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2日上午八点,八宝山革命公墓上空的阴云压得很低,闷热的空气里透着肃穆。前来送别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人群已在灵堂外排成长队,身着素服的干部与普通市民不时低声交谈,又很快陷入静默。就在此时,一辆老式面包车停在路边,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被人搀扶着下车——他是北京市原常务副市长张百发,81岁,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却坚持不肯让人搀扶太久。
很多人只知道他当年在申奥、筹备亚运期间的雷厉风行,却不知道他与万里之间隔着六十年的师生情谊。张百发走进灵堂时,脸色泛白,却倔强得很;他在灵柩前颤抖着弯下膝盖,连叩三头,口中低声道一句:“师傅,我来了。”万里的子女愣住几秒,旋即上前搀扶,哽咽着说:“张叔,您怎么……”。这一幕,很快在场传开,许多人红了眼眶,也有人轻声议论:八旬老人何以行此大礼?故事,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尘土飞扬。
1958年的北京,塔吊林立,电焊火花在夜色中跳舞。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一批象征共和国新貌的“十大建筑”开工。工地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身材不高,却嗓门洪亮,手脚麻利得像上了发条。他叫张百发,河北香河人,是钢筋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那年盛夏,人民大会堂桩基刚刚完成,现场急需在九天内绑扎完六百多吨钢筋,工期近乎苛刻。有人犯嘀咕:“吃不消吧?”张百发抡起钢钳:“干咱这一行,手慢半拍,饭碗就砸。必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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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朴素,执行起来却是硬仗。突击队员倒班连轴转,一根根钢筋在夜色中亮起幽光,九天后,宣誓般的680吨任务按期完成。北京城内外的报纸同时报道:“青年突击队刷新工期极限”,这句话很快飘进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办公室。万里老成谋国,雷厉风行,对建设进程最是上心。他拍案称快:“年轻人有这个劲头,北京建设后继有人!”
不久,他把张百发叫到市政府。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屋内摆着几张设计图纸和一杯还冒着热气的龙井茶。万里问:“听说你小子干活又快又好,还爱钻研?”张百发憨憨一笑:“工地上的活,心里有数,手底下就不乱。”万里点点头:“城市要长高靠钢筋骨头,国家要腾飞靠年轻人,你可得带好队伍。”那一刻,师生之缘悄然结下。
对张百发来说,万里不仅是领导,更像老师。万里早年在山东东平县的贫寒人家长大,1936年入党,抗战时期就组织师生办壁报、创刊物,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务,最看重的就是基础建设和城市规划。他常说:“把地基打牢,比用多高的大理石更重要。”这句话,张百发往后提及许多次。
1959年9月9日傍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毛泽东到工地视察,环顾那座仅用十个多月便拔地而起、总面积超越紫禁城的巍峨建筑,颇为感慨:“万里,你这名字起得好,真是一日行万里。”此时的张百发站在人群后,满身水泥灰,却眼睛发亮。第二天,人民大会堂交付使用,他的突击队员在墙上写下几行字:只争朝夕,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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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指针一转,来到1993年10月31日。长安街晨光初露,一辆乳白色面包车缓缓驶过天安门。车上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小平,另一位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小平同志神采奕奕,沿途不停询问:“那座楼是国际饭店?那边海关大楼修得不错嘛!”张百发如数家珍,逐一汇报。车窗外是初冬的北京城,高楼林立,宽阔道路与地铁线交织,皆是几代建设者汗水凝成的脉络。
彼时,北京正筹备1990年亚运会收尾工程与2000年奥运申办。张百发头戴安全帽,奔忙于工地、机场与会议室之间,拍板拆迁,调配钢材,亲自蹲守工地通宵指挥。有人感慨他太拼,他摆摆手:“我就是个老工人,离不开现场。”这种骨子里的实干精神,与当年绑钢筋时如出一辙。
“当官不离人,服务不忘本。”这句话张百发常挂嘴边,也是万里对他的叮嘱。一次,一位部级领导想修小洋楼,欲拆民房拓宽私家通道。张百发闻讯火冒三丈:“荒唐!老百姓住哪儿?给我停!”一番波折后,道路没修成,百姓房子也保住了。有人私下问他:“你就不怕 ur 印象分?”他憨笑:“干正事,底气足。”
1997年,张百发卸下副市长职务。离任仪式简单得出奇,一辆普桑把他送回了普通居民小区。退休后,他依旧清晨五点读报,夜里只睡四五个小时。偶尔有人登门求事,他递根烟,笑着转身拿来各类规定:“照章办。”客人往往讪讪离开。对曾经的荣光,他极少提及,只说自己是“老工匠”,心里仍惦记那根根银亮的钢筋。
与他脾性相近的万里,早在1993年3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岗位上退下。老同志住在中南海“涵和堂”,坚持不占公车、定点买菜,出门搭普通小轿车。每周三次网球,两次桥牌,晚饭过后准点收看新闻然后听一段京剧。秘书拿来厚厚的报纸和文件,他照例戴上老花镜一丝不苟地翻阅,批注总是认真。
岁月不会因为谁的声名而停步。2015年7月15日,万里病逝北京,享年99岁。讣闻传出,社会各界纷纷吊唁。追悼会当天,许多曾与他共事的干部赶来送行,然而,81岁的张百发的到来,仍让万家的晚辈意外。毕竟,他此时身体状况堪忧,医生再三嘱托不要长途奔波。可张百发只说:“不去,不安心。”便决定亲自前往。
在灵堂,他三跪九叩,额头磕在地上,声音不大却句句铿锵:“您放心,我没给您丢人。”场面静默,泪水在家属与在场者眼中打转。短短几十秒,凝聚了六十年师徒情、战友谊。有人想把他扶起,他却摆手,坚持完成了最后一叩。
一年后,张百发病情加重,需长期透析,但他仍常坐在书桌旁,翻阅那本被翻得起卷的《建筑力学》。他说:“学问不嫌老,我闹不明白就难受。”2019年1月9日凌晨,这位昔日“拼命三郎”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享年84岁。告别仪式上,许多当年的建设者、运动员、市民自发送花圈,几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工友抬着花篮,默默垂泪。
如果翻查资料就会发现,两位老人有着惊人相似的轨迹:贫寒出身、青年立志、战天斗地、建功立业,退下来后简朴如常。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了同一句誓言——把百姓的冷暖当成头等大事。张百发当街阻止“特批修路”的故事曾在北京城流传;而万里推行包产到户、主张“中央给政策,农民得实惠”,也写进了改革史册。
也有人好奇,张百发为何在灵堂选择跪拜。对年过八旬的他而言,跪下意味着极大的体力挑战,更何况膝关节早已磨损。然而,传统师徒观念深植心底:徒弟见恩师的最后一面,磕头是最质朴的礼。过去几十年,两人并未师徒相称,却以“同志”互敬;可到了最后,他仍用最原始的礼节,把感恩和不舍交给了时间。
当目送灵车远去,人们回想1993年那条行驶在长安街的面包车,车窗里并排而坐的是奋斗与改革的缩影。一位用汗水浇筑钢铁森林,一位用胆识铺就政策大道。如今车内的两位老人相继离去,而他们参与奠基、见证乃至推动的建筑与制度,却在北京城与华夏大地上继续延展、拔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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