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妹妹杜鹃，嫁到河内后，嘴皮子都快磨破了，总劝我去她那儿看看。
她说现在的越南早就不是我记忆里的样子了。
我拖了三十多年，最后还是去了，不是为了看什么新面貌，是她儿子结婚，我这个当舅的不能不到场。
我以为就是去喝杯喜酒，见见亲戚，跟所有出远门的糟老头子一样。
可我刚走出河内机场，人就傻了。
机场外面，一整个黑色的车队把路都快占满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毕恭毕敬地举着个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名字：杜衡...
1985年的夏天，林子里的空气能拧出绿水来。
那股子味道，是烂掉的树叶，不知名的野花，还有泥土被沤了成千上万年的腥气混在一起，吸进肺里，又黏又沉。
我们猫着腰，在一人高的草里钻，军装早就被汗和露水打得透湿，紧紧粘在背上，像一层滑腻的皮。
我是杜衡，那年二十一岁，侦察连的。
我们的小队一共五个人，任务是摸到对方的一个观察哨附近，探明他们的火力配置。这活儿我们干过不少次，都快干出肌肉记忆了。
前面的尖兵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安全。我们一个个跟过去，脚踩在枯枝败叶上，发出的声音很轻，像蛇在爬。
可就在那天，蛇撞上了捕蛇人。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也许是我们的运气用完了。一阵毫无预兆的机枪声，像一把烧红的铁梳子，猛地从我们侧面的坡上刮了过来。
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打在树干上，爆起一团团木屑。
我旁边的战友闷哼一声就倒了下去。我下意识地把他往后拖，想找个土坎挡一下。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感觉大腿像是被一根烧红的铁棍狠狠地捅穿了。
那一下，没觉得有多疼，就是整个人突然就麻了，像被电了一下，然后腿就没了知觉。
我低头看了一眼，裤腿上迅速洇开一大片深色的血迹。
天旋地转，林子里的绿色、阳光的金色、血的红色，全在我眼前搅成了一锅粥，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醒来，人已经在了野战医疗站。
说是医疗站，其实就是两个临时搭起来的大帐篷。空气里全是来苏水的味儿，混着血腥气和汗臭，闻着就让人头晕。我躺在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腿被吊了起来，裹着厚厚的纱布。
我没死，但感觉离死也不远了。伤口发炎了，烧得我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一会儿觉得冷，盖着被子还打哆嗦；一会儿又觉得热，浑身的骨头缝里都像有蚂蚁在爬。
军医姓李，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话不多，抽烟很凶。他每天过来给我换药，揭开纱布的时候，那股子腐肉的臭味连他自己都皱眉头。
“杜衡，你这腿麻烦了。”有一天，他一边用镊子夹着棉球给我清理伤口，一边说，“感染太厉害，再弄不到好点的消炎药，就得往上截了。不然命都保不住。”
他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好一样。
我听着，心里也平静。那时候的人，好像对生死都看得淡一些。能活就活，活不了，也就算了。
我躺在床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偶尔清醒一会儿，就盯着帐篷顶上的破洞发呆。我能听到外面的声音，伤员的呻吟，医护人员的脚步声，还有远处时不时传来的炮声。
医疗站里还关了几个俘虏，就在我们帐篷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负责干点杂活，比如洗洗纱布，倒倒脏水。
其中有一个是女的。是个越南女兵，看着年纪很小，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被抓来的时候穿着护士的衣服。
她很瘦，皮肤被太阳晒得有点黑，眼睛很大，但总是低着头，看不清眼神。她干活的时候很沉默，手脚也麻利。
有时候，她会端着盆子从我的床边走过。我烧得迷迷糊糊的，总觉得她的影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情况一天比一天糟。李军医给我用的都是国产的青霉素，效果不太行。我的体温一直降不下来，人也开始说胡话。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暴雨。豆大的雨点砸在帐篷布上，“噼里啪啦”的，像是在敲鼓。外面风也大，把帐篷的门帘吹得“呼啦啦”乱响。
我被一阵寒意冻醒了，人是醒了，但脑子还是一团浆糊。
帐篷里很暗，只点着一盏昏暗的马灯，光影摇摇晃晃的。我看见一个黑影，悄无声息地靠近了我的床。
我心里一紧，想喊，但嗓子干得像冒火，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手下意识地往枕头下面摸，那里什么也没有。
