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特务案：5岁小孩无意间一句话，暴露了潜伏29年的特务

坊间常提到王金英的那幢老木楼。两层小楼，带阁楼，灰瓦斑驳。周围人对女主人的印象无外乎寡言、勤快、总戴条暗红头巾。可奇怪的是，谁去串门，她总以“房里乱”为由挡在门口。久而久之，街坊也就不再多嘴，时日一长，那扇紧闭的阁楼窗便默认成了镇里无人敢问的灰色角落。

转眼到了二月初，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供销社营业员李朝红收工后拐进巷子，偶见邻家五岁的小男孩张盼盼捧着一把彩纸糖，眉开眼笑。她顺口调侃：“又是王奶奶给的吧？”小家伙摇头晃脑：“不是，是教我认字的奶奶。”童声清脆，在冷风里却像炸雷。李朝红蹲下身，再追问一句，“哪儿来的？”孩子把糖往怀里一揣，指着王金英家的阁楼：“就在上面，那个奶奶头发长，到这儿。”小手比了比肩膀。

有意思的是，李朝红并非多事之人，偏偏她在供销社分管日用品，常年与王金英打交道。王家孤身一个老太，村里都心存同情，可她却从未提到还有亲戚在身旁。李朝红心头猛地一沉，灯光下那条封死的窗缝似乎变得更加阴暗。她想起自己夜班回来时，几次瞥见楼上烛火游移，分明看见人影晃动，却又被自己“老人睡不着点灯唠经”搪塞过去。

1978年春天，全国还处在揭批“四人帮”后的整顿期，公安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李朝红第二天便到了区派出所，谨慎但坚定地留下口信，请求暗查。户籍民警听完，眉头紧锁，随即派出两人以检查电路为名在附近踩点。连日夜巡之后，阁楼里那抹不合时宜的灯光再次出现，隐约还有电流细碎的嗡鸣。

排查从王金英的身世开始。档案翻到解放前：她原籍仙居县，1948年与彼时的国民党少校屠日炘成婚；1949年后“丈夫去向不详”，此条记录一直摆在户籍表角落。公安顺线查老兵名册，屠日炘之名赫然在列——黄岩一带出名的“屠家公子”，曾任浙赣线防务联络官，淮海战役后逃逸。29年杳无音讯，这可不是小数目。

3月中旬一个阴雨夜，一支七人小组在后巷布控。前门，老赵拿着报修单敲门；后窗，两名刑侦翻墙而入。一开阁楼门，一股霉尘味扑面而来，木梁缝里塞满旧报，墙角一架半旧军用电台闪着冷光。正在桌前记密码的人披着长发，听见脚步，回身喊了一句：“谁？”声音刻意尖细，却带不走喉间的雄浑。刑警沉声：“屠日炘，出来！”

那人僵了几秒，双腿一软，坐倒在地。半晌，他摘下假发，露出层层裹布下的短发茬，眼眶布满血丝。“我……我投降。”话音微颤，却说得清楚。随即，阁楼暗格被撬开，油布包裹的勃朗宁手枪、两枚意制手雷、一沓沦陷区旧版钞票以及厚厚的密码本整齐码放。角落里还有半箱玻璃真空糖果——那正是孩子嘴里的“彩糖”。

案子很快成型。屠日炘到案后交代：1950年潜回黄岩，妄图等待“反攻”，以木楼阁楼为据点，用电台收听台湾广播。他自知浮海无望，索性龟缩装女，日夜记录暗号，坚信总有一天能“起事”。29年杳无回音，本已生出迟暮之感，却在某次听到小儿嬉笑，不由心生恻隐，想起自己被“新政”夺去土地的屈辱，竟动了“培养下一代种子”的念头。糖果是从民国旧桶里翻出来的战时配给，他分给盼盼，只为博孩子一笑，没想到竟让自己身败名裂。

审讯记录中有一段插曲。办案员问：“你怎敢如此久不露声色？”屠日炘惨笑：“我信运数。只要我活着，一抹火星总会烧成燎原。”这番妄想与彼时喧闹的改革之初形成讽刺对照。调查结论指出：电台从未对外发送，屠日炘持续密切关注“敌台”讯息，持有武器与战时剩余弹药，且阴谋等待时机破坏。依据当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法院判处其死刑，终结其“潜伏”。

王金英被认定为包庇罪，考虑其长期受胁迫与精神崩溃的状况，判以有期徒刑，并获减刑。至此，宁溪镇的那扇阁楼重新被钉死，成为无人再愿提及的禁忌之地。盼盼多年后考入师范，他只记得当年吃到过的“最好吃的糖”，至于“识字奶奶”，人们选择沉默。

此案在当年虽未登上头条，却被浙江公安内部视作“群众路线”破获典型，文件里写道：警惕和耐心来自人民，胜利也当回馈人民。若说历史给屠日炘的29年是什么，那是一间狭窄阁楼和漫长幽暗的自囚，而给世人的警示则近乎朴素：再深的潜伏，也敌不过一个未知的目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