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仕高帮助红军强渡大渡河，生病期间生活潦倒，彭德怀：这是罪过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早晨，细雨笼着攀枝花北面的山坡。石棉矿区一间简陋病房里，七十出头的独眼老人缩在被褥中。折叠的棉衣已经洗得发白，破洞用粗麻线胡乱缝着。门口忽然传来低沉的脚步声，他吃力地坐起，正要开口，就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推门而入，帽檐下那双刚硬却满含柔情的眼睛，让他愣在当场。来者笑道：“老伙计，我是三十年前坐过你船的那个人。”帘外雨声淅沥，两位白发老人对视，一下子回到血与火的岁月。

时针拨回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红军主力甫自皎平渡北上，已逼近咆哮不止的大渡河。蒋介石急令刘湘、刘文辉布防左岸，烧船、拆栈、筑碉堡，誓言“置赤匪于死地”。滇军尾追不舍，时间被拉到极限。大渡河若渡不过，二万五千里征程便成绝唱。

安顺场小镇依水而建。这里有条渡口，旧木码头伸入湍流。镇上船家大多受军阀夹磨，船被烧得七零八落。二十四日晚，几名满身泥浆的红军战士摸黑敲开一户人家。“老板，麻烦开下门，我们不是白军，是工农红军。”里面却半天没动静。木门缝里露出一只警惕的眼，随后轻声反问：“真的为穷人打仗？”得到肯定后，门槛吱呀一响，二十岁的壮实船工帅仕高让出一条狭窄通道，点起油灯。

帅仕高自小与河水较劲。臂膀黝黑，能单手撑篙立船头。可眼下要连夜修船、筹舟，顶着敌军机枪炮火把一支队伍送到彼岸，他仍心中打鼓。战士指着干粮袋：“这是给你们的工钱，也是革命军的一点心意。”帅仕高没接，“钱我不要，人得救了再说。”他的这一句，换来战士憨厚一笑。

夜色浓重，打铁声、锯木声在码头回响。七条残破舢板被补好，缝缝补补后重新下水。二十五日拂晓，薄雾将河面藏得迷离，第一船十七名先遣战士悄悄登舟。“老幺，你来！”同伴把篙递过去。帅仕高把裤腿一挽，赤脚立于船头，一篙点出，木舟破浪而行。激流猛如脱缰骠马，艇身时而被掀至数尺高，时而钻入浪谷。他牙关紧咬，肩臂青筋毕现。对岸敌碉突现火舌，子弹在水面溅起一串串水柱。红军战士卧倒掩护，岸这边的机枪也加入还击，火网撕开缝隙。半个时辰后，先遣队跳上北岸，枪声渐远。“到岸了！”有人高喊，他才察觉双手虎口已裂开血口，江风一吹钻心地痛。

七天七夜，七十多名船工，往返数百次，送出七千余名将士。大渡河天险失守，泸定桥得以飞夺，长征大幕翻过最凶险的一页。红军走了，留下几句口头表扬和八块大洋。帅仕高揣着钱，返身看滔滔江水，只觉这一生与这条河再无清静。

更艰难的日子随后袭来。蒋介石震怒，严令搜捕“通匪”船家。帅仕高连夜躲进彝山。国民党兵抓走了他的父亲，三个月大刑伺候；兄妹们被勒索罚银，四散逃命。帅仕高在山寨沦为奴隶，因长期阴暗劳作，右眼生疮溃烂，最终失明。那一截船篙似乎还在掌心，却再无江浪可踏。

一九五二年初冬，地方工作队随西南军区进驻凉山剿匪，肃清土司武装。因为没有合适翻译，部队与当地牧民难以沟通。三连指导员听说山腰有个识汉字的“独眼老奴”，便叫人去请。衣衫褴褛的帅仕高被带到营地，半天不发一言，唯有一双剩余的眼望着战士胸前八一军徽。三日后，他突然开口：“你们是不是红军？只有红军，我信。”得知真相，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情报上报省军区，寻找多年的“船老大”终于露面。

随后几年，他被安排在石棉矿务局当船检工，工资微薄，勉强糊口。岁月把英雄埋在瓦砾堆，知道内情的人越来越少。

回到一九六六年的病房。彭德怀看着老人凹陷的面庞，心里揪成一团。他把三十元现金、三盒香烟塞到枕头下，低声说：“这是我个人的，象征那杆篙的分量。”老人推让，终究还是收下，只是双手颤抖。彭德怀转身招呼随行县、地干部：“立即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不能再让功臣受苦。”言罢，他加了一句，“咱们要是富在自己，穷在百姓，就是罪过。”

当晚，帅仕高摸黑找到矿区招待所。他怕惊扰，悄悄站在门口。警卫员不认这位破衣老汉，声音拔高：“首长休息了，快走！”彭德怀听见动静，亲自出来：“老朋友，进来坐。”警卫员愣在原地。两位老人对饮茶水，回忆怒江连天的浪花。谈到后来不少地方干部高高在上，帅仕高叹：“红军走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么平实的官。”彭德怀沉默良久，轻声应道：“路长，别忘本。”

从矿区回家后，县里给老人办了低保，又给他一件军棉大衣。他仍以种菜捕鱼度日，偶尔帮村小学修门窗。有人劝他向组织申请补偿，老人摆手：“那篙不是卖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帅仕高在木板床上合眼。他的灵堂上，没有锦旗，只有一根旧船篙立在墙角，篙身刻着模糊日期：一九三五·五月·安顺场。

他的长孙帅飞后来参军，入伍前特意到大渡河边呆了一夜。河水依旧喧嚣，浪花拍岸的声音，像是在替那根篙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