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四人帮时，江青对张耀祠提出一项请求：我想给华国锋写封信

1976年10月6日20点，中南海西门口的夜风有些凉。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张耀祠应声拿起话筒，只听对方低声交代一句：“行动开始。”一句短语，没有情绪。放下话筒，他整理军帽，带队奔向紫禁城深处的春藕斋。事情已经到了最后一刻，所有细节必须分毫不差。

汽车停稳，院落漆黑，只有廊檐上的灯泡透出昏黄。张耀祠、武健华等人鱼贯而入，脚步声在青砖上回荡。推门，江青正背西面东坐着，身子挺得笔直。她并没有立即发声，只是盯着众人，眼神在愤怒与惶然之间来回跳动。短暂的对峙后，她抬手扶眼镜，平静问：“找我有什么事？”张耀祠简洁宣布：“奉中央决定，对你实施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四周寂静，连钟表滴答都听得分明。

江青随即提出一个要求——“我想写封信给华国锋同志。”语气带着惯有的尖锐，却不能掩饰内心急切。张耀祠点头：“可以，但请当场写完，由我代交。”一支铅笔、信笺、一个红框信封，春藕斋内，所有目光盯着她伏案书写。铅芯划过纸面仅两分钟：“国锋同志：来人称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江青 十月六日”写毕，她把钥匙裹进信纸，贴好“密封签”，递交出去。这封不到百字的短笺，在当天夜里被送到怀仁堂，成为四人帮覆灭的最后注脚。

时钟拨回二十七年前。1949年10月下旬，湖南湘潭和丰垸洪水刚退。县委政委华国锋弯腰钻进一间矮棚，里面只有一条破旧木凳和潮湿灶火。老乡愣愣问：“你是？”警卫员答：“华政委来看灾情。”华国锋没有客套，蹲地添柴，顺手拿起吹火筒，边烧火边聊天。老乡家的小猪钻到他腿边嗅来嗅去，他笑着摸猪背，说一句“养得不错”。一次交谈，三条“干部下乡铁规定”随之成型：进门不吹灰，做饭帮烧火，吃饭多拉话。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日后被无数基层干部沿用，拉近了干群间的距离。

时间快进到1965年10月。安江灌区皂林冲隧洞突遭大面积塌方，技术员建议改道。施工指挥所负责人老贺忐忑不决，只得紧急请示。第二天拂晓，吉普车卷起尘土，华国锋抵达现场。他实地下洞，查看裂纹，随后召集座谈。技术员、民工、当地农民齐聚一堂，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工人直言“不改道”，提出分段支护、逐层抢掘的土办法，华国锋反复追问要点，把每句话记在本子上。讨论持续到黄昏，最终拍板：不改道。61次塌方被熬过去，主洞如期贯通。塌方余迹尚在，民工已举起镐锹庆祝，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后来被称作“工地参考书”。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地震。8月4日，中午的机场温度爆表四十多度，华国锋刚下飞机就钻进吉普，直奔开滦吕家坨矿。井口旁，他握住满手泥浆的老工人甄景华：“井下兄弟全上来了吗？”老甄激动得只会猛点头。余震不断，皮带走廊随时可能塌架，地方干部劝他别进厂区，他摇头，坚持检查损毁段。短短数小时，救灾要点、人员调配、物资清单全部敲定。年底，吕家坨恢复到震前水平——在那段人人提心吊胆的日子，这被视为奇迹。

这些往事，在10月6日夜里又以另一种形式凝聚起来。张耀祠带着信件见到华国锋，简单汇报完毕。华国锋接过，先看信封，再看信，眼神没有波澜。他把钥匙交给接管人员，只淡淡说道：“按规定办理。”没有一句多余评语。那夜，中南海灯火通宵，凌晨时分，新华社播发简短消息——四人帮被捕。

之后的岁月，华国锋选择急流勇退。警卫回忆，他外出一趟总怕给别人添麻烦。北海公园那次被游客认出，小孙女因为未能游园而气鼓鼓，他耐心哄了好一阵。每年9月9日、12月26日，他都会亲自带队到毛主席纪念堂，三鞠躬的行礼令始终由他口中喊出，从未间断。

卸任后，葡萄园成了他的最爱。地里转一圈，剪刀、麻线、喷壶全都亲手操持。医生嘱咐糖尿病饮食，他却偶尔破例，多吃两颗葡萄被夫人轻轻瞪一眼，这时才像个淘气老人。2008年8月初，亲友为他准备了奥运开幕式门票，他摆摆手：“年纪大了，看电视就行。”再没离开过421病房。

从吹火筒里的火星，到塌方隧洞的泥浆，再到唐山余震中的瓦砾，华国锋行事向来沉稳。那封由江青亲手递出的信，也因此失去了预想中的“效果”。行动组完成任务时，北京城夜色深沉，皇城根下却异常安静。所有人明白，一页新旧更替的历史，已在这个夜晚被最终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