那个黑影在我床边蹲了下来。借着摇晃的灯光，我看见了一张脸。是那个越南女护士。
她的头发被雨淋湿了，几缕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里面有恐惧，有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镇定。
我们谁也没说话。她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然后伸出手，摊开手心。她的手心里躺着几粒白色的药片。西药，不是我们这儿常见的那种。
她把药片塞进我的手里，然后指了指药，又指了指我的嘴。她的动作很小，很急促。做完这一切，她又指了指我床头的水壶。
我看着她，脑子像是生锈的齿轮，过了好一会儿才转明白。
她是来给我送药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药。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撑起半个身子，把那几粒药胡乱塞进嘴里。药很苦，我没喝水，就那么硬生生地往下咽，差点没噎死。
她看着我把药咽下去，好像松了口气。她没有多待一秒钟，站起来，像来的时候一样，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消失在风雨里。
我重新躺下，手心里还残留着她皮肤的凉意。雨还在下，但我感觉，身体里的那股火，好像没有那么烧了。
药起作用了。
第二天早上，李军医来查房，一摸我的额头，愣了一下。“咦，退烧了？”
他给我量了体温，三十七度八。虽然还是有点烧，但已经从四十度的高烧线上退了下来。
“你小子，命真大。”李军医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有一丝惊讶。
我没说话。我看着帐篷门口，想找到那个身影。
她像往常一样，端着木盆走来走去，低着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的目光有一次短暂的接触，她很快就移开了，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活下来了。腿虽然还是疼，但命保住了。李军医说，再过段时间，就可以后送到后方医院，好好养着，应该不用截肢了。
我欠了她一条命。这件事，像一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机会来了。
那天后半夜，对方的炮兵毫无征兆地开始了一轮急袭。炮弹没有打到我们医疗站的核心区域，但落点很近。一发炮弹就在关押俘虏的那个棚子旁边炸开了。
“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帐篷都晃了一下。我被直接从床上震了下来。
外面瞬间就乱了套。喊叫声，奔跑声，还有伤员的哭喊声混成一团。看守俘虏的哨兵也慌了神，跑去救火了。关押俘虏的棚子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一半，几个俘虏趁乱就往外跑。
我趴在地上，透过帐篷门帘的缝隙，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没头苍蝇似的乱跑。她蜷缩在一个新炸出来的弹坑里，双手抱着头，吓得浑身发抖。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拖着那条伤腿，一点一点地往帐篷门口爬。地上全是泥水和碎石，每动一下，腿上的伤口就像被撕开一样疼。
我爬到门口，探出半个身子，对着那个弹坑的方向。
“喂！”我用尽力气，压低声音吼了一声。
她听到了，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
我没法说话，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朝营地后面那片最黑的、通向丛林的方向，狠狠地挥了挥手。我的意思很明确：那边，跑！
她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疑惑和不解。
我急了，又指了指那个方向，然后做了个跑的姿势。我不知道她看懂了没有，只能用眼神死死地盯着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个手势。
也许是看懂了，也许是绝望中的本能。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我到今天都说不清里面到底有什么。
然后，她不再犹豫，猫着腰，从弹坑里爬出来，像一只敏捷的猫，几下就窜进了黑暗的丛林里，不见了。
我看着她消失的方向，整个人都虚脱了，一下子瘫倒在泥水里。
混乱平息后，我被战友抬回了床上。清点人数的时候，报上来，跑了一个越南女俘。
没人怀疑到我头上。一个连床都下不了的重伤员，能干什么呢？
这件事，就成了我一个人的秘密。我把它埋在心里，埋了三十四年。
退伍后，我回了老家，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
腿还是留下了毛病，走快了就跛，阴雨天更是钻心地疼。部队本来要给我安排工作，我拒绝了。我不想在办公室里坐着，让人家天天看见我这个瘸子。
