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幸存者因连环叛徒出卖被枪决

1951年的重庆歌乐山刑场，寒风凛冽。

随着“砰”的一声枪响，一个穿着旧长衫的中年男人一头栽倒在泥地里。

这场景有些凄凉，没有亲属来收尸，没有老百姓觉得惋惜，周围围观的人群里，甚至有人恨得咬牙切齿，想冲上去在这个死人身上补几脚。

就在临刑前，这个男人向法官提出了一个让人听了直起鸡皮疙瘩的请求：“请把我的尸体丢在荒郊野外吧，让我跟草木一块儿烂掉，我不配进棺材。”

这人是谁？

他叫冉益智。

你可能不敢相信，仅仅在三年前，他还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是手握重权的地下党领导；可三年后，他却成了一个手上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中校。

江姐、小萝卜头、许建业……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背后流淌的鲜血，都要算在他的账上。

一个身居高位的革命者，究竟是怎么在短短半天之内，就彻底堕落成了丧心病狂的“超级犹大”，进而葬送了整个重庆地下党的？

这事儿啊，还得从1948年那个黑暗的四月说起。

1948年4月16日，重庆的街头看起来风平浪静，底下却是暗流涌动。

那天，负责地下党学运工作的冉益智在去北碚开会的路上被特务拦下了。

他没有。

他甚至连那套吓人的“老虎凳”或者“辣椒水”都没尝上一口，仅仅是特务的一句恐吓，加上那个负责抓捕的叛徒任达哉的一句劝降，他的心理防线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塌了。

在特务机关的审讯室里，他甚至没等到那一顿必然会落下的皮鞭。

看着那些冷冰冰的刑具，他双腿发软，脑子里全是死亡的恐惧。

特务头子徐远举原本以为只抓到了一条小鱼，压根没指望能问出什么惊天秘密。

可谁知道，冉益智接下来的举动，让这群见惯了风浪的特务都惊掉了下巴。

“别打，我说，我全说。”

冉益智哆哆嗦嗦地开口了，“我是重庆市委副书记。”

这一句话，分量重如千钧。

徐远举一听，简直是大喜过望。

他太清楚抓住一个市委副书记意味着什么了——这意味着掌握了整个重庆地下党的组织架构、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

为了保命，更为了换取他心目中所谓的“荣华富贵”，冉益智没有丝毫保留。

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像倒豆子一样，把上下级关系、联络点，甚至正在进行的秘密会议，统统吐露了个干净。

如果说任达哉的叛变只是在堤坝上凿开了一个缺口，那么冉益智的叛变，则是直接炸毁了整座大坝。

冉益智的这一通“坦白”，直接引发了重庆地下党历史上最惨烈的大逮捕。

为了立功，他甚至主动带着特务去抓人，因为他太清楚每个同志的活动规律和性格弱点了。

第一个被他出卖的重量级人物，就是市委书记刘国定。

那天，冉益智带着特务埋伏在刘国定的必经之路上。

当他伸出手指认老上级的那一刻，他的眼里哪还有半点羞愧？

满满的都是邀功的狂热。

这哪里是在指认昔日的同志，分明是在向魔鬼递交投名状。

刘国定被捕后，在威逼利诱下也选择了叛变，这两个昔日的领导，就这样联手成了摧毁组织的罪魁祸首。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有着钢铁意志的共产党员许建业，因为冉益智的出卖而被捕。

在狱中，任凭特务用尽酷刑，许建业始终咬紧牙关，甚至试图在狱中策反看守，即便最后失败被杀，他也从未出卖过一个同志。

相比之下，冉益智的软骨头显得是那么丑陋和卑鄙。

紧接着遭殃的，就是江竹筠——大家熟知的“江姐”。

冉益智深知江姐在党内的重要性，也知道她丈夫彭咏梧牺牲后的联络渠道。

就因为他的指认，江姐在万县被捕，随后被押往了人间地狱渣滓洞。

在那个阴森恐怖的牢房里，特务们对江姐使用了惨绝人寰的酷刑：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江姐几次痛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但她始终只有一个字：“不！”

可此时的冉益智在哪里？

他正穿着国民党特务发给他的崭新军装，佩戴着中校军衔，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喝着茶，继续在一张张纸上写下昔日战友的名字。

