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后，生活穷困潦倒，陈毅：她是我的师母呀

195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上海细雨蒙蒙。市政府里送来了一批书画作品，准备挑选几件参加展览。陈毅翻着卷轴，忽然在一幅略显苍老却格调清雅的花卉画前停住了，题款两个字让他愣了一下——“小曼”。

旁边的工作人员低声说：“这是陆小曼的作品，她现在日子过得挺艰难。”陈毅沉默片刻，把画轴放稳，缓缓说道：“我在中法大学上学时，还听过徐志摩老师的课呢，她是我的师母呀。”一句话，说得不快，却道尽几个人命运的纠缠。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重逢，不在灯红酒绿，不在沙龙宴会，而是在新中国的一间办公室里，在一幅画前。

【一】绝代名媛的回头路

陆小曼出生于1903年，出身显赫，父亲陆子固曾任北洋政府高官，家境殷实，教育开明。自小琴棋书画样样沾，十几岁就能在画案前一坐一整天，画花、画鸟，也写字，手腕稳，心气高。

那时候的她，出门坐的是马车，身边常有女佣相随，衣裳多是从洋行订制的时髦新装。亲友间私下议论，“这姑娘，将来不愁没有追求者。”

不久之后，她嫁给了军官王赓，住进上海华宅，社交圈子更大了。沙龙、舞会、酒会，都是她闪耀的舞台，各路才子政客、富商军人，对这位貌美又能说会写的太太相当倾心。

1925年前后，徐志摩的出现，让她的生活轨迹猛然拐了个弯。一个是新月派名诗人，一个是众人追捧的名媛，谈诗、谈画、谈西方文化，不多久，两人越走越近。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离婚再嫁的女子并不宽容。陆小曼明知如此，仍选择与王赓分手，执意嫁给徐志摩。有人劝她多想一想，她只是淡淡一句：“人生难得有真情。”那时的她，觉得代价再大，只要能和心上人在一起，都是值得的。

婚礼后，她和徐志摩的生活一度热闹非凡。聚会不断，朋友如云，诗文唱和，报刊上时不时出现他们的名字，仿佛一切都朝着理想的方向在前进。

然而，现实的锋利，总是来得比想象快。

【二】失夫之后的长夜

进入1930年前后，经济环境趋紧，加上两人生活讲究、交际频繁，开销越来越大。徐志摩的稿费、讲课费，再加上偶尔的演讲收入，仍难以填补窟窿。

有时账本摊开，两人一句话都不想说。徐志摩知道自己承担不起爱人习惯的花费，陆小曼却一时难以从上层交际圈的生活抽身，矛盾开始频繁。

有一晚，两人因为钱再起争执。语气从不耐烦，到讥讽，再到怒气上头。陆小曼顺手拿起桌上的水杯，朝地上一掷，杯子偏了一点，竟打碎了徐志摩的眼镜。

短暂的寂静之后，是难堪。她刚想上前扶他，他却摆了摆手，什么话都没说，只是转身去收拾几件东西。那天夜里，他几乎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便准备动身北上去北京讲课。

有人后来回忆，徐志摩那段时间常说“很累”。一边是诗文理想，一边是家里的柴米油盐，再加上社会局势的动荡，精神和身体都压得紧。

1931年11月19日，他搭乘从南京飞往北平的航班。那架小飞机在山东济南附近的济南泺口上空遇险失事，年仅34岁的诗人当场罹难。

消息传到上海时，天已经暗下来了。屋外车马喧哗，屋里一片空白。陆小曼听到噩耗，整个人瘫倒在椅子上，有人扶她，她却只是喃喃一句：“不可能，他昨天还在家里。”

那一刻，她大概隐约意识到，前一夜的争执，会成为一生想起都难以承受的记忆。试想一下，一个每天与诗歌、浪漫打交道的男人，最终却死在冷冰冰的机毁人亡之中，这种反差，换谁都难以面对。

徐志摩一走，她立刻发现，自己赖以依靠的，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她没有正式的职业，过去的经济来源几乎都系在丈夫身上。短时间内，她只能向徐家老人求助。

徐志摩的父母本就不喜欢这门婚事，儿子去世后，对这个儿媳更是说不上亲近，只是出于情面，偶尔给一点钱。那点钱，被人称作“打发”，并不算夸张。

日子一天天往下滑，昔日沙龙上的名媛，开始为医药费和房租发愁。她本来身体就弱，又因过度悲伤，病情时好时坏。她曾经下决心要把徐志摩的遗稿整理出版，日夜翻看那些手稿，每一页都带着牵挂，这种精神负担，反过来又压在她身上。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艰难时期，她重新拾起了画笔。那是她少年时期最熟悉的东西，却被繁华生活搁置了多年。邻居看她清苦，鼓励她画画卖画，她起初有些犹豫，后来还是答应试一试。

