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高远，一个开了半辈子货车的退休老头。
四十年前，在南疆湿热的丛林里，我把活命的最后一壶水，留给了一个快死的越南女兵。
我以为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就是一辈子。
四十年后，我回到那个边境关口，一个越南的白发将军，却带着那个瘪了的旧水壶找到了我。
他死死抓着我的手，眼睛发红，哑着嗓子问我，想不想知道那个女兵后来怎么了...
2019年，南方的天，像一块湿抹布，拧不出水，但到处都透着一股子黏糊劲儿。
我坐的是那种最慢的长途汽车，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方便面味和劣质香水的味道。
车子每到一个小站，就停下来，上来几个扛着蛇皮袋的，下去几个抱着孩子的。
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从灰扑扑的北方平原，慢慢变成绿油油的丘陵，最后，连绵的青黑色山脉开始在地平线上起伏。
就是它们了。
汽车的刹车声又长又尖，像是在给人刮骨头。我从车上下来，先探出一条腿，在地上踩实了，身子顿了顿，另一条腿才慢吞吞地跟下来。
关节不行了，年轻时在驾驶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落下的毛病。一到阴雨天，膝盖里头就跟有蚂蚁在爬，又酸又胀。
我背着个半旧的旅行包，里头没几件换洗衣服，倒是用旧报纸裹了裹，塞了两瓶从老家带来的高度白酒。
刚在路边站稳，手机就响了。是我儿子。
“爸，你到了没？找着住的地方了吗？”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
“到了。没事。”我含糊地应着。
“你那腿脚又不方便，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干么子？那边又湿又热，你受得了吗？非要跑去那边，人生地不熟的，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
“就回来看看。”
“看什么？四十多年前的老黄历了，有什么好看的。你早跟我们说一声，我请个假，开车带你去啊。你现在在哪儿？我给你订个好点的酒店。”
“不用，你忙你的，我自个儿清净。找了个小旅馆，挺好。”我撒了个谎，脚下还站在尘土飞扬的客运站门口。
“那你……”
“行了，先挂了，我安顿一下。”我没等他再絮叨，直接把电话掐了。
从口袋里摸出一包被压得皱巴巴的红旗渠，抖出一根，凑在嘴边点上。廉价的烟草味呛得我咳了两声，但心里的那股子烦躁，好像被这烟雾压下去了一点。
我的目光越过眼前崭新的柏油路，越过那些闪着霓虹灯的店铺招牌，投向远处那片沉默的青黑色山峦。
那片山，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四十年来，夜夜都趴在我的梦里。
有时候，它安安静静，有时候，它会发出咆哮，枪声、喊杀声、还有雨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混成一团。
脚下的边境小城，跟我记忆里的样子完全对不上号。高楼拔地而起，街上跑着些我叫不出牌子的小汽车，穿着清凉的年轻男女说说笑笑地从我身边走过。
他们看的，是手里的手机；他们聊的，是晚上去哪里吃烧烤。
我记忆里的这里，只有烂泥路，炮弹坑，还有永远也晾不干、散发着霉味的军装。
空气里有股子热带水果的甜腻味和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
可我的鼻子不听使唤，总能从这股复杂的味道里，分辨出另一丝熟悉的气息——那是腐烂的树叶，混着潮湿的泥土、硝烟和若有若无的血腥味，独属于四十年前那片丛林的味道。
我沿着街边漫无目的地走，想找个便宜点的地方住下。路过一个大商场，门口的巨大屏幕上，正放着广告。
我抬头看了一眼，猛地愣住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团的临时驻地，一片低矮的营房。现在，只剩下繁华，连一点过去的影子都找不到了。
一个模糊的画面从脑子里蹦出来，没来由的。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越南军装的女孩，侧着脸，躺在黑色的烂泥地上。她的脸很小，没什么血色，像秋天里最后一片枯叶。
我使劲晃了晃脑袋，想把那画面甩出去。没用。
我在一个挂着“红星旅社”招牌的小巷子里停下。老板娘正磕着瓜子看电视，见我进来，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住宿啊？身份证。”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看了一眼，又瞅瞅我：“哟，北边来的啊。来旅游？”
“嗯，随便转转。”
“这地方有啥好转的，要去就去那边的什么风情园。你一个人？”
“一个人。”
她没再多问，给了我一把油腻腻的钥匙。房间在二楼，很小，一股子霉味，墙皮都有些脱落。但便宜。
我把包扔在床上，没打开。只是走到窗边，推开窗户。远处，那片山依旧沉默。
