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去得了，我也能去!」
1940年冬天，上海光明咖啡馆，富裕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指着对面人的时髦西服，说出这句话。
几个月前他刚在法租界开了诊所，每天看一两个病人就能赚够听戏、看电影、定做西装的钱——现在他要放弃这一切，去苏北农村参加新四军。
三个月后，这个犹太难民出现在十六铺码头，胸前别着纳粹徽章，提着装满医疗器械的大箱子，登上开往盐城的轮船。
01
1938年3月12日，维也纳。
两个盖世太保冲进罗森菲尔德的诊所，抓住他的胳膊。
「雅各布·罗森菲尔德，跟我们走。」
35岁的罗森菲尔德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听诊器。他看着候诊室里惊恐的病人，放下听诊器，跟着走出去。
没有审判，没有律师。三天后，他被送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这座集中营位于魏玛附近山坡上，四周是高耸电网和岗楼。罗森菲尔德从卡车上被推下来，看见铁门上方一行德文：「劳动使人自由。」
每天凌晨四点，电铃刺耳地响。罗森菲尔德从硬木板上爬起来，身上囚服分不清颜色。他和其他犯人排队，在寒风中等点名。有人晕倒，狼狗扑上去撕咬。
「站好!」
看守的皮鞭抽在他背上。
罗森菲尔德咬紧牙关，不出声。他是医生，见过各种伤痛，但此刻才明白，肉体疼痛远不如精神折磨。
每天的劳动是搬石头。从山坡下扛到山坡上，再从山坡上扛下来。没有意义，纯粹消耗。罗森菲尔德的手掌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结痂又被磨破。
有一天，他搬石头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两块石头砸在胸口，肋骨当场断了两根。
看守走过来，用枪托戳他：「起来，犹太狗。」
罗森菲尔德挣扎着站起来，胸口每次呼吸都像刀割。但他不能倒下，倒下就是死。
晚上回牢房，他躺在木板上，摸着断裂的肋骨。作为医生，他清楚这样伤势需要静养至少两个月。但这里没有静养，明天还要继续搬石头。
接下来的日子，罗森菲尔德每搬一次石头，胸口就撕裂般疼痛。他用从牢房撕下的布条紧紧缠住胸部，勉强支撑。
两个月后，肋骨虽然长住了，但愈合得不太好，留下永久的伤痛——此后的岁月里，只要天气转冷或过度劳累，那里就会隐隐作痛，提醒他集中营的梦魇。
有一次，看守把他叫到审讯室。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刺眼灯光。
「说，你参加过共产党吗?」
「没有。」
「撒谎!」
一记耳光扇过来，罗森菲尔德两颗牙齿被打飞。他嘴里满是血腥味，依然摇头。
这样的审讯持续一个月。他们要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供出同伴名字。但罗森菲尔德从未参加过共产党，只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反对纳粹吞并奥地利的医生。
1939年6月一天，看守突然打开牢门。
「罗森菲尔德，你自由了。」
罗森菲尔德愣住。在这地方待了整整一年，突然就自由了?
「但是，」看守递给他文件，「你必须在14天内离开德国，永远不准回来。」
罗森菲尔德接过文件。文件上盖着大印章，写着：终身驱逐出境。
走出集中营那天，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低头看身体——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从75公斤降到50公斤。肋骨断裂处愈合不太好，稍用力就疼。嘴里少了七颗牙，说话漏风。
离开集中营时，负责释放的军官冷笑：「不管你走到哪儿，即便到了世界尽头，我们照样能收拾你!」
罗森菲尔德没回话。他拖着残破身体，走出那扇铁门。
14天。
他要在14天内找到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国家。
美国不行，配额已满。英国不行，限制犹太人入境。巴勒斯坦不行，英国人也设了障碍。
唯一选择，只有上海。
那个遥远东方城市，因为有国际租界，不需签证就能登陆。成千上万犹太难民涌向那里，把它当最后避难所。
1939年8月5日，罗森菲尔德带着弟弟约瑟夫和难友威廉·戴克，登上「埃尼阿斯」号轮船。
02
1939年9月。
罗森菲尔德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上海。
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语言混杂。有挑担子的苦力，有穿旗袍的女人，有说英语的洋人，还有同他一样拖着行李、眼神茫然的犹太难民。
他在法租界租了间两层公寓，底层开诊所，楼上住人。
凭借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诊所很快有了名气。上海有钱人喜欢找洋医生看病，觉得洋医生可靠。罗森菲尔德医术高超，无论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诊断，都很精准。
