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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方的文物追索行动,从来都不是一次临时的表态,而是有扎实法律支撑、完整事实证据的正义之举,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定捍卫。2025年3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直接明确流失海外文物的追索权不受时效限制,这一条款彻底击碎了日方妄图以“时间过久”为借口拒不归还的幻想。2026年1月,国家文物局更是发布《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用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再次向日本严正要求归还被掠夺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这份凝聚了几代研究者心血的文献,让中方的追索行动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从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块重9.5吨的刻石,刻着29个汉字,记录着唐代对辽东半岛的有效管辖,是实打实的国家主权石。1908年日俄战争后,日军直接拆解了保护刻石的碑亭,将这块刻石当作战利品运回日本,藏于皇宫至今,一百多年来,这块刻石成了刻在国人心里的一道疤。而这只是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一个缩影,抗战期间,日方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国文物进行洗劫,战后统计的被掠夺文物就达3607074件又1807箱,被毁古迹741处,这些数字还只是当时能统计到的部分,民间流失的文物根本无法估量。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制定了专门的文物搜集方法,让军队主导文物的掠夺、运输和收藏,把侵略的黑手伸向了中国的文化根脉。
提起对日文物追索,就绕不开童增先生,这位被称作“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老人,用25年的时间为追讨流失文物奔走。他写下万言书为民间索赔确立合法性,2014年首次代表民间致函日本皇室,要求归还唐鸿胪井刻石,那是中国民间第一次正式向日本皇室追讨文物。他曾多次赴日交涉,也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哪怕到了晚年,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依旧在整理文物追索的证据,和志愿者们一起梳理日本掠夺文物的清单。可遗憾的是,2025年10月,童增先生在北京离世,享年69岁,他终究没能等到那块刻石回家的那一刻。他走后,家人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厚厚的一沓资料,全是关于唐鸿胪井刻石的历史考证,纸页上满是批注,字里行间都是对国宝回家的期盼。
童增先生的遗憾,是一代文物追索者的缩影,却不是这场追索行动的终点。如今的文物追索,早已不是民间单打独斗,官方和民间形成了紧密的合力。国家文物局牵头统筹协调,整合外交、法律、学术等各方资源,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文物返还协议,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追回了大批流失文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也站了出来,2024年7月,东京举办了专门的集会,要求日方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他们直言保留掠夺文物是对历史的漠视,这份正义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人心所向。国际法也始终站在中方这边,1907年的《海牙公约》明确禁止战时掠夺文化财产,《波茨坦公告》也要求日本归还掠夺的一切物资,日方作为缔约国,无视国际公约的行为,本就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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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这些年始终用各种借口推诿文物返还的问题,一会儿说“时效已过”,一会儿称“合法收藏”,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和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面前,这些借口不堪一击。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打破了时效的限制,完整的证据链还原了文物被掠夺的全过程,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也越来越响亮,日方想要继续回避历史、强占文物,根本行不通。中方追索被掠夺的文物,本质上是在追索历史正义,那些流失的文物,承载着中华儿女的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把它们追回来,是对历史的告慰,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守护。
文物追索的路,或许还要走很久,但中方的决心从未动摇。每一次发声,每一次拿出证据,都是在让日本直面自己的侵略罪责,让国际社会看清日方对待历史的真实态度。捍卫文物主权,就是捍卫历史真相,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绝不会让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永远在异国他乡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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