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终结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梦魇。该去见见了，不管结果是什么，总得有个了断。
1979年的雨季，丛林里的雨水像是从天上往下倒，没完没了。
我和我的侦察小队，在执行一次穿插任务后，跟主力部队彻底断了联络。
电台在过一条河的时候摔坏了，地图被雨水泡成了一团看不出字迹的浆糊。我们像几只没头苍蝇，在这片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原始丛林里乱撞了三天。
“高远，把那蚂蟥弄下来！”队长陈锋吼了一声。
我低头一看，一条黑乎乎、肥溜溜的蚂蟥正趴在我小腿上，已经吸得半圆。我拿刺刀的刀背拍了拍，那东西死死地不松口。
旁边的小个子战士李伟凑过来，用点着的烟头烫了一下，蚂蟥猛地一缩，掉在了地上。伤口立刻冒出黑血。
“他妈的，这些鬼东西比敌人还难缠。”李伟骂了一句，他才十八岁，脸上还带着稚气。
没人接话。队伍里死气沉沉。
压缩饼干早就吃完了，最后一点炒面，也在昨天早上分着吃了。现在，每个人的嘴唇都干裂得像被火烤过，眼窝深陷。
酷热，蚊虫，毒蛇，还有不知道会从哪个角落里射出来的冷枪，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成了一根欲断未断的弦。
“队长，还走得动吗？”我看了看陈锋，他年纪最大，快三十了，一条腿在之前的任务里受过伤。
陈锋没说话，只是从腰间解下他的水壶，晃了晃，里面是空的。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看着我：“高远，你小子省着点喝。”
我点点头，没吭声。我的水壶里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水，晃起来都听不见响。那是我的命。在缺水的地方，人比机器坏得快。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山坳里短暂休息。所有人都瘫在地上，像一滩烂泥。我实在是渴得受不了，喉咙里像是有把火在烧，看东西都开始重影。
我挣扎着站起来，跟队长说：“队长，我到前面去探探路，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陈锋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我一眼：“别走远，注意安全。一有情况就鸣枪。”
“明白。”
其实我没抱太大希望。这鬼地方，除了烂树叶子就是毒虫子，哪有那么容易找到干净的水源。
我只是想动一动，找点野果子，哪怕是能嚼的树根也行。
我顺着一道被野兽踩出来的、几乎看不见的小径往前摸。脚下的腐叶很厚，一脚踩下去能陷进去半个脚踝。
我跟队伍拉开了大概几十米的距离，周围安静得吓人，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擂鼓一样。
就在一处茂密的灌木丛下面，我看到了一抹不一样的颜色。不是丛林的绿色，也不是泥土的黑色。
是那种洗得发白的土黄色。
那一瞬间，我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地矮下身子，把胸前的56式冲锋枪端平，右手拇指“咔”的一声，就把保险打开了。
我屏住呼吸，一步一步挪过去，像一只捕猎的猫。我用枪口，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拨开挡在前面的宽大的芭蕉叶。
叶子后面，躺着一个人。
一个越南兵。
我的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那时候的规矩很简单，战场上没有活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里，任何一丝的犹豫，都可能让你把命丢掉。
可我没开枪。
我往前又凑近了两步，看得更清楚了。那是个女兵，非常年轻，脸上的迷彩都花了，看着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她的腹部有一个很大的创伤，军装被血浸透，已经变成了触目惊心的黑褐色。苍蝇在伤口上盘旋。
她的脸上白得像纸，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干裂得不成样子，上面全是小口子，像干涸的河床。
她已经昏死过去了，只有胸口还在极其微弱地起伏着，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敌人。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补上一枪，或者扭头就走，就当我没看见。这最安全，也最符合规矩。
可我的脚像是在地上生了根，挪不动。
我看着她的脸，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我那个还在老家读高中的妹妹。她们差不多大。我参军走的时候，我妹妹就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我的喉咙里像是有个砂轮在滚。我摸了摸腰间那个宝贝一样的水壶。那里头，是我最后一口水。
