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日晚,上海武宁路灯火通明。陈师傅掏出刚发到手的上海牌机械表,对准广播里的《东方红》报时声,“二十点整!”他没想到,数十年后博物馆橱窗里展出的,正是同款机芯、同款刻度,一针一划仍在跳动。
那个年代,普通工人月收入四十多元;然而只要手上戴着上海手表,家里蹬着凤凰自行车,客厅里摆着飞人缝纫机,街坊自动竖起大拇指,“三大件齐了,够排场!”国门尚未完全打开,进口商品寥寥,靠的全是自己动手。于是,一串后来成为时代坐标的名字,被工人、知识分子乃至解放军战士轮番口口相传——它们被统称为“十大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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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闯进视野的是北京牌黑白电视机。1958年3月17日,央视进行了第一次试播。画面飘着雪花,声音忽高忽低,但百货橱窗前已里三层外三层。负责研制的天津无线电厂,从一张白纸起步,仅用十四个月就让十七英寸木壳电视面世。总工程师黄仕机事后自嘲:“实验室里就三件法宝——算盘、锉刀和一股子不服输。”
洗衣水要清澈,还要靠灯塔牌肥皂。1964年,北京日化一厂把脱色脱臭工艺写进配方,泡沫细腻,味道淡。那会儿凭票购买,一个售货员一天能盖八百个章。有人打趣:“票再紧,灯塔也紧俏。”
骑行族的梦想,则贴在车把前的凤凰徽标上。1959年第一批凤凰自行车下线,上海自行车二厂门口排起一公里长队。轻踩两圈,车身就像鸟一样飘。小伙子骑它去相亲,姑娘总会多看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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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上海,海鸥单反相机于1964年定型。罗瑞卿拿着样机对准旗杆咔嚓一声,说了句“够专业”。这台相机会出现在新闻前线,也会出现在少年宫摄影课。海鸥成了无数照相发烧友的“第一桶光影”。
说到“枪”,很多人先想到军工厂,其实工字牌汽枪来自上海游艺器材厂。1966年投产,全钢机匣,射距二十五米。“别小看它,”老兵常说,“那枪的做工,比给部队配发的训练枪还精细。”
家庭主妇的法宝是三角牌烙铁。1962年走下生产线,电阻丝一分钟就能烧红底板,衬衫领子一压即平。出差的技术员会把它塞进帆布包,到外地旅馆熨衣服,仪表要得体,技术也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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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力球鞋的注册年份是1935,可真正的巅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七块四一双,高帮帆布鞋面,硫化橡胶底,在篮球场咚咚作响。很多青年工人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奔回力门市,怕晚了断码。
北方冬天干裂难捱,手牌蛤蜊油就此走红。1959年,天津化妆品厂将甘油与蛤蜊粉混合,涂抹后不油腻。维修工十指抹上一层,寒风里拧螺帽仍然稳当,味道略带海腥,却让人踏实。
排在第十位的飞人牌缝纫机,1958年通过部级鉴定,机头烫金飞燕。脚踏板一踩,“哒哒”声像节拍器。新婚小两口省吃俭用先凑缝纫机,再添布匹。不少姑娘婚纱裙角上的第一针,正是由飞人机针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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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牌不是简单的陈列品,而是工业化起跑阶段的缩影。那时缺资金、缺设备、缺经验,工厂依靠协作网把全国车间串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电子管来自天津,机壳木料来自吉林,齿轮来自洛阳。技术难关被一颗颗螺丝、一张张图纸、一趟趟绿皮火车慢慢磨平。
放眼今天,产品早已更替,可当人们仍能一口气说出北京电视、凤凰自行车、海鸥相机、回力球鞋时,那是因为记忆里还存着一股子敢闯敢拼的劲,仿佛旧时车铃声和车间汽笛声依然回响在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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