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39年8月28日，延安机场的引擎轰鸣声，划破了黄土高原清晨的宁静。
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站在苏联专机的舱门口，急切地想要逃离这片土地。跑道旁，哭得撕心裂肺的李丽莲，成了众人眼中的焦点。
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李德的前妻萧月华正牵着年仅三岁的混血儿子宁宁，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
对于李德而言，这是一次轻松的逃离；但对于萧月华来说，真正的至暗时刻才刚刚开始。在这个物资匮乏且观念保守的年代，一个单身母亲带着长着“洋人脸”的孩子，该如何活下去？
01
1933年的瑞金，空气潮湿阴冷。叶坪村的洋楼外，红军战士们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草鞋早已磨得没了底，背上背着汉阳造，行色匆匆。
而在洋楼内，那个被称为“李德同志”的德国人，正对着翻译伍修权大发雷霆。
“我要的是伴侣！是能够慰藉灵魂的女性，不是这种……”李德手里夹着特供的纸烟，蓝眼睛里满是烦躁，手指在大腿上毫无节奏地敲击，“不是这种像木头一样的应付！”
伍修权站在一旁，面色尴尬，却只能耐着性子解释。这是组织交给他的硬任务——解决军事顾问的“个人问题”。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第一次，这个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德国人，在街上居然看中了一位干部的妻子。他像个没见过世面的鲁莽酒鬼一样上前搭讪，结果被那位刚烈的女同志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事儿在瑞金传成了笑话，让负责接待的同志脸上无光。
第二次，组织经过千挑万选，找来了当地的一位姑娘赖水娣。姑娘长得水灵，李德看了一眼就点头了，甚至难得地露出了笑脸。可就在这节骨眼上，保卫局的同志满头大汗地跑来紧急叫停——政审出了大篓子，赖水娣那个早已离家的丈夫，竟然是一个反动民团的头子，是正在被红军清剿的“土匪”。
让红军的总顾问娶土匪的老婆？这简直是把脖子伸到了刀口下。
李德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咖啡杯里的褐色液体溅了出来，染污了铺着洁白桌布的桌面。在当时，咖啡是比黄金还稀罕的物件。
“伍，如果在苏联，这种办事效率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李德喷出一口烟雾，语气傲慢。
伍修权没有接话，只是默默记下了李德的需求。最终，这个烫手的山芋落在了萧月华身上。
萧月华二十三岁，广东海丰人。她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也不是文工团里那些娇滴滴的女兵。她从小在袜厂当童工，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干过交通员，送过密信，是在风雨里滚过来的实干派。她长得不惊艳，甚至有些粗糙，皮肤因为常年劳作而黝黑，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广东女人的坚韧。
组织找她谈话时，只说了一句：“这是政治任务。”
萧月华沉默了很久。她看着窗外连绵的青山，最后点了点头。没有婚礼，没有红烛，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承诺，她抱着自己的铺盖卷，走进了李德那间被视为禁地的“独立房子”。
婚后的生活，对李德来说是权力的点缀，对萧月华来说却是漫长的刑期。
李德的生活是完全“西化”的，也是特权化的。在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战士们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的时候，他的房间里总是飘着烤肉和咖啡的香气。
长征前夕，局势紧张到了极点。后勤供给线几乎断裂，许多战士为了省下一口粮食给伤员，自己挖野菜充饥。
这天，伍修权接到李德的命令，让他去处理后院那十几只鸭子。
这些鸭子是李德养的“宠物”，平时吃的也是精细的谷物。伍修权以为李德是要把鸭子分给警卫班改善伙食，毕竟马上要转移了，带不走。
“杀掉。”李德手里拿着刀叉，正在切割盘子里的一块牛肉，头也不抬地说，“全部杀掉，做成熏鸭，我要带在路上吃。”