半年后，诊所收入相当可观。
每天早上，罗森菲尔德穿上熨烫平整的西装，打上领带，坐在诊室等病人。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去南京路喝咖啡，或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晚上去霞飞路酒吧，听爵士乐，喝威士忌。
但是，他常常都从噩梦中惊醒。
梦里是集中营铁门，是看守的皮鞭，是那句「我们照样能收拾你」的冷笑。他满身冷汗坐起来，摸着肋骨，确认伤疤还在，才知道自己确实逃出来了。
白天走在上海街头，他也常恍惚。
南京路灯红酒绿，百乐门舞厅里舞女成群，大亨一掷千金。但走出租界，就能看到日本兵岗哨，看到铁丝网后瑟瑟发抖的难民，看到马路上冻死饿死的尸体。
1940年初，罗森菲尔德去朋友汉斯·希伯家做客。
希伯是记者，也是犹太人，但和罗森菲尔德不太一样。他不满足在上海过安稳日子，总想做点什么。
那天晚上，希伯家里聚了一群人。有作家史沫特莱，有医生马海德，还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围坐一起，讨论中国抗战。
「你们知道新四军吗?」希伯问。
罗森菲尔德摇头。他对中国了解，仅限象牙雕刻和明代花瓶，还有林语堂和赛珍珠的小说。
希伯讲了很多。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如何在敌后坚持游击战，如何在艰苦条件下建立根据地，如何得到老百姓支持。
「他们缺医生，」希伯说，「非常缺。」
罗森菲尔德听着，心里涌起久违的冲动。
他想起集中营那些病倒的难友，想起看守不给治疗，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的无力感。他想起离开维也纳时的誓言——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对抗法西斯，不能再让历史重演。
「我想去，」罗森菲尔德说，「我想加入新四军。」
希伯愣住，其他人也愣住。
「你疯了?」有人说，「你在这里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送死?」
罗森菲尔德没回答。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如果不去，他永远无法摆脱集中营留下的阴影。
几个月后，希伯介绍他认识了沈其震。
沈其震是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公开身份是富商，实际在上海秘密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
1940年冬，一个下午，两人约在光明咖啡馆见面。
沈其震穿着笔挺西装，看起来确实像成功商人。他打量对面这个高鼻子洋人，心里有些怀疑——这个过惯富裕生活的人，真受得了根据地艰苦?
「罗生特医生，」沈其震说，他已给罗森菲尔德起了这个中文名，「你真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里生活很艰苦，」沈其震说，「没自来水，没电灯，住茅草屋，吃高粱饼。你受得了吗?」
罗生特指着沈其震的西装。
「你去得了，我也能去!」
沈其震摇头：「可那儿情况真不适合外国人。那儿过的是最原始、最初级的生活。」
罗生特看着沈其震：「我关心的是正义，我能承受一切。连纳粹集中营都挺过来了，艰苦工作吓不倒我。」
沈其震看着他眼睛，突然明白了。
这人是认真的。
「好，」沈其震说，「我会向上级汇报。但你要做好准备，出发时候可能很突然。」
罗生特点头。
接下来几个月，他一边继续开诊所，一边等消息。他把自己在奥地利带来的医疗器械仔细检查一遍，又添置些新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在根据地比黄金还珍贵。
1941年3月10日晚上，罗生特接到通知：明天出发。
他连夜收拾行李。除了医疗器械，还带了几本书——莎士比亚戏剧集、歌德诗集、还有圣经。这些是他精神食粮，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丢。
3月11日夜晚，十六铺码头。
罗生特换上黑色长袍，扮成传教士样子。沈其震特意给他准备了枚纳粹徽章，让他别在胸前。
「万一遇到日本人，」沈其震说，「他们看到这个，就不会为难你。」
罗生特拿着那枚徽章。上面卐字符号，曾是他最痛恨的东西。现在，他要把它戴在胸前，用来保护自己。
这是讽刺，也是必要。
提箱子的是交通员荣健生，他假扮罗生特的仆人。两人混在人群中，登上轮船。
船舱又脏又挤，到处汗味和霉味。罗生特找个角落坐下，把箱子抱在怀里。
轮船鸣笛，缓缓驶离码头。
罗生特站起来，透过舷窗看着上海夜景。霓虹灯在黑夜里闪烁。
他知道，从此以后，他可能再也回不到这种生活了。
但他不后悔。
03
1941年3月20日，盐城。
轮船在张黄港靠岸时，罗生特看到岸上几个日本兵巡逻。
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前纳粹徽章。
