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价值 在社会的肌理中

《西游漫记》设计稿 张光宇 1945年

《白蛇传》 张仃 20世纪60年代

《静物》 庞薰琹 1947年

景泰蓝飞天大圆盘 常沙娜设计 林徽因指导 1952年

张仃（右一）等在新中国首枚国徽安装现场

◎何乐为

展览：人民的“形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

展期：2025.11.1-2026.3.1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走进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人民的‘形式’”展厅，迎面看见的是一张旧照片：1950年9月，张仃和几位年轻画家站在天安门城楼搭起的脚手架上，背景是刚刚安装好的崭新的国徽。照片像一粒种子落在展览的开头，后来许多内容都由它生长出来。

启迪民智的形式美

新中国伊始，清华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前身）几代人把“形式”从画布与稿纸上引申出来，使线条延伸到国家门面、日用器物，延伸到寻常人家的生活里。

本次展览“人民的‘形式’”以建院六十九周年为契机，将这一脉络分作两大部分“人民的形式与艺术创造”与“人民的形式与国家视觉”，共七个篇章，一百余件作品连同大量文献，像把散落的线头逐一理顺，串起自20世纪以来学院艺术家的创作与实践。观众在展厅里看到的并不仅是作品的更替，更是在看“装饰观”“形式美”怎样在风云变幻里长成——它们既是艺术家手中的线条、色块与构成，也是汇入民族命运、国家形象与日常生活的力量。

展览将“形式美”立为主题，并不是把“形式”当作冷硬的法则来讲，而是试图说明，形式既是视觉语言，也是社会实践，和民生与理想常常相互观照。

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形式之美因此被赋予启迪民智、振兴民族精神的使命。受这一思潮影响，一批艺术先驱一面研究线条、色彩、构图这些“做法”，一面又急切地希望让形式走出画室，参与社会改造，服务大众生活。行至20世纪上半叶，庞薰琹、雷圭元等人远赴欧洲，目睹装饰艺术如何渗入日常、改善生活。回国之后，他们又自觉把所学与民族传统、民间艺术拧在一起，从中取法、取势，试图用“装饰”的力量美化生活、启发民众。

展览前言所说“人民的‘形式’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实践，因为它主要指向百年沧桑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审美”，在这里并非一句口号，而像是这条脉络的概括。展览既呈现其成果，也向那些在艰难中摸索的人致意——他们让形式美不再只是风格之争，而成为时代与人民期待的能量。

美在艰难中滋养人心

展览首先以“装饰救国”聚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景象：国家积贫、社会动荡之际，一些艺术家把视觉形式当作唤醒民族良知与振奋民心的办法，将“美”视作参与社会改造、改善民生的具体努力。

以庞薰琹为代表的实践尤具说明性，创作于1934年的水彩《地之子》画江南大旱下农户的悲剧，造型凝练，色调朴素，以概括的装饰性造型处理人物轮廓与背景的线面关系，个体遭际被抬升为对民族命运的叩问。雷圭元在法国看到装饰如何进入建筑与生活，回国后把室内设计、图案创作投入改善居家环境的实践之中。展厅里借助数码互动将他的手稿“点亮”，观众在屏幕上便能预览窗帘与地毯的不同搭配，直观体会装饰如何走入生活、如何改变审美。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人的创作并不是一个模子。方向不一样，手法不一样，甚至情绪的温度也不一样，但彼此之间又隐约连着一根共同的线，都是在摸索“美”究竟怎样才能落地，怎样才能真正与大众日常、与时代困局发生关系。于是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像一组急促的呼吸，你能感到那种奋力奔跑时的喘息，短、密，带着火气。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作品面貌并置在同一段历史里，观众才更容易读出前辈们当时的多方探索与急切心情，他们并非优游地谈风格，而是在现实逼迫下不断找路。

这一阶段的创作并非一时兴起的形式实验，而是带着明确的社会意向。他们从传统工艺与民间美术中汲取精华，又结合新的美术观念，以一种具体、可感的美化行动服务国家与人民，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群众立场与实践方向铺下底色。于是那句常被追问的话——“物资匮乏的年代，装饰能为人民带来什么”，在展览里得到了平实的回应：美不是闲情逸致的奢侈，它能在艰难中滋养人心，托住尊严与希望。

“形式”扎根民族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工作者获得了把理想推向更大范围实践的机遇。“艺术服务于人民”的号召，使他们把目光投向民间生活与各地风土，从中寻找新的形式语言。展览第二、三篇章“时代‘漫’画”“中国新形象”所呈现的，正是这一时期艺术扎根民间、推陈出新的缩影。

漫画家张光宇的道路颇为独特。他不满足于单一的宣传画模式，而将眼光投向生命力最旺的民间艺术：年画、剪纸、戏曲脸谱、泥玩具……这些元素被他吸纳、拆解，再以现代设计的眼光重新组合。展厅中既有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孙悟空的形象设计稿，也有他为传统故事添新意的插图。如《神笔马良》以铁线描勾勒人物，线条遒劲流畅，带着版画般的装饰感；造型夸张生动、戏剧张力十足，可见他对京剧舞台艺术的理解与转化。有人概括说：“张光宇是民间艺术的发扬者，他举重若轻地将民族瑰宝转化为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崭新形式，用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歌颂真善美。”古老故事因他而有了新面貌，既保留质朴趣味，又贴近当代大众审美，恰好体现了新中国时期对“民族形式”的探索：在人民喜闻乐见的风格中，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接榫处，为新社会塑造新的文化形象。