他出卖的不仅仅是名单，更是信任。

因为他的级别太高，掌握的核心机密太多，他不仅供出了人员，还供出了地下党的备用联络暗号。

这就导致许多同志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组织”的指示去接头，结果一脚踏进了特务布置好的陷阱。

短短几个月内，重庆地下党组织几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130多名党员被捕，其中绝大多数后来都牺牲在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屠杀中。

这时候的冉益智，还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靠山。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确实“不错”，不仅给了他中校专员的头衔，还赏了一笔可观的奖金。

他拿着这笔沾满同志鲜血的钱，在重庆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去监狱里“劝降”曾经的战友。

当他站在遍体鳞伤的江姐面前，摆出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嘴脸时，江姐轻蔑地啐了他一脸唾沫。

那一刻，虽然冉益智穿着光鲜亮丽的军装，但他那卑微的灵魂在烈士面前显得是如此渺小。

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怎么会因为几个叛徒的阻挡就停止呢？

1949年底，解放军逼近重庆。

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溃逃，并在撤离前对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那一夜，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无数志士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冉益智这会儿彻底慌了。

他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主子们忙着逃往台湾，根本顾不上带走他这颗已经榨干价值的棋子。

他成了彻头彻尾的弃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冉益智再次展现出了他投机分子的本性。

他没有跟随特务撤退，而是选择留在重庆。

难道他真的以为，凭借自己手里掌握的一些特务名单，就可以向新政权“戴罪立功”，甚至再演一次“反转”吗？

他躲在重庆的一个角落里，惶惶不可终日，试图寻找机会洗白自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欢庆的锣鼓声响彻山城，但这声音在冉益智听来，却是催命的丧钟。

他不敢出门，不敢露面，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躲藏着。

但他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也低估了命运的讽刺。

抓住他的，不是解放军的搜查队，而是一个曾经的国民党特务。

那天，冉益智乔装打扮，试图去寻找一个落脚点。

在路过一个名为“路博生”的机关旧址时，迎面撞上了一个人——李修凯。

李修凯原本是军统特务，后来认清形势向解放军投诚，正在协助公安机关工作。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导致地下党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

李修凯一把揪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声喝道：“冉益智，你害死了那么多人，还想往哪里跑？”

这一声怒吼，瞬间引来了周围群众的围观。

冉益智脸色惨白，试图挣扎辩解：“你认错人了，我不是…

“你化成灰我都认识！”

李修凯死死抓住他不放。

很快，公安人员赶到，将冉益智押走。

在审讯室里，面对曾经的罪行，冉益智再次拿出了他的“保命绝招”。

他痛哭流涕，声称自己是被逼无奈，并表示愿意交出潜伏特务的名单，恳求政府给他一条生路。

他甚至写了一份长达几万字的《自白书》，详细交代了特务机关的内部结构。

他以为，就像当年出卖共产党能换来荣华富贵一样，这次出卖国民党也能换来一条狗命。

但他错了。

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人民的政府更不会宽恕这种双手沾满鲜血、毫无底线的叛徒。

经过详细的调查取证，冉益智的罪行被一一查实。

他的背叛直接导致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瓦解，间接造成了“11·27”大屠杀的惨剧。

无论他吐露多少情报，都无法抵消那一百多条人命的血债。

1951年2月，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进行公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最后的时刻，冉益智终于崩溃了。

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

面对死亡的恐惧，他没有了当年的嚣张，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

临刑前，他留下遗言，请求将尸体弃之荒野，不要收殓。

这或许是他仅存的一丝良知，知道自己无颜面对地下的列祖列宗；又或许，这只是他对自己悲惨下场的最后一次恐惧——他害怕死后即便进了棺材，也会被愤怒的百姓挖出来鞭尸。

枪声响起，冉益智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他想做乱世中的投机者，左右逢源，保全性命。

但他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有些信仰是不能背叛的。

那些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们，化作了山城夜空中最亮的星；而冉益智，正如他自己所求，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枯骨，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忠诚与背叛，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却是云泥之别。

人这一辈子，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对得起良心，守得住底线。

否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信息来源：

《忠诚与背叛——重庆地下党革命斗争纪实》，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