日本兵走过来，看了眼他装扮，目光停留在那枚徽章上。出乎意料，敬了个礼。
罗生特愣了下，也回个礼。
日本兵放行，甚至没检查他箱子。
荣健生松口气，低声：「走吧。」
两人下船，沿泥泞小路往村里走。路上不时看到日军岗哨，但只要看到罗生特胸前徽章，都让开。
罗生特这才明白，日本人所谓占领区，其实没真正占领。他们只控制了大路和城市，广袤乡村依然在共产党手里。
走了两个小时，到了个村庄。
长着长胡子、外表威严的村长接待他们。村长对外是伪政府官员，暗地里却帮新四军运送物资。他看着罗生特箱子，笑了。
「这些东西，我们孩子们正需要呢。」
又走了一天，终于到了盐城。
新四军军部就设在这里。罗生特第一次见到陈毅和刘少奇。
陈毅握着罗生特的手，用德语：「欢迎，罗生特医生。我们太需要你了。」
刘少奇仔细询问罗生特在维也纳学习经历，还有在集中营遭遇。最后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刚经历一场重大挫折，很多同志受伤，急需救治。」
当天晚上，为罗生特举行欢迎会。
陈毅主持，刘少奇致辞。会议室挤满人，都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洋医生。
罗生特站起来，用不太流利中文：「我来中国，是为对抗法西斯。法西斯在欧洲杀害犹太人，在中国侵略中国人。我们有共同敌人，所以我愿意贡献力量。」
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会议还没结束，卫生部的人跑来找罗生特。
「罗医生，有个重伤员需要马上手术，您能来看看吗?」
罗生特二话没说，跟着去了。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新四军「医院」。
说是医院，其实就是几间农舍。伤员躺在地上稻草上，每间房子挤了十几个人。空气里弥漫血腥味、药味，还有伤口腐烂的臭味。
罗生特走进「手术室」——村里最大间房子，窗户用透光纸糊着，两张桌子拼一起当手术台。
伤员是个年轻战士，腹部中了枪。
「准备手术。」罗生特说。
护士递给他器械——竹子削成的镊子。
罗生特愣了下，但还是接过来。他仔细检查伤口，确定子弹位置，开始手术。
照明只有两支蜡烛，光线昏暗得几乎看不清。罗生特让人拿来手电筒，但手电筒电池很快没电。最后，他只能凭感觉和经验，一点点把子弹取出来。
手术做了三个小时。
伤员被抬走时已昏迷，但脉搏还在跳。
罗生特脱下沾满血的手套，坐在椅子上，浑身虚脱。
沈其震走过来，递给他杯水。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沈其震说，「你还觉得能坚持吗?」
罗生特喝了口水，点头。
「我会坚持。」
接下来日子，罗生特才真正体会什么叫艰苦。
他住的房间在户农家，紧挨牛棚。每天晚上，牛叫声此起彼伏，吵得他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来看他。
「罗医生，昨晚休息得好吗?」
罗生特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放在头顶两侧，学牛叫：「哞——哞——」
崔义田先是一愣，哈哈大笑。周围人也笑起来。
笑声打破尴尬，也拉近距离。
罗生特很快学会适应。
他学会打绑腿，像战士们一样把裤腿紧紧缠起来，方便行军。他学会用门板当床，上面铺块油布，隔绝臭虫。他学会在空袭警报响起时，飞奔到郊外墓地躲避——那些密密麻麻坟丘，是天然防空洞。
有一次躲空袭，罗生特靠着座坟丘，掏出随身携带的莎士比亚，高声朗诵。周围战士都惊呆，从没见过有人在这种时候还能如此淡定。
慢慢地，大家对他称呼变了。
最开始是「洋鬼子」，是「大鼻子」，最后变成「罗大夫」。
罗生特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觉得，这意味着自己被接纳了。
04
1941年7月，华中卫生学校成立。
这是罗生特向陈毅提出的建议。新四军太缺医务人员，与其等着从外面招人，不如自己培养。
陈毅很赞同，立刻批准。
学校设在盐城郊外，校舍就是几间破旧农舍。第一批招了50个学员，大多是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投奔过来的青年学生。
罗生特亲自编写教材。
他没印刷机，就用蜡纸刻，一个字一个字刻。一本教材要刻几百张蜡纸，印出来后再装订。
他还自己制作教具。
人体骨骼模型没有，他就用木头和铁丝做。心脏模型没有，他就用布和棉花缝。每次上课，他都带着这些教具，一边讲解一边演示。
最困难是语言障碍。
罗生特中文不太好，讲课时需要翻译。但医学术语很复杂，翻译也常卡壳。罗生特就一边讲，一边观察学员表情。只要看到有人露出疑惑神色，他就停下来，画图，用手比划，反复讲解，直到所有人都明白。
他讲破伤风症状时，特别强调病人会紧紧咬牙。说得多了，学员们都记住「咬紧牙关」这个词。
有一次，罗生特问学员，最近军部开会讲了什么内容。
学员想了想：「简单说，还有两年破伤风!」
罗生特愣了下，哈哈大笑。原来，会议讲的是国际形势，说我们还要咬紧牙关，再战斗两年。
除了教学，罗生特主要工作是手术。
新四军和日伪军的战斗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伤员源源不断送来。罗生特经常从早上八点一直做手术到凌晨两点，中间只吃一顿饭。