与此同时，张仃等人则用另一种形式推进中国画的现代化。1960年，他带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归来后创作了一批重彩装饰画，如《苍山牧歌》《哈尼族女民兵》《集市傣女》等，色彩浓烈饱满，造型大胆夸张，装饰意味强，视觉冲击亦强。张仃的工作借鉴了西方现代绘画对形式的开放态度，同时深挖中国本土艺术与少数民族生活的造型语言，最终形成焕然一新的民族绘画面貌。五六十年代的形式探索不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塑造新中国人民的审美趣味与精神风貌服务，这些探索都让“形式”扎进生活的土里，获得了持续生长的力量。

“形式”参与日常生活

展览第二部分“人民的形式与国家视觉”把镜头拉远，落到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里：艺术家怎样用“形式”装点国家面貌，参与人们日常的视觉秩序。新中国初期，清华美院的前辈多以集体协作投入国家形象塑造——国徽、人民币、邮票的图案，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的装饰，这都不是“个人风格”的舞台，而是国家叙事的基底。

常沙娜的例子尤其清楚：她在敦煌艺术里长大，1959年参与人民大会堂装饰设计时，从藻井与壁画纹样取法，把莲花、祥云这些传统图案安放到宴会厅天顶。关键不在“复古”，而在“恰当”，既顺应现代建筑的结构与功能，又让宏大空间有一种不张扬的中国气韵。古老的美学不再被固定在风沙里，而是变成公共之美，这正是“民族重光”“大雅民风”的要义。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形式语言更自由、更复杂，但那根线仍在。吴冠中说“风筝不断线”，讲的不是束缚想象力，而是提醒想象力要有来处、有去处，与自身文化相连，与现实生活相连。他强调“形式美是绘画的生命线”，却同时反对空转于抽象的形式游戏。看《双燕》就明白：黑白线条极简，背景几近留白，形式上做减法，意象却被托举出来，观者反而会想起江南水乡的春日。这里点得很准，形式不是装饰，它是把生活经验提炼成可被共享的视觉语言。

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公共艺术与设计里。祝大年的《森林之歌》让热带雨林的繁茂成为生命的赞歌；袁运甫的《文明的飞跃》以高度概括的装饰造型把古今交错的事物汇聚一壁，讲文明的延续与当下的腾跃；韩美林的生肖邮票以憨态可掬的形象寄托祝福，带着民间叙事与日常趣味，让国家视觉的小窗口有了体温。它们的尺度不同，落点却一致。国家视觉不是冷冰冰的标识系统，它可以从人民熟悉的形式里长出来，既好看，也可信；既现代，也不失根柢。形式之美在这一部分的分量，就在这里。

形式美须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人民的形式”这四个字，其实把一件常被误会的事说清了，形式美不是花边，不是末梢，它是一种做法，一种行动。它关心的不只是“怎么好看”，更是“怎样把美送到人的生活里去”。所以看这场展览，你会感到它一面在向清华美院前辈致意，一面又像在提醒：在“形式”与人民、艺术与社会之间，总有一根线握住。

回望百年，形式语言当然变过：有对传统文脉的承续，有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吸收与转化，但有一点最难改，也最值得珍惜——艺术要落在时代里，落在人民中。那一代人谈“装饰”“形式”，常带着一种急迫：救国、报国、建设，需要视觉的秩序，需要共同的象征，需要把审美变成公共能力。形式美在当时是“用得上”的：它要进入建筑、进入标志、进入公共空间，甚至进入每个人手里的一张票、一枚章。它的价值，往往不在画室，而在社会的肌理里。

而今天，问题更微妙。物质丰足，我们能见到的美的元素越来越多，审美也更分化、更迅速地变化。“守正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常令人困惑，我们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形式美？形式不缺，风格不缺，媒介更不缺，缺的反而可能是那条“线”。它把形式牵回生活，把表达牵回共同经验。一些大型民众文娱的视觉现象，比如春晚舞美、服饰、色彩与符号的选择，常常引发热烈讨论。有人夸，有人嫌，有人考据，有人调侃。热闹背后说明一件事：我们并没有失去谈美的兴趣，相反，大家愿意认真讨论“什么算好看”。这就是“人民的形式”仍然有现实意义的地方，它提醒我们，美不是小圈子内部的暗语，它会在公共空间里被反复检验、被共同参与。

因此，对今天的艺术工作者而言，难处不在“要不要传统”，而在“怎么用”。群众并不排斥传统，相反，很多人期待看到传统焕发新的生命力，只是它不能是复印件，也不能只是符号堆叠。古典的、民间的东西要进入当代，需要两道功夫：一是转译，把纹样、色彩、故事与精神转换成当下可感的语言；二是节制，知道什么该留白，什么该删去，什么该让位于功能与体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不是折中，而是找到新的恰到好处，既让人一眼认得“从哪里来”，也让人真切感到“为我所用”。

“形式美”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跟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不是跟随潮流，而是跟随时代的脚步、跟随人民的生活方式。媒介变了，就要学会在新媒介里长出新的秩序；生活变了，就要在新的日常里重建美的尺度。策展人杭间教授说：“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听起来朴素，却很要紧，形式要继续发光，就不能只在审美内部兜圈，它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把美术与科技打通，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美重新变得可使用、可共享、可抵达。

这也许就是今天要追问的“人民的‘形式’”：在更繁复的选择里，怎样把形式从“看上去”带回“用起来”；怎样在传统的根与当代的枝叶之间，长出一种让人愿意靠近、愿意讨论,也愿意带回生活的美。只要那根线不断，风筝就能一直飞，而且越飞越稳。

摄影/本报记者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