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赵尔丰2次被讹中年艳照门丢万两银子，晚年总督们丢白头

1911年辛亥年的秋雨，过早浸染了成都督院街的青石板。66岁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摘下顶戴，孤身走进军政府，身后是他经营六年、拓土千里的川藏边疆，身前是革命浪潮裹挟的未知命运。隔天清晨，皇城坝的梧桐树桠上，那颗饱经风霜的白头颅赫然悬挂，终结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从三十多岁因一张狎妓照被讹一万两白银，到晚年被诱杀弃首，赵尔丰的两次“被讹”，既是个人命运的唏嘘转折，更是清末乱世中权力博弈、人性沉浮的缩影。这位屡试不第的名门子弟，凭军功跻身封疆大吏，却最终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其一生功过，在百年后仍值得反复叩问。

名门困局与捐官之路：新技术埋下的祸根。1875年，四岁的载湉登基为光绪帝，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勉强维系着体面。这一年，22岁的赵尔丰已是风华正茂的京城子弟，出生于官宦世家的他，背负着家族的仕途期许。赵家堪称清末名门，四兄弟中赵尔震、赵尔巽、赵尔萃皆登进士第，尤以二哥赵尔巽日后官至东三省总督，权倾一方。唯独赵尔丰，虽饱读诗书，却与科举制度格格不入，屡次赴考皆名落孙山，成了家族中的“异类”。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正途，落第者往往前途黯淡。但晚清吏治腐败，朝廷为弥补财政亏空，早已开捐官之例——士民可通过缴纳银两获得官阶，虽多为虚职，却能成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走投无路的赵尔丰，最终选择了这条“捷径”，以纳捐之身踏入仕途。彼时的他或许不曾想到，这条非正途的起点，不仅注定了他日后需步步为营、谨小慎微，更让一场因新技术引发的风波，险些将他的仕途扼杀在萌芽中。

19世纪中叶，西方照相机传入中国，至光绪初年已在京城风靡。相较于耗时良久、形似神离的传统画像，照相机能瞬间定格影像，逼真还原神态，迅速成为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追捧的新鲜事物。隆福寺附近的“鸿记”照相馆，因老板杨远山技艺精湛、道具齐全，生意格外兴隆，往来客人非富即贵。赵尔丰与兄弟们亦难抵潮流，常约友人前往拍照，殊不知这看似寻常的消遣，早已为日后的讹诈埋下伏笔。

此时的赵尔丰，尚未深谙官场险恶。他凭借家族势力与自身钻营，逐渐在朝中站稳脚跟，甚至得以在乾清门值守——这一职位意味着他已跻身皇帝身边的核心圈层，仕途前景看似一片光明。兄弟二人在朝中互相扶持，赵家势力日渐壮大，但树大招风，官场中的暗流早已悄然涌动，只待一个契机，便要将他卷入旋涡。而那张被他抛之脑后的照片，正是压向他的第一块巨石。

艳照门惊魂：一万两白银的仕途赎金。这场改变赵尔丰心性的风波，源于一次酒后的戏谑之举。某日，赵尔丰与兄弟们邀约一众友人赴京城酒园宴饮，酒过三巡，众人醉意渐浓，气氛愈发热烈。有人突发奇想，提议邀请“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前来，拍摄一组戏装照片取乐。此提议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杨远山随即带着各式戏服道具赶来，为这群醉醺醺的公子哥儿们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拍摄。

在杨远山的撺掇下，赵尔丰与兄弟们披上了僧侣袈裟，陪同宴饮的风尘女们则身着花花绿绿的戏装，众人相拥而坐，摆出各种亲昵姿态，闪光灯一闪，一张“僧妓同欢”的照片就此定格。次日照片洗印而出，杨远山仅印两张，众人传看一番，只当是酒后笑谈，看过便抛诸脑后。彼时的赵尔丰，满心都是仕途进阶，从未想过这张荒唐照片，会成为他人拿捏自己的把柄。

几年光阴转瞬即逝，赵尔丰凭借捐官所得的职位稳步升迁，正当他在乾清门值守、憧憬更高前程时，一位太监的出现打破了平静。那太监面带诡笑，掏出一张照片在他面前晃过，语气戏谑：“赵大人请看，这僧、道、伎、伶齐聚一堂，何等热闹！”赵尔丰定睛一看，浑身血液瞬间凝固——那正是多年前酒园中的那张狎妓照。