伍修权愣了一下：“顾问同志，十几只鸭子，您一个人带不走，战士们很久没见荤腥了……”
“这是我的鸭子。”李德放下刀叉，蓝眼睛冷冷地盯着伍修权，“这是命令。”
那天下午，萧月华站在院子里，看着满地的鸭毛和血水，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她怀孕了，妊娠反应很重，但这股恶心不仅仅是因为生理，更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的冷酷。
她试图去帮忙收拾，却被李德一把推开：“别碰我的东西，你会弄脏它们。”
在李德眼里，萧月华只是一个负责暖床和打扫卫生的工具。他不懂中文，萧月华不懂德语，两人甚至无法进行最基本的交流。李德心情好的时候，会像逗弄宠物一样拍拍她的头；心情不好，便是暴风骤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李德的神坛开始动摇，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李德的指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他整夜整夜地失眠，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像一头困兽。
那天夜里，萧月华因为怀孕实在饿得难受。她看到桌上放着一包李德专用的特供饼干——那是从缴获的物资里特意留给他的。她犹豫了很久，最终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放进嘴里。
干涩的饼干在舌尖化开，那是她几个月来尝到的唯一的甜味。
“你在干什么！”
一声暴喝在身后炸响。李德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双眼通红，满身酒气。
萧月华吓得一哆嗦，手里的半块饼干掉在地上。
“那是我的！你这个贪婪的女人！”李德冲上来，完全忘记了眼前是一个怀着他孩子的孕妇。他抡起手臂，一巴掌重重地扇在萧月华的脸上。
“啪”的一声，萧月华被打得撞向桌角，嘴角渗出了鲜血。她捂着肚子，痛苦地蜷缩在地上，眼神里没有眼泪，只有死灰一般的绝望。
李德并没有停手，他用德语咒骂着，似乎要把前线失利的怒火全部发泄在这个无辜的中国女人身上。
门外的警卫员听到了动静，想冲进来，却被伍修权拦住了。伍修权咬着牙，手背上的青筋暴起，低声说：“这是他的家务事……我们现在还不能动他。”
那一夜，瑞金的河畔风声鹤唳。萧月华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她摸着隆起的肚子，心里那个关于“丈夫”和“父亲”的幻想，彻底碎了。
她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男人的棋盘上，她连一颗卒子都算不上，她只是一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消耗品。
02
1937年的延安，宝塔山下，阳光明媚，却照不进萧月华心里的阴霾。
此时的李德，已经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抗大）讲授战略学。虽然不再是手握重兵的“太上皇”，但他的待遇依然是顶格的。在延安的窑洞群里，他拥有宽敞的独院，依然享受着特供的烟酒。
失去权力的李德，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反思错误。相反，他把所有的挫败感转化成了对生活品质的变态追求，以及对萧月华的变本加厉的嫌弃。
“土气，太土气了。”
李德经常当着客人的面，指着正在忙碌的萧月华，用蹩脚的中文抱怨，“她就像黄土高原上的石头，没有一点光泽。”
此时的萧月华，已经生下了儿子宁宁。孩子有着明显的混血特征，深邃的眼窝，微卷的头发，皮肤白得像瓷娃娃。但在延安，这副长相带来的不是赞美，而是异样的目光。
萧月华默默忍受着。她白天要在抗大做行政工作，晚上要照顾孩子，还要伺候这个永远不知满足的“洋老爷”。她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隐忍中度过，直到那个女人的出现。
李丽莲，上海滩的明星，演过《雷雨》，唱过歌剧。她年轻、漂亮、时髦，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浑身上下散发着延安少有的艺术气息。
那是1938年的一次舞会。李德坐在角落里，百无聊赖地看着那些穿着灰布军装的女学生跳舞，直到李丽莲走进舞池。
那一刻，李德的眼睛亮了。他仿佛在荒漠中看到了一朵带露的玫瑰。他立刻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绅士地伸出手：“May I?”
