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冼恒汉被解除多个职务，表态：我调走！与搭档合作不愉快

1977年初夏的中南海小礼堂里，会议刚散，一位脸庞黝黑、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的上将悄悄合上笔记本。他就是冼恒汉，年过六旬，却仍一身硬朗劲儿。散会的间隙，有同志低声问他：“老冼，这回真要离开兰州？”他只是摆摆手，淡淡一句：“我调走。”

把画面倒回到四十年前。1936年冬天，二十二岁的冼恒汉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黄土塬的风沙刮得脸生疼，他却一句话也没抱怨。从那时起，这个出生在广西桂林的年轻人，命运就和西北荒原拴到一起。革命战争、三大战役、西北解放，他一路打到兰州，站稳脚跟。

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西进告捷，西安至兰州的铁路线刚刚通车。西北军区重建政治部，贺龙亲自点了冼恒汉的名，让他当副主任，协助廖汉生管政治工作。那一年，冼恒汉三十五岁，正是冲劲最足的时候。几个月后，廖汉生升任副政委，冼恒汉顺势成为政治部主任，自此扎根兰州。

兰州的条件艰苦，缺水是老大难。到了五六十年代，黄河边的风沙依旧漫天。冼恒汉常说：“兵要吃粮，百姓也要吃饱肚子，不打仗也得打水。”于是，修水渠、建泵站、推广旱作节水技术成了他的心头要事。1964年，榆中县高坝渠竣工那天，他穿着布鞋翻山越沟，跟乡亲们蹲在渠边试水，兴奋得像个孩子。

1955年，兰州军区正式组建，他担任政委，从此再没离开过这个岗位。军队需要他，地方也离不开他。1967年初，中央命军队“支左”，稳定局势。冼恒汉临危受命，穿梭于军营和省府之间。1968年8月，他兼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肩头责任陡增。彼时的甘肃，三线建设拉开帷幕，工地遍布河西走廊，然而粮食仍旧紧巴巴。冼恒汉把大部分时间耗在乡下，他常说：“种好粮，别让娃娃饿肚子，再穷也不当逃荒人。”

经过五六年折腾，甘肃粮产终于见起色。到1975年，全省总产量比1969年番了一倍，外调救济粮的计划被取消，农民们自家口袋里攥着粮票，神气了不少。可就在这一年，兰州铁路局接连出乱子：列车晚点、机车停摆，军工物资堵在车站。国务院急了，中央批示彻查。因为包干协助地方的惯例，冼恒汉被点名“从重关心”。

“你们铁路别跟我躲猫猫！”这是他在一次紧急会上拍桌子的原话，现场气氛僵得能滴水。遗憾的是，思路不同，动作不一，效果并不如人意。后来中央结论写得直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兰州铁路局出现严重混乱，与军区和省革委会领导处理不当有关。

再把目光拉到1976年底。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两位老战友理念各异。一个重视粮食民生，一个强调部队战备；一个说“先稳地”，一个喊“先练兵”。多次会议无果后，冼恒汉曾私下告诉身边秘书：“掰不过，也不愿掰。”矛盾被层层上报，最终摆到中央。

1977年3月，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上，决定调整兰州军区主要领导。会后，叶帅叫住冼恒汉，半开玩笑：“老冼，换个地方歇歇脚？”对方沉吟数秒，点头：“我调走。”这句决心，既有自知之明，也带着无奈。政策还是那条——“治病救人”。组织没有撂狠话，只是让他返京待命。

回到北京，他住进总政招待所，一张单人床、一部电话、一摞书。时间一晃就是五年。期间，部队换装、国防现代化提速，可留京待命的人事命令始终没落在他头上。朋友来看他，问得多了，他就笑着糊弄过去：“老兵服役期长，歇歇也好。”

1982年春，兰州再度来电，请他回去“协助调查”铁路局旧案。冼恒汉乘机车入陇，长风卷黄沙，他却满怀复杂心绪。调查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各式检讨、对照、批评会连轴转。三个月高压，他旧疾复发，住进兰州军区总院。病房里，他对老部下说：“心结没解，人就要垮。唉，这算自家种的因，自家受。”

同年秋，他被正式批准退出现役。六十八岁，肩章封进锦盒，留给历史博物馆。他选择留在兰州，把家安在皋兰路的旧楼，继续关心农田水利。有人劝他南下养老，他摆手：“到这儿三十多年，早成兰州人。”

闲来无事，他用毛边纸写回忆录，斟句酌字，尽量平实。偶尔朋友造访，问起当年的纷争，他只说：“材料都在，谁愿意研究就去翻。我说多了，不公道。”深夜灯下，他常写到半截停笔，长吁：历史的手，很重，也很长。

1989年盛夏，他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五岁。治丧通知极简，连灵柩都安放在兰州军区小礼堂里。送行的多是老战友和当年他下乡认识的农民，粗布衣衫，手里攥着自家种的瓜果。从军三十多年，他的履历称不上耀眼，却也并非黯淡。他曾把甘肃的粮仓从勉强自给拉到余粮外调，也曾因抓铁路而陷入漩涡；他率真刚直，却又缺乏妥协的耐心；好运与波折，如黄河水一样，曲折奔涌。

兰州军区如今已改制，当年会场的尘埃早被日子掩埋。冼恒汉的档案里，有几页依旧留白，等待后人补写。榆中那条当年通水的灌渠却仍在流淌，每到春灌，渠畔老人偶尔还会提起他：“冼老政委当年就站在渠边，看水一寸寸流进麦田。”无需更多评说，这句质朴的回忆，或许就是他在大西北最朴素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