画案上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总想着派对、洋装的女子。她穿着普通的衣服，背略微有些驼，头发间白丝渐多。街坊偶尔在胡同口看见她，悄声议论：“这就是当年那个陆小曼？”

她自己也难免比较。路上遇到差不多年纪的妇人，多是儿孙绕膝，一脸烟火气。反观自己，两段婚姻，却无一子一女在侧，不免生出“这一生究竟哪里走错了”的叹息。

【三】“她是我的师母呀”：陈毅伸出的那只手

1949年，天安门城楼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曾在法国留学、走过南方战场的陈毅，此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后来又担任上海市市长。

新政权接管上海后，文化界人士的处境各不相同，有人很快找准位置，有人一时难以适应。陆小曼属于后者。她没有固定工作，只能靠偶尔出卖字画和朋友接济维生。

时间来到1950年代中期，她的一些画作参加了展览。作品不多，却别具一格：设色偏淡，线条流畅，既有旧派功力，又能看出个人趣味。观者不一定知道画者过往，只觉得这画“有味道”。

陈毅在一次机会中看到了这些画。题款“陆小曼”三字，牵动了他尘封多年的记忆。在1920年代，他曾在上海中法大学求学，那时徐志摩曾受邀讲课，风度翩翩，谈笑间多是英美文学与新诗创作。

学生中的陈毅，对这位诗人老师印象很深。那时的他，心里装着革命理想，经常写文章抨击旧制度。后来，他曾在《晨报》投稿写《纪念列宁》，语气激烈，立场鲜明。

当时的编辑，恰恰就是徐志摩。徐志摩认为稿子“火气太旺”，并没有刊出，还写了一篇《谈革命》与之针锋相对。陈毅不服，又写了《答徐志摩先生》，文章登出后，两人算是公开辩过一回。

这段争论，算不上仇怨，只是观念不同，各自坚持。多年之后，一个成了共和国的将领，一个早已化为墓碑前的一抔黄土。回头看，当年的争辩，倒像一段时代剪影。

所以，当陈毅在新中国的上海，听到“陆小曼生活困顿”的消息时，他想到的并不只是那位民国美人，更是曾经站在讲台上的那位老师。那句“她是我的师母呀”，掺杂的是对逝者的敬意，也有对一段旧缘的惋惜。

他随即找来相关部门的同志商量：能不能给陆小曼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不是单纯施舍，而是让她凭本事吃饭。“她字画有根底，文化程度也不低，文史研究馆可以考虑。”这样的意见，很快得到认同。

于是，上海文史研究馆给她发出了聘书，让她担任馆员。这份工作工资不算高，但稳定，有编制，有尊重，对于一个年过五十、长期无正式职业的女子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的绳索。

聘书送到她手里的那天，她沉默了很久。有人提起，是陈毅市长关照过，她轻声说了一句：“他是志摩的学生。”话未说完，眼圈已经红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安排，既有政策考量，也带着一点人情味。从此，她每天按时上班，翻阅资料，写些文字，偶尔应邀在字画上题几句。极尽繁华之后，她终于过上了普通人那种“有班可上、有工资可领”的日子。

这段日子，对她来说不算富足，却很踏实。有人问她习不习惯穿布衣上班，她笑笑，只是说：“挺好。”过去追逐的光彩，在这一刻显得遥远，真正能握在手里的，是每月那份工资。

【四】晚景、情感与未了心愿

工作之外，她的私生活并不平顺。徐志摩之后，她和翁端午相伴多年。翁端午有家庭，有子女，这段关系在世俗眼光中本就尴尬。两人实质上是彼此取暖，一个给钱，一个给情绪上的安慰，却很难称得上“归宿”。

年华渐逝，镜中的人逐渐不再是那个“一回眸众人皆惊”的女子。有一回，她无意中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白发、皱纹，嘴里的牙也掉得差不多了。有人说，她当时愣在原地，足足站了好几分钟。

更让她难受的，是翁端午和她养女之间发生的事情。养女才十八岁，正是青春年华。她得知真相后，没大吵大闹，只是默默流泪。看着镜子，她心里大概明白，在情感的秤上，自己已经不再占优势。