李丽莲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外国人，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那一晚，他们用英语交谈，聊歌剧，聊欧洲的艺术，聊上海的十里洋场。李德感觉自己活过来了，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这才是配得上他的女人。
回到家后，李德看着正在给宁宁缝补衣服的萧月华，眼里的厌恶再也掩饰不住。
“我要离婚。”李德冷冷地说。
萧月华手里的针顿了一下，刺破了手指。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她抬起头，平静地看着李德：“理由？”
“我们需要有共同语言，你给不了我精神上的满足。”李德理直气壮，仿佛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要求。
这场离婚案，在延安引起了轰动。
法庭设在边区政府的一间简陋窑洞里。李德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神情傲慢。他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毕竟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谁敢不给他面子？
但他错了。
站在被告席上的萧月华，没有哭哭啼啼，没有撒泼打滚。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身姿挺拔，像一杆插在阵地上的红旗。
“审判长，我同意离婚。”萧月华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掷地有声，“但我要说明，不是他要休了我，是我要休了他！”
全场哗然。
李德猛地站起来，脸色涨红：“你胡说！”
萧月华没有理会他，转过身，面对着听众席上的干部和学员，目光如炬：“这个男人，在瑞金时骄奢淫逸，吃不得一点苦；在长征途中，遇到敌机轰炸，他跑得比警卫员还快，把自己藏在马肚子底下瑟瑟发抖；他因为个人私欲，多次干扰军事指挥，视战士生命如草芥！”
她一件一件地列举，逻辑清晰，细节详实。那些关于“半块饼干”的羞辱，关于“杀鸭子”的冷血，关于他对中国同志的傲慢，全部被摊开在阳光下。
李德的脸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他想反驳，但在萧月华那充满力量的眼神面前，他竟然哑口无言。他引以为傲的“顾问”光环，被这个他瞧不起的“土女人”亲手撕得粉碎。
法庭最终判决离婚。
走出窑洞的那一刻，萧月华深深地吸了一口陕北干燥凛冽的空气。她牵着两岁的宁宁，没有回头看那个男人一眼。
而李德，虽然丢了面子，但他并不在乎。他很快就和李丽莲领取了结婚证。
婚后的李德和李丽莲，过起了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他们在窑洞里布置了鲜花，用留声机放着交响乐，一起唱《红豆词》，仿佛这里不是战火纷飞的延安，而是欧洲的某个庄园。
李德给李丽莲画素描，李丽莲给李德烤面包。他们出双入对，成了延安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浪漫，注定无法抵御时代的巨浪。
冬天的一个傍晚，萧月华抱着发高烧的宁宁去医院。路过李德的窑洞时，她听到了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和碰杯的声音。
宁宁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喊着：“爸爸……爸爸……”
萧月华停下脚步，透过窗户的缝隙，看到了里面温馨的烛光。李德正搂着李丽莲起舞，脸上洋溢着她从未见过的温柔。
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宁宁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小脸通红。
萧月华伸手捂住了宁宁的耳朵，轻声说：“别喊了，那个地方，不是家。”
她抱紧孩子，转身走进了风雪中。风很大，雪很硬，打在脸上生疼。但萧月华知道，从今往后，她和孩子只能靠自己了。
那个洋人顾问的“爱情”，不过是权衡利弊后的消遣，而她和宁宁，是他迫不及待想要甩掉的包袱。
03
1939年8月28日，延安机场。
清晨的雾气还没有散去，一架苏制的双引擎运输机停在跑道上，螺旋桨尚未转动，像一只静默的巨兽。
这是共产国际紧急召回李德的专机。没有任何预兆，命令来得突然且决绝。
机场边聚集了不少送行的人，大多是出于礼节。人群的焦点，无疑是李德和他的新婚妻子李丽莲。
李丽莲今天特意穿了一件淡蓝色的旗袍，那是她在上海时做的，一直舍不得穿。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妆容有些花了，显得楚楚可怜。她紧紧抓着李德的袖子，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