我用退伍金和家里凑的钱，在城西开了家五金店。卖螺丝，卖扳手，卖水管龙头。日子过得像门口那条河，不好不坏，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流着。
后来，我结了婚，老婆是隔壁街的，人很本分。再后来，有了儿子。
我变得不爱说话。老婆说我一天到晚像个闷葫芦。
儿子怕我，从小到大跟我说的话加起来没几句。他们只知道我当过兵，在南边打过仗，腿是那时候伤的。至于更多的，我从来不说，他们也就不问。
那段记忆，像个生了锈的铁盒子，被我锁起来，扔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我从不去看，也从不去碰。
我唯一的妹妹杜鹃，倒是活得风生水起。她比我小五岁，性格跟我完全相反，开朗得像个小太阳。九十年代初，她嫁给了一个来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后来就跟着妹夫去了河内定居。
这些年，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让我去越南看看。
“哥，你来看看吧！河内现在可漂亮了，高楼大厦，摩托车比咱们这儿的自行车还多！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哥，你外甥都上中学了，你这个当舅的还没见过呢！过来玩几天嘛！”
我每次都找理由推脱。店里忙，走不开。你嫂子身体不好，得有人照顾。腿疼，不想动。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不想去。我害怕。我怕一踏上那片土地，那个生了锈的铁盒子就会自己“咔”地一声打开。
今年，我没法再推了。
杜鹃的儿子，我的亲外甥，要结婚了。杜鹃在电话里下了最后通牒：“哥，这是我儿子娶媳生平第一件大事，你要是再不来，我这辈子都不认你这个哥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怎么办。
老婆给我收拾行李，一边叠衣服一边絮叨：“去就去吧，就当散散心。你这大半辈子，除了去省城进过货，哪儿也没去过。也该出去走走了。”
儿子也难得地开了口：“爸，给你手机里装好翻译软件了，也开了国际漫游。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
我办了护照，办了签证。临走前一晚，我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飞机在天上飞了几个小时。我靠着窗户，看着下面的云。云下面，就是那片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绿色的，一望无际的绿色。跟记忆里的样子，好像一样，又好像完全不一样。
飞机降落在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我跟着人流往外走，一股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就是这个味儿，跟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我的那条伤腿，好像也应景似的，开始隐隐作痛。
到达大厅里人山人海，各种肤色，各种语言。我伸长了脖子，在接机的人群里找我妹妹杜鹃。按照约定，她会在这里等我。
我心里盘算着，见到她，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是该骂她小题大做，还是该夸外甥有出息了。
我找了一圈，没看到杜鹃。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这丫头，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准备掏出手机给她打个电话。
就在我低头找手机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极不寻常的景象。
在所有花花绿绿的接机牌中间，有一个人，显得特别扎眼。
那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双手举着一个牌子，白底黑字，上面是两个工整的中文大字：杜衡。
我盯着那两个字，感觉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那个男人的身后，机场外的贵宾通道旁，停着一整排黑色的奔驰轿车。
我数不清有多少辆，一眼望过去，像一条黑色的长龙，锃光瓦亮的，在越南的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
每辆车旁边，都站着一个跟举牌男人同样打扮的司机，一动不动，跟雕塑一样。这阵仗，哪是接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中国老头子，这是接哪个大领导吧？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搞错了，绝对是搞错了。
或者，是个圈套。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想躲进人群里。
但那个举牌的男人，眼神像鹰一样，一下子就锁定了呆若木鸡的我。
他放下牌子，朝我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