有时一天要做十几台手术。
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没无影灯，就用手电筒照明。没金属镊子，就用竹子削成的镊子，或削尖的筷子。麻药奇缺，很多时候只能硬做。
罗生特见过个战士，子弹打穿大腿，骨头碎了一截。他必须把碎骨取出来，否则会感染。但没麻药，战士只能咬着毛巾硬挺。
罗生特下刀时，战士身体剧烈颤动，额头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掉。但他没叫出声，一直咬着毛巾，直到手术结束。
罗生特放下手术刀，看着这个年轻人。
他在维也纳做过无数手术，见过各种各样病人。但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在没麻药情况下，能忍受如此剧痛，却一声不吭。
这就是新四军战士。
罗生特越来越理解，为什么这支军队能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坚持战斗。
1942年3月一天，陈毅妻子张茜要分娩。
罗生特接到通知，赶去接生。
产房设在间农舍，条件简陋得可怕。罗生特尽可能做好消毒，准备好接生需要的器械。
产程很顺利，孩子平安降生。
但让罗生特生气的是，陈毅竟然没来。
「他在哪里?」罗生特问。
「在前线指挥作战。」有人回答。
罗生特火了。他觉得陈毅太不近人情，妻子生孩子这么大事都不在乎，只管他的军队。这样的人怎么能交朋友?
他决定以后不再理陈毅。
几天后，有人拿来首诗，说是陈毅写给妻子的。
罗生特接过来看，诗里写满对妻子的牵挂、愧疚，还有对孩子的期待。
有人解释，陈将军不是不想来，实在前线战事紧急，脱不开身。他比谁都担心妻子，但作为指挥官，他必须先考虑战士生命。
罗生特听完，沉默很久。
他想起集中营，想起那些为救同伴而牺牲的人。他突然明白，在战争中，有些选择是痛苦的，但必须做出。
后来陈毅专程来找他，为自己「寡情薄义」道歉。
罗生特握着陈毅的手：「我理解了，陈将军。您是个真正的军人。」
从那以后，两人友谊更深。
1942年春天，罗生特做了个重要决定。
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申请。
陈毅得知后，主动提出做他入党介绍人。
1943年春天，新四军军部驻在盱眙黄花塘。经陈毅和钱俊瑞介绍，华中局批准，罗生特成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入党那天，罗生特握着党证。
这个犹太人，这个奥地利医生，这个曾在集中营受尽折磨的难民，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属。
他不再是流亡者，而是战士。
05
1942年3月，罗生特接到通知，要跟随刘少奇去延安。
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去延安，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想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想采访他们，写一本像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那样的书，把中国共产党故事告诉全世界。
他已收集了陈毅、刘少奇、赖传珠的资料，如果能再采访延安的领导人，这本书一定会非常精彩。
一切都准备好了。
罗生特领到便装、两头骡子、医疗器械和药物。计划是先扮成游医到重庆，再乘飞机去延安。
但就在出发前一天，计划取消。
「人数太多，目标太大，容易暴露，」组织上通知他，「延安之行暂时推迟。」
罗生特失望极了。
但他没抱怨，只是默默把行李收拾好，继续做手术、教学。
1943年6月，机会又来。
陈毅决定送他去延安。
这次准备得更周密。由手术室负责人李磊、化验室负责人蔡和、病房负责人夏汀、翻译方政和警卫员李光组成护送小组，陪罗生特北上。
二师还专门从上海买了只手提医疗箱，上面刻着红十字标志和「德国泌尿外科博士罗森菲尔德」字样，以备不时之需。
罗生特终于看到希望。
但就在出发前，他们路过新四军四师驻地时，师长彭雪枫拦住他。
「罗医生，我们这里需要您，」彭雪枫说，「能不能留下来帮我们整顿卫生工作?」
罗生特看着彭雪枫诚恳眼神，犹豫了。
他确实很想去延安，但眼前四师也确实需要他。这里卫生条件更差，伤病员更多，医护人员更缺。
「好吧，」罗生特说，「我留下。」
延安之行又一次推迟。
罗生特在四师待了两个月，视察各部门，为预防瘟疫出谋划策，照顾重病号，还接诊很多老百姓。
中秋节那天晚上，战士们请他吃月饼，唱歌跳舞。
罗生特很高兴。他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唱《马赛曲》，还教他们唱奥地利民歌。
夜深了，罗生特坐船穿过洪泽湖。月光洒在水面上，银波荡漾。
他看着满天星辰，突然感慨：「在新四军，我找到新故乡啊。」
但就在这时，一封紧急电报打破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