“带我走，求求你，带我走……”李丽莲的声音颤抖着，带着那种上海女子特有的娇嗔与绝望。她无法想象，一旦失去李德这把“保护伞”，作为一个“过气明星”且嫁给过外国人的她，该如何自处。
李德显得有些焦躁。他不停地看表，另一只手提着那个棕色的皮箱——里面装着他在中国搜集的资料，还有他那本未完成的日记。
“丽莲，不是我不带你。”李德用德语夹杂着中文解释，语气里透着一股不耐烦，“机长说了，你没有护照，也没有苏联方面的签证。这是国际航班，规矩很严。”
“我可以补办！我可以到了莫斯科再办！你是顾问，你一定有办法的！”李丽莲哭得梨花带雨，几乎要跪下来。
李德皱了皱眉，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苏联机长。机长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指了指手表，示意时间到了。
李德狠下心，掰开了李丽莲的手指。
“听着，丽莲。”李德双手扶着她的肩膀，眼神看似深情，实则冷漠，“你先留在这里，等我到了莫斯科，安顿好一切，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的。相信我。”
这是一句标准的、成年人之间的谎言。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沉浸在悲伤中的女人。
李丽莲瘫坐在地上，掩面痛哭。
而在跑道的另一头，几百米外的土坡后面，萧月华正蹲在地上，手里端着一个粗瓷碗，给宁宁喂着小米粥。
她今天没有去送行，甚至没有让宁宁知道他的父亲今天要离开。
宁宁已经三岁了，长得越来越像李德。蓝眼睛，高鼻梁，头发卷曲。此刻，他正乖巧地张大嘴巴，吃下母亲喂的每一口饭。
“妈，那个大鸟是要飞了吗？”宁宁指着远处的飞机，好奇地问。
萧月华没有抬头，平静地吹了吹勺子里的热气：“那是别人的大鸟，跟咱们没关系。快吃，吃饱了妈带你去挖野菜。”
“爸爸会在上面吗？”宁宁天真地问。
萧月华的手顿了一下，勺子碰到碗沿，发出清脆的声响。
“宁宁，记住。”萧月华抬起头，看着儿子那双与那个男人如出一辙的蓝眼睛，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你没有爸爸。以后谁问你，你就说你爸爸死了。”
远处，运输机的引擎开始轰鸣，巨大的气浪卷起黄土，迷了人的眼。
李德登上了飞机。他站在舱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片黄土高原。他的目光扫过哭泣的李丽莲，扫过送行的人群，唯独没有去寻找那个可能藏在角落里的前妻和儿子。
对他来说，这次离开是一次逃离。逃离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耻辱，逃离这段复杂的感情债。中国，对他而言，只是一段不得不结束的旅程。
舱门关闭，隔绝了李丽莲撕心裂肺的呼喊。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然后昂起头，冲向了苍茫的天空。
李丽莲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黑点，感觉自己的魂也被带走了。她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周围投来的目光中，有同情，有嘲讽，更多的是一种看戏后的冷漠。
而在土坡后，萧月华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土。她看着飞机消失的方向，眼神冷冽如刀。
那个男人走了，把烂摊子都留下了。
周围的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李德走了，这两娘儿们以后日子难过咯。”
“洋饭碗砸了，看她们怎么活。”
萧月华牵起宁宁的小手，感觉到孩子的手心里全是汗。
生存的危机，像这一天的黄沙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没有了“顾问夫人”的头衔，甚至背负着“被遗弃者”的标签，在这个物资匮乏、观念保守的年代，她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长着“洋人脸”的孩子，该怎么活下去？
她不知道答案，但她知道，她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活给那个负心汉看，活给这世道看。
“走，宁宁。”萧月华拉着儿子，逆着风，走向了那片贫瘠却坚实的黄土地。
04
李德飞走的那天，延安的黄土还是那个黄土。
李丽莲没能撑多久。那个曾在上海滩聚光灯下摇曳生姿的女人，在失去了“洋顾问夫人”的庇护后，迅速枯萎。
她不懂政治，受不了这里的粗粝。她试图去文工团继续演戏，但心气散了，眼神里没了光。
没过多久，她便黯然改嫁，试图用另一段婚姻来寻找安全感，那个曾经轰动延安的“跨国罗曼史”，成了一段没人愿意提起的笑话。
而萧月华，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