她最终没有选择大张旗鼓地追究，一方面是性格经历早已磨平棱角，另一方面，也清楚两人这几十年的关系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她嘴上不说，心里仍是难免酸痛，只是将这一切埋在心底。

有人评价她“善怨”，也有人觉得她不过是太在意自我感受。不可否认，她年轻时确实自我中心，对金钱、情感的要求都不低。可到了晚年，她对过去，更多的是反思。

在上海文史馆工作那些年，她渐渐学会按时作息，简朴饮食，减少社交往来。她的画作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偏爱绚烂的设色，晚年的作品则趋于清雅，线条更内敛，题款也少了浮华辞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她身在新中国，却从未真正融入到热闹的集体生活中。她性格中那种孤高气质，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外表看上去平静，内心翻涌，往往无人知晓。

1960年代初，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多年精神压抑、感情挫折，加上病痛折磨，让她的体能迅速下降。到了1965年前后，医生已经十分谨慎地和身边人说，该准备后事。

在生命接近尾声时，她提出了一个心愿：希望死后能与徐志摩合葬。理由很简单，徐志摩是她最执着爱过的人，那五年虽短，却是她自认“最像爱情”的日子。她曾说过，哪怕在人间不能相守，将来魂魄在一起也好。

从传统观念看，这种念头并不罕见。许多夫妻都希望“同穴而眠”。然而，对她而言，这个愿望几乎没有实现的余地。

徐志摩唯一的儿子徐积锴，是他与前妻张幼仪所生。童年时，父母已分离，他与父亲相处并不多，但对父亲的存在并不否认。祖父母对他有疼爱，舆论环境也让他知道“父亲是个有名的诗人”。

当得知继母想与父亲合葬时，他明确表达了拒绝，并通过亲友转达了理由，大致有三点。

其一，陆小曼虽在徐志摩去世后未再正式改嫁，却与翁端午同居数十年，婚姻意义上的“徐家儿媳”身份早已模糊。对讲究“门第与名分”的长辈而言，难以接受。

其二，徐志摩之死，与当年那场因经济压力引发的争吵不无关系。若不是那一夜的激烈冲突，他是否会乘上那架飞机，终究是个无法证实的问题，但在亲属心里，“她有责任”这个印象很难彻底抹去。

其三，陆小曼没有为徐家留下一男半女。传统观念中，没有子嗣，就难以在家族祠堂里占据一个稳固的位置。更何况，她与徐家的关系本就充满争议。

这些理由传到病床上的陆小曼耳中，她沉默了很久。身边的人后来回忆，那天她只是淡淡地说：“也是我自己造的。”再无更多辩解。

她没法反驳，也无力再争。毕竟，她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任性拍桌的年轻女子，而是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那一点点心愿化成叹息，搁置在空气中，无人回应。

1965年，她含着遗憾离世。由于徐家不愿让她与徐志摩合葬，她的骨灰一度无人认领，在角落里放了许久。曾经那么喜欢热闹、喜爱被簇拥的她，大半生身处聚光灯下，最后却在冷清中等待归宿。

直到23年后，她的堂侄女、堂侄子才为她立墓，将她安葬。墓碑不大，也不华丽，只写着“先姑母陆小曼之墓”几个字，看上去颇为简朴。徐志摩的名字没有出现，生前那段轰动一时的爱情，在这块石碑前，仿佛被切割开来。

不得不说，她为年轻时的选择和性格，付出了终身代价。她曾经一味追求浪漫、享乐，将男人视作支撑自己生活的靠山，忽略了经济独立和情绪克制的重要。等到真正懂得“平淡才是福”，却已经错过太多。

有人替她惋惜，惋惜她的才华被纠缠的情感和不稳定的生活所消耗；也有人对她评价苛刻，认为她“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旁观者对她的一生复杂的看法。

从陆小曼身上，可以清楚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记：旧家庭的束缚，新思想的冲撞，个人欲望的膨胀，以及时代变迁中个体命运的起落。她既是参与者，也是被裹挟者。到了晚年，她终于学会自食其力，用画笔和工资支撑自己普通却踏实的生活，只可惜，这种清醒来得太晚。

陈毅当年在画作前轻叹一句“她是我的师母呀”，其中不只有对故人的尊重，也有对旧时代情感纠葛的复杂感慨。新中国的日子向前走了，很多人换了身份，换了位置，只有那些旧事，在少数人的记忆里，被悄悄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