晚清官场对官员品行操守有着严苛的规范，“狎妓”本就触犯清规，更何况是以僧侣装扮与风尘女同框，此举若流传出去，不仅他自身会被革职查办、身败名裂，更会牵连已身居高位的兄长赵尔巽，整个赵家都可能因此倾覆。赵尔丰背脊发凉，冷汗浸透衣衫，强作镇定欲借过照片细看，却被太监一口回绝。深知对方来意的赵尔丰，只得主动提出购买照片，一场艰难的讨价还价就此展开。

那太监深谙官场规则，拿捏住赵尔丰的软肋，步步紧逼，甚至威胁要将照片呈给慈禧太后御览。在晚清，慈禧对官员的品行瑕疵极为看重，一旦触怒龙颜，后果不堪设想。权衡之下，赵尔丰只得妥协，最终以一万两白银的价格，赎回了这张要命的照片。一万两白银在当时绝非小数目，折合今日人民币约两百万元，赵尔丰无力承担，只得求助于兄长赵尔巽，兄弟二人四处筹措，才勉强凑足赎金，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此一役，赵尔丰彻底患上了“照相恐惧症”。此后无论何人提议为他拍照，他皆严词拒绝，甚至有照相馆老板想攀附权贵、主动上门献殷勤，竟被他下令掌嘴驱离。这场讹诈不仅让他付出了巨额经济代价，更在他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终于明白，官场如刀山火海，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自此，赵尔丰一改往日的张扬，言行举止愈发谨慎，凡事三思而后行，这份隐忍与克制，也为他日后在边疆的建功立业埋下了伏笔。但命运的玩笑从未停止，此次的教训未能让他摆脱被欺骗的宿命，晚年的他，终将为另一场“讹诈”付出生命的代价。

疆场扬威：被低估的军事奇才与治边功绩。若仅凭“艳照门”的荒唐，赵尔丰不过是晚清官场中一个平庸的投机者。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他并非如此单薄——在躲过中年危机后，赵尔丰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与铁血手段，在西南边疆创下了不朽功绩，成为清末少有的能臣干吏。

1903年，川边藏区局势动荡，土司割据，叛乱频发，英国势力暗中渗透，企图分裂西藏。时任四川总督锡良深知赵尔丰行事果决，举荐他前往川边督办军务。这一任命，成为赵尔丰人生的转折点。彼时的川边，交通闭塞，民风剽悍，土司拥兵自重，中央政令难以通达。赵尔丰抵达后，并未急于用兵，而是先勘察地形、了解民情，制定了“先平叛乱，再推改土归流”的战略。

1905年，巴塘土司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凤全，局势一度失控。赵尔丰临危受命，率军平叛。他治军严明，战术缜密，采取“分进合击、逐个击破”的策略，先肃清巴塘外围叛军，再集中兵力围攻土司据点。激战数月后，叛军全线溃败，巴塘叛乱被彻底平定。此战中，赵尔丰身先士卒，与士兵同吃同住，极大地鼓舞了军心，也展现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

平定巴塘后，赵尔丰乘胜追击，先后收复理塘、察雅、昌都等多地，击溃大小土司叛乱数十起。他深知，军事镇压只是权宜之计，要真正稳固边疆，必须打破土司割据的局面。为此，他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员治理；同时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商业，推动川边经济发展；创办新式学堂，推广汉语教育，促进民族融合。

1908年，赵尔丰升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彼时西藏上层贵族勾结英国势力，企图独立，赵尔丰率军入藏，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收复江卡、贡觉、桑昂曲宗等藏东重镇，直逼拉萨。他在西藏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打击了分裂势力，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为中国领土完整立下汗马功劳。英国领事官埃里克·台克满在回忆录中曾评价：“他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国缔造者之一，体态轻盈却肌肉结实，生活简朴，时刻与官兵并肩，共同经历边疆征战的艰辛。其指挥的战役规划缜密，执行有力。”

值得一提的是，赵尔丰在边疆征战期间，身边始终跟着一位名叫来龙的藏族姑娘。来龙本是他在川边救助的孤女，被他收留在身边，教她识字、练武功。来龙聪慧刻苦，不仅习得一身好武艺，更能双枪百步穿杨，成为赵尔丰的贴身保镖与得力助手。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与频繁的战事中，来龙凭借对当地地形、民风的熟悉，多次助赵尔丰化险为夷，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跨越民族的羁绊，也为赵尔丰铁血的人生增添了一抹温情。

1911年，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此时的他，已成为清末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凭借川边六年的经营，声望达到顶峰。但他不会想到，这场调任，竟是他悲剧结局的开端。

总督门之殇：被背叛的宿命与头颅的代价。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火种迅速蔓延至全国，四川也陷入动荡之中。作为四川总督，赵尔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边是岌岌可危的清廷统治，一边是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还有地方势力的暗流涌动。他深知，此时的大清早已病入膏肓，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挽回颓势。