喝了它，我可能能多撑半天，能有机会走出这片鬼地方。不喝，也许下一个倒下的就是我。
给一个敌人？一个随时可能会要了你命的敌人？万一她醒过来，从背后给我一枪怎么办？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各种念头在打架。我甚至抬起枪口，对准了她的额头，只要手指一动……
但我看到她因为脱水而微微抽动的眼皮。
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跟自己较劲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也可能是十分钟。丛林里的时间是混乱的。
最后，我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把，鬼使神差地蹲了下去。
我拧开水壶盖，手都在抖。
我小心翼翼地把水壶凑到她干裂的嘴边，把那珍贵的、可能是我自己救命的一点水，都倒在了她的嘴唇上。水很快就渗了进去，那焦炭一样的嘴唇似乎有了一丝活气。
做完这个，我一咬牙，心一横，把整个水壶塞到了她的手里，让她的手指握住那个冰凉的铁家伙。
我没再多看她一眼，扭头就走，几乎是跑着，快步追赶我的队伍。我怕我再多待一秒钟，就会后悔，会把那个水壶抢回来。
回去的路上，我就感觉不对劲了。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烤得我头昏眼花。我好像看到了我妈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拿着个大蒲扇，喊我回家吃饭。
“远儿，快回来，饭都凉了……”
后面的事，我就记不清了。
等我再醒来，是躺在一个临时的营地里，嘴里被塞了一块湿布。战友告诉我，他们看我半天没回去，队长急了，带人原路返回找我。
最后在半路上发现了我，当时我已经彻底虚脱，人事不省，嘴里一直在翻来覆去地喊“水，水”。
队长陈锋把我从头到脚骂了一顿，他眼睛通红，那不是骂，是后怕。
“你小子他妈的不要命了！让你别走远！水壶呢！你的水壶去哪了！”
我虚弱地张了张嘴，说：“不……不小心，掉了。”
“掉了？”陈锋气得一脚踹在旁边的树上，“一个水壶能顶半条命！你他妈就这么给我掉了！败家玩意儿！”
他骂归骂，还是把他的水壶递给了我。那里面是他和其他战友匀出来的一点水。
没有人知道我救了一个越南女兵。这件事，成了一个只有我知道的、能把我压垮的秘密。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绿色的、底部被我自己偷偷刻了名字的79式军用水壶。
那个女兵，是死是活，也成了一个在我心头悬了四十年的、沉甸甸的问号。
四十年的时间，能把山川变成坦途，也能把记忆磨得模糊。
当年的铁丝网和泥泞的哨所，早就变成了今天气派的联检大楼。高大的建筑上，红色的国徽在南国炽热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辆辆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大卡车排着长队，像温顺的巨兽，缓慢而有序地通过关口，开向另一边的国度。
我像个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幽灵，在关口外的广场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我没有任何计划。我甚至不知道那个女兵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是哪里人。
四十年过去了，她还活着吗？我不知道。在这茫茫人海中找一个四十年前的、不知死活的敌国士兵，无异于大海捞针。
我就是凭着一股子执拗劲儿，非要站在这里。
我想，只要我站在这里，离那片丛林足够近，或许就能得到一种虚无缥缈的答案，哪怕只是为了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的出现，显然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一个穿着笔挺边防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直不动声色地观察我。我在这里徘徊了快一个钟头了，不吃不喝，也不像游客那样拍照，只是盯着关口两边看。
他终于还是朝我走了过来，站得笔直，很客气地问：“老师傅，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我摇了摇头，嗓子有点干，说出来的话有些沙哑：“没事，我就是个老兵，退伍很多年了，回来看看。”
“老兵？”小伙子愣了一下，眼神里立刻多了几分尊敬，“那您可得注意身体，这天热，别中暑了。要喝水吗？那边有服务点。”
“不用，谢谢你了。”
小伙子没再多问，只是嘱咐我几句，就回到了他的岗位上，但目光还是会时不时地瞟向我这边。
我在广场边的石凳上坐下来，从中午坐到太阳偏西，把那包红旗渠抽得只剩下三四根。
