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其：别了，中关园的先生们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和《燕园絮语》（2025年，世联出版社）。2010年退休。

1949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成立。父母祖父母和姐姐从南京北上，在沙滩红楼东边的东皇城根北大宿舍安顿下来。1950年，本人出生在协和医院。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旧址。我们一家便在中关园落户了。几近30载，直到1981年，又搬入新建的公寓楼。因成家后基本住在东城，虽每周回去看望父母和祖母一次，本人的中关园居住史基本宣告结束。2001年，父亲迁往西二旗北大新宿舍，就很少有机会回访中关旧园了。但是，对故园的旧情仍然缠结于心。幸而有亲朋好友、难忘恩师还住在那里，熟悉的草木仍有残留，故不时刻意找辄重访。开车外出时更是特意绕道，非要一睹中关村北大街、中关园和北大附小的现状不可，以了却眷恋怀旧之情。

须知，中关园不只是中国版图上一个普通的点，它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文内涵。它仰燕山玉泉之地灵，承燕京清华之遗绪，挟传统北大之雄风，吸两洋海归之锐气、纳五湖四海之英才，借国家科学院之气场。

中关园的最可贵之处，还在于深藏在一排排篱笆墙后、居住在一栋栋平房和几座质朴灰楼中的“贵人”们。他们虽衣着朴素，温文尔雅，表现的却是“内敛的张扬”和“低调的高雅”。这些饱学之士，中西贯通、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是各自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以外观而言，中关园的老平房若称为“败絮其外”并不过分，但以其内涵而论，说它“金玉其中”也绝不夸张。

“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中关园实至名归。作为亿万众生中一个短暂生命体、广袤宇宙中一粒细小尘埃，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能得到上苍如此慷慨的眷顾，生长于斯，与这些“贵人”比邻而居，实属万幸。仅凭此点便可释然，慨曰“此生足矣”！

近日收拾书柜时，偶得1991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燕园师林——北京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简介》，后又在杭州某旧书摊上淘得《北大先生们》，均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是如此熟悉，他们的孩子们也随之跃然纸上。笔者特按本书之顺序，以学术领域划分，结合其他北大回忆录，把曾在本园居住过的前辈们列举如下（难免挂一漏万，请老发小包涵）：

哲学家：张岱年、洪谦（原住燕东园）、黄楠森、汤一介、张世英；经济学家：赵靖、厉以宁（80年代搬入）、闵庆全；法学家：王铁崖、龚祥瑞（李克强的法学导师）、赵宝煦、张国华；中国语言文学家：朱德熙、王瑶、林焘；西方语言学家：杨周翰、王岷源、张祥保、赵隆襄、周姗凤、杜秉正（诗人臧克家的连襟）、邓琳；东方语言学家：季羡林（曾住本园一公寓）、刘麟瑞、黄敏中、范宏科、颜保、吴世璜、凌瑞拱；历史及考古学家：宿白、田余庆、许大龄、张芝联、罗荣渠（原住科学院23楼）荣天琳、张寄谦、陈炎、陈玉龙（家父）；数学家：程民德、庄圻泰、闵嗣鹤、丁石孙（80年代到本园居住）；物理学家：王竹溪、胡宁、楮圣麟、虞福春；化学家：张青莲、徐光宪、苏勉曾、高小霞、唐有祺、张滂；生物学家：张龙翔、曹宗巽、陈阅增、王平、陈德明，等等。

其实，本园还有很多大家并未包括在其中，在这些书出版前，他们要么调离北大、要么辞世了，如半导体物理学家黄昆、哲学家任继愈、任华、齐良骥（齐燕铭堂弟）；化学家傅英、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民间文学家贾芝[1]等；还有一些名教授，如敦煌学家阎文儒、文史学家吴小如和日语权威陈信德先生、图书馆学家陈鸿顺和梁思成之妹梁思庄教授，等等。此外，还有1957年出事，未能逃过“十年动乱”一劫的西语系才子吴兴华。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也曾在沟西平房居住[2]。他们在这些书中虽“榜上无名”，却是各自学术领域的权威翘楚。

总之，由于北大人才“挤挤”，又是常常处于“风口浪尖”的是非之地，这批中关园的“老运动员”，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们，比较谨小慎微、为人低调。总之，他们是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失去了获得北大“博导”称号和在此“金榜题名”的机会。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关园还有不少是作为北大家属的校外名人，如有“中国试管婴儿之母”之称的北医三院大夫张丽珠（唐有祺夫人）和阜外心血管外科专家郭加强（北大附中体育教师张敏的先生），等等。

随着2022年化学家唐有祺先生以103岁的高龄仙世，上述老一辈知识分子全部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深刻的记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给予我们有益的人生启示。

回顾与归纳起来，这批学者有很多共同特点：

首先，他们基本出生于20世纪一十、廿年代，几乎全部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其中留学欧美的海归学者占很大比例。

其次、在解放初期，他们正值血气方刚或年富力强之年。为了新中国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他们并不留恋欧美的优越研究条件和生活待遇，毅然归来。1949年时，还有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有机会飞往那个宝岛，但都坚决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为民族的强大和复兴贡献力量。

再者，在20世纪50-70年代，因他们基本上是民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培养的学人，几乎没有出身“根正苗红”者，故在解放后过于频密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蒙怨受辱，或下放（劳改），或下乡“四清”，或去干校锻炼、或被批为“白专”，创伤了心灵，蹉跎了时光，学术研究几乎中断，教学研究的一腔热情和非凡能力无处施展。终于熬到80年代，他们都已年近耳顺或古稀。即使如此，他们并不纠结，而是迅速重整旗鼓，抖擞精神，老骥伏枥，轻装前进，短时间内完成惊人的成果。他们的胸境、精神和毅力，令我们肃然起敬。他们的境遇也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要极端尊重知识和人才，要让学人在最好的年华一心一意做学问。

最后一点，十分神奇，更令人鼓舞。通过我的初步统计和调查，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寿至耄耋（八十），鲐背（九十）者比例不低，包括家父，95岁以上者也是不乏其人，竟然还有好几位跨过期颐（百岁），如张世英（虚岁100）、陈炎（100）和唐有祺（103，他夫人张丽珠享年95）。回想起来，这些鲐背和期颐老人的共同特点是：意志坚强、豁达乐观、淡泊宁静、勤于思考、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他们一生积累的深厚和宽广的知识，也逼着他们的大脑始终处于兴奋活跃的状态，所以最终没见到他们当中哪一位因老年痴呆而终。因此，我们这一代“新老人”也一定要坚持读书、写文章、练字、下棋、打牌，总之，除了睡觉，坚决不让大脑停下来。这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启示。

作为这个园子的一员，作为他们的下一辈，有幸与这些睿智大脑、文化精英比邻而居三十年，实属难得幸事。可惜，岁月终究无情，这一辈老先生们都已无奈地陆续驾鹤西去。

但是，他们的高贵品格、崇高精神和卓越成就，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不断追记。

2026-1-20

注释：

[1]20世纪50年代，曾住中关园，是李大钊先生的女婿。

[2]建国初，钱锺书先生曾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在中关园26号居住几年后，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故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