起初，赵尔丰试图通过谈判平息事态，与革命党人、地方士绅反复周旋，希望能以和平方式维持局势。但革命的浪潮势不可挡，四川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军政府相继成立。赵尔丰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回天，为保全家人性命与自身安危，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交出政权与军权。

此时，四川省谘议局议长尹昌衡主动找上门来。尹昌衡身为革命党人，在四川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他向赵尔丰作出郑重承诺：只要交出权力，便保他与家人平安，可安享晚年。在乱世之中，这份承诺如同救命稻草，赵尔丰虽历经官场险恶，却在生死抉择面前，选择了相信尹昌衡。他或许忘了，中年时那张照片带来的教训，更忘了在权力的游戏中，背叛从来都是常态。

按照约定，赵尔丰将四川的军政大权悉数交给革命党人，隐居家中，以为能就此善终。但他低估了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高估了尹昌衡的诚信。尹昌衡掌权后，担心赵尔丰的威望会成为隐患，更惧怕他暗中联络旧部，成为清朝复辟的力量。同时，一些地方势力因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时触动了自身利益，也借机煽风点火，要求严惩赵尔丰。

1911年12月22日深夜，一群武装人员突然闯入赵尔丰的住所，不由分说将他抓获。这位曾经叱咤边疆的封疆大吏，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审讯中，赵尔丰始终沉默不语，既不辩解，也不泄露任何机密，他早已看透了这场权力博弈的本质。有人曾提议将他流放边疆，但这一建议被激进分子坚决反对，他们执意要将赵尔丰处决，以“震慑反革命势力”，实则是借革命之名，行报复之实。

行刑当日，成都街头阴云密布，大批民众聚集围观。革命党人当众宣读了赵尔丰的“罪状”，随后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将他处决。临刑前，赵尔丰想起自己当年在西藏平叛时说过的一句话：“藏地一寸山河千钧重，老夫头颅贱如草。”彼时的豪言壮语，如今竟一语成谶。更令人动容的是，贴身护卫来龙始终陪伴在他身边，面对刽子手的刀枪，她挺身而出，以身护主，最终香消玉殒。郭沫若在《反正前后》一书中曾深情写道：“四川人差不多没有人不称道她的。古代的所谓‘忠义’，结晶在这位女性身上了。”

赵尔丰死后，他的头颅被悬挂在成都皇城坝的梧桐树上示众，昔日的威严荡然无存。这位为大清收复数千里疆土的功臣，最终倒在了帝国覆灭的前夜，用头颅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悲壮的句号。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意味着清末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管控能力彻底崩塌——川边地区土司纷纷复辟，改土归流政策名存实亡，西藏局势再度动荡，这种混乱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和平解放才得以终结。

功过是非：百年后的历史回望。赵尔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争议。他中年荒唐，因一张照片被讹一万两白银，尽显官场小人物的狼狈；晚年铁血，在西南边疆拓土安邦，立下不朽功绩，却最终因背叛而惨死，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尔丰都被贴上“清朝走狗”“反革命分子”的标签，其功绩被刻意淡化，直到近年，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清末大员的一生。

不可否认，赵尔丰是忠于清廷的臣子，他的一切作为，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在镇压革命党人时，他也曾采取过强硬手段，双手沾满了鲜血。但将他置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复杂性——他并非腐朽无能的官僚，而是一位有勇有谋、心怀天下的能臣。在川边六年，他推行的改土归流、发展教育、兴修水利等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为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抵御英国势力渗透、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功绩，更值得被永远铭记。

赵尔丰的家族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他的妻子李氏出身陕北名门，其侄子李鼎铭日后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延安时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受到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跨越时代、跨越立场的家族关联，更凸显了历史的复杂性。

如今，关于赵尔丰的争议仍未平息，有人质疑对他的重新评价是“美化历史”，也有人认为应客观看待他的功过。但无论如何，赵尔丰的故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清末历史的独特视角。他的两次被讹诈，一次关乎仕途，一次关乎性命，背后折射出的是晚清官场的腐败、权力的险恶与时代的动荡。他的功过是非，早已超越了个人层面，成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阵痛的缩影。

百年光阴流转，成都皇城坝的梧桐树早已换了新枝，赵尔丰的故事也渐渐被岁月尘封。但这位清末封疆大吏的一生，却始终在提醒我们：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其复杂的多面性。唯有拨开历史的迷雾，客观、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功过，才能真正读懂那个动荡的时代，也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