮流值班,晚上也不能休息。
碰到紧急情况,全体人员都要出动。有一次附近工厂失火,分局所有人都赶去救火,忙活了一整夜。
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下,大部分干部警员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再苦再累也不能松懈。可也有个别人开始动摇,觉得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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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常举动引起注意
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分局办公室里比较安静。大部分人都出去办案了,只有几个人在值班。欧震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枚银元在把玩。
那枚银元在阳光下闪着光,很是显眼。欧震把它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脸上露出一种说不出的表情。他没注意到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
来人是分局的老刘。他是留用的旧警察,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经验丰富。老刘进门本来是想找一份文件,抬头一看,正好瞧见欧震手里的银元。
那一瞬间,欧震慌了。他赶紧把银元塞进抽屉里,还用力推了一下把抽屉关紧。这个动作太突然,反而更加引人注目。老刘站在门口,把刚才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
老刘没有当场说什么,找到文件就走了。可他心里已经起了疑心。那个年代,银元是硬通货,比纸币值钱得多。
普通干部警员根本不可能有银元,大家拿的工资都是人民币或者铜板。欧震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怎么会有银元?
老刘想起最近欧震的一些表现,觉得更不对劲。前几天有同事说欧震总是神不守舍的样子,工作的时候走神。
还有人发现他经常夜里外出,也不知道去干什么。这些迹象连在一起,让老刘觉得欧震肯定有问题。
老刘是个谨慎的人。他没有马上声张,而是暗中观察了几天。他发现欧震确实经常外出,有时候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宿舍。问他去哪了,他总说是出去办事。可这个时间点哪有什么事要办?
更可疑的是,欧震最近精神状态很差。白天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眼睛里布满血丝。
同事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说没事,就是最近没睡好。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会总是睡不好觉?
老刘把自己观察到的情况仔细琢磨了一遍。他觉得这事不简单,必须向上级汇报。
那个时候上海刚解放不久,各种反动势力还在暗中活动。特务破坏、窃取情报的事时有发生。万一欧震是敌人派来的,那问题就严重了。
6月28日上午,老刘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给了分局的刘局长。刘局长听完后神色凝重。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公安,知道在这个敏感时期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刘局长决定先找欧震谈话,看看他怎么说。当天下午,他把欧震叫到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银元是哪来的。
欧震一开始还想狡辩,说是朋友送的。刘局长马上追问朋友是谁,住在哪里,什么时候送的。欧震支支吾吾答不上来,额头上开始冒汗。
刘局长看出他在撒谎,语气更加严厉。他告诉欧震,现在是给他机会主动交代问题。如果不老实交代,等组织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欧震低着头不说话,双手紧紧攥着裤子。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欧震始终不肯说实话。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没做错事,银元真的是朋友送的。刘局长见问不出什么,就让他先回去,说组织会继续调查。
欧震走后,刘局长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他提出成立专案组,彻查欧震的底细。上级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案子,当天就批准了刘局长的请求。
专案组成立后,立即展开秘密调查。他们首先调阅了欧震的档案,仔细核对各种信息。
档案显示欧震是1949年初从济南警官学校毕业,随军南下来到上海。之前他的简历写得很简单,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
可专案组的同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档案不一定可靠。那个年代档案管理还不规范,有些人的档案甚至是自己填写的,缺乏严格审查。他们决定深入调查欧震的真实背景。
专案组兵分几路,有的去查欧震的老家,有的去调查他最近的行踪。他们走访了欧震的同学、同事,了解他平时的表现。还有人专门去追查那枚银元的来源。
与此同时,刘局长还安排人暗中监视欧震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离开分局,就有人悄悄跟着。这样做的目的是掌握他的活动规律,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调查进行得很秘密。分局里的其他同事都不知道欧震正在被调查。大家还是和往常一样工作,欧震也照常上班下班。可他心里显然很紧张,说话做事都小心翼翼的,生怕露出破绽。
几天后,跟踪人员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发现欧震经常去榆林区附近一条偏僻的小弄堂。
每次去都是晚上,在那里待一两个小时才出来。跟踪人员摸清了那个地方,是一间租来的小房子。
更让人吃惊的是,有女人住在那间房子里。跟踪人员通过观察,确认那个女人经常在附近活动。她穿着讲究,举止优雅,一看就不是普通劳动妇女。这个发现让专案组高度警惕。
刘局长得知这个情况后,觉得案子已经基本明朗。他判断欧震肯定在外面包养了女人,而且这个女人的身份可能不简单。那枚银元很可能就是女人给的。
专案组决定采取行动,一举抓获欧震和那个女人。7月初的一天晚上,当欧震再次去那间房子的时候,守候多时的专案组人员迅速行动。他们冲进房间,当场抓住了欧震和女人。
在房间里,专案组还搜出了一些银元和其他财物。这些东西显然不是欧震能有的。专案组把欧震和女人分别带回分局,准备详细审讯。
欧震被带回分局后,整个人瘫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他知道这次完了,再也瞒不下去。刘局长坐在他对面,桌上摆着从房间里搜出的银元和财物。刘局长没有马上审问,而是静静地看着欧震。
审讯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每一秒都像是在敲打着欧震的心。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双手不停地颤抖。
刘局长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灯光下缭绕。他慢慢开口问欧震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欧震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