看着人来人往，车来车去，心里的那点微弱的希望，也随着西斜的太阳一点点地往下沉。
也许，她早就死了。就在我离开后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后。我做的那点事，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我这趟来，就是犯傻。
我准备走了。这场持续了四十年的梦，不醒也得醒了。人老了，不能总跟自己过不去。
我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沾的土，把背包的带子勒了勒紧。
就在这时候，一阵引擎的轰鸣声从对面传来。
一列挂着越南牌照的黑色轿车组成的车队，在越方那边的关口前停了下来。车队很气派，打头和收尾的都是军用越野车，一看就知道里头坐的不是普通人。
车门打开，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越南军官快步下车，拉开了中间一辆轿车的车门，一个老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那老人很高，即便年纪大了，背依然挺得笔直。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将军制服，肩上扛着的将星在夕阳下很显眼，一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我本能地往旁边让了让，缩到一棵棕榈树的阴影里。
我不想惹任何注意。在边境这种地方，我一个来路不明的退休老头，离这些大人物远点总没错。
那白发将军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正准备通过专门的通道办理入境手续。
他的目光却像探照灯一样，在广场上中方这边的人群里缓缓扫过。那眼神，锐利，专注，像是在寻找什么特定的人或物。
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假装看自己的鞋带是不是松了。
可我感觉那道锋利的目光停住了。
就停在了我这个方向。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来由地一阵发慌。
一个跟在将军身后的、看着像秘书或者副官的军官，得到了将军的示意。他快步穿过通道，在中方边防人员的陪同下，径直朝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用一种不太熟练，但能听懂的中文，非常恭敬地开口了：
“请问，你是高远先生吗？”
我整个人都懵了，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
我这辈子，除了在部队花名册上，就没几个人叫我“高远”。
退休前，货站的人都叫我“高师傅”。退休后，小区里的邻里街坊都叫我“老高”。我的全名，好像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更何况，叫出我名字的，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越南军官。
我看着他，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声音，只能木木地点了点头。
我就这样，被那个军官带着，穿过人群，走到了那位白发将军的面前。
将军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死死地盯着我。他的个子比我高，我得微微仰头才能看清他的脸。
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皱纹像刀刻一样深。他的眼神太复杂了，像是在审视，又像是在确认，里面有激动，有感慨，还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山一样的沉重。
周围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那些随行的军官，中方的边防人员，都远远地站着，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吹过广场的呜呜声。
白发将军黎文泰没有说任何客套话，他伸出那只布满厚茧、因岁月而微微颤抖的手，紧紧地、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
那力道之大，让我感觉自己的手骨都有些发痛。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不知所措，只能被动地站着，任由他握着。
沉默了足足半分钟，黎文泰才缓缓抬起另一只手，他身后的副官立刻递上一个用深色绒布包裹的方形物体。
黎文泰亲手、郑重地揭开绒布，里面是一个老旧的、遍布划痕和凹陷的79式军用水壶。
水壶的底部，用小刀歪歪扭扭地刻着两个字——“高远”。
黎文泰的喉结上下滚动，他双眼泛红，声音沙哑得如同被砂纸打磨过，用尽全力才问出一句让我大脑瞬间空白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