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外晨雾未散,受衔名册还缺一个空格。工作人员低声提醒:“叶长庚,这一栏怎么办?”罗荣桓沉默良久,眉头紧锁,战功与职务间的落差让他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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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指向江南汉子叶长庚。自1929年参加红军,他在枪林弹雨里混了整整十六年,却只把排长写成“副营”,连整级都不够。有人嘀咕:“按档案,他顶多少将;按资格,完全能进中将。”名单悬着,众人都盯着那半格空白。
时间拨回1926年夏天,浙江桐庐百江镇。穷苦农家子叶樟根十一岁就给地主挑担。那年他给陈姓地主当脚夫走到韶关,街头“打倒列强”的口号震得他心头一热,一张志愿表把他送进北伐军,发旧灰军装一套、津贴三个银元。
牛头山攻坚战是他第一次见血。五百米外,白俄雇佣兵交叉跑动。张连长塞给他五发子弹:“你枪稳吗?”他伏在水沟,三枪命中,张连长哈哈:“‘樟根’太土,从今天叫‘长庚’,天亮星,响!”那一夜,他成了机枪连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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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暂停,连里党代表彭德怀对他说:“穷人要有自己的枪,别忘了。”一句话上了心。景德镇驻防时,他悄悄替地下党搬武器,麻袋沉,他不问;一箱子弹,他不收分文。有人劝他领赏,他撇嘴:“留给兄弟们多打几梭子。”
1929年冬,蒋介石令部队南下吉安剿共。夜色里,叶长庚带22名弟兄扛着两挺“歪把子”投红军。按照红军赏格,机枪一挺二百五十大洋,步枪五十。彭德怀坚持要给,他摆手:“钱给伤员,咱来找出路,不是倒卖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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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反“围剿”、湘江血战、雪山草地,每一仗都有他的影子。长征过大雪山,他疟疾高烧,王震劝他留在藏民家,他咬牙:“爬也得跟队伍。”1943年他被火线提为副团长,算是“半级”;同年妻子难产去世,早在1939年,三岁儿子被特务掷死,他一句哭腔都没有:“账记着,子弹去讨。”
抗战时期,他在湘西、常德打了四十多仗;解放战争里,他率队剿匪,收编敌伪近万人。最惊险的一次,他化装潜入顽匪指挥部活捉三十余人,因不识字,全靠耳朵记文件,回队口述一字不差。有人笑他“文盲司令”,他憨笑:“会打仗就行。”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整编,他仍是副师职,文化短板、健康问题让他调离一线。1955年军衔制出台,评衔会议上,罗荣桓摊开他那摞薄薄的职务表:“战功顶天,资历扎实,可名额紧。”有人提出补一次级别,罗荣桓摇头:“制度必须严,但人不能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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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番商议,结论终于落定——少将,正师待遇。罗荣桓亲自通知他。叶长庚站起,敬礼,声音低却掷地有声:“脚夫能穿这身军装,够了!”授衔那天,他抚平肩章,转身替新兵别好帽徽,动作麻利,像当年在水沟里架机枪,半点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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