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正兵团离休，提出一些要求，领导认为事多：算什么待遇账！

1980年深秋，西安城头的风起得格外早。李赤然夹着早报，沿着环城公园慢慢踱步。十年前，他从南京来到这里，身份从副兵团级领导变成普通离职干部，日子安静得甚至有些冷清。

回想1969年那个节点，军内整顿尚在深入，他被免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职务，编入南京空军政治部。第二年春天，组织安排他“外地休养”，地点落在陕西。那时别人问他去哪儿，他只笑笑：“西北风硬，磨刀利。”一句玩笑，背后却是几乎断了的薪金和连带扣留的个人物品。

在西安，最初每月只给三十块生活费，没有公房，没有煤票，靠一张折叠行军床住进雍村一间低矮平房。周围邻居不明白：空军副政委怎么混成这样？说到底，待遇没跟上。按照政策，当年副兵团级月薪两百元左右，若按档发放，一年就是近三千，十年算下来数字不小，对普通工人简直天文数字。可事实是，他连冬天取暖都要厚着脸向老部下借煤。

1974年一场雪后，他的老战友赵连成带来一麻袋土豆，拍拍土豆灰：“老李，别硬撑，组织总会想起你。”李赤然笑笑没吭声。那年他五十九岁，腿伤犯得厉害，需要拐杖。可拐杖扶不起待遇，扶不起被搁置的政策。

到了1980年，中央推进离休制度，文件明确：老干部原副兵团离休可按正兵团对待，还要补发应得薪金。听到风声，他坐上绿皮车，奔南京空军司令部核账、清物品。一路颠簸十八小时，行李只有一只旧军包，里面塞着他自己记录的十年工资差额、搬迁补助、房租补贴等条目，写得密密麻麻。

到南京第三天，他把材料递进办公厅。值班干事看着厚厚一摞表格，一边登记一边嘀咕：“这么多年都过来了，还算什么待遇账？”这句话顺着走廊传进李赤然耳朵，他眉头一沉，但没发火。作为1933年入伍的老红军，他见惯风浪，脾气早磨平。只是他心里清楚，政策白纸黑字，他不是讨赏，只是取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段时间，他像催账员一样在机关大楼里上下跑。有人私下嘀咕：“李老这人事儿真多。”有人则讲道理：“老同志当年不要命打出来的江山，该有的不能少。”意见不统一，审批流程拖成了橡皮筋，一拉再拉。四月底，南京空军司令部终于批复：工资补齐、搬家费报销、衣物归还，外加正兵团离休待遇。批文落款盖章那一刻，他却没太大喜悦，只淡淡地说：“算是把欠条收回来了。”

他把个人物件打包完毕，返回西安干休所。干休所给他分了一间不足政策面积的房子，他没再开口。老所长主动解释：“条件仅此，您要是觉得挤……”李赤然摆手：“能住就行，我在前线猫过半截战壕，这算什么。”

手中待遇落实后，李赤然没有选择彻底退下来。他向兰州军区空军递交申请，愿意在体能允许的前提下参与训练管理。1982年之前，身体合格就可返岗，可机关担心他年过六十，最终以“健康不稳定”婉拒。遗憾之余，他干脆转身投入社会事务，义务担任二十多家单位顾问，常被邀请做作风教育报告。有意思的是，他最爱讲的不是三大战役，而是1950年空军组建时的艰难——用锅炉棚改成机修车间，用废油桶烧开水解冻零件。年轻干部听得瞪大眼，他笑：“当年想飞机能飞起来就行，哪顾得上办公室有多大。”

1985年，兰州军区空军授予他“先进离休干部”荣誉，凭的是他在退居幕后后依旧四处奔走的热情。有人问：“拿回待遇后，为何还这么折腾？”他回答简单：“人能走动就该做点事。空军不让我上天，我在地上还能说话。”

1990年代初，他的腿伤加剧，行走困难。医务室建议静养，他才逐渐减少外出。然而遇到军史研究人员，他仍坐在书房里翻旧档案，满桌子笔记。那些补发回来的工资，大半被他花在复印和邮寄资料上，家里人劝他省点，他摇头：“我吃穿够了，多余的钱让史料流动，比放银行更值。”

李赤然的一生，官不过正兵团，房不超一间半，手里却攥着几大册账本：一册是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名单，一册是自己十年被拖欠的待遇明细，还有一册写着空军早期装备型号、人员培训数字。有人开玩笑，说老李是“数字控”。其实细看便知，那些数字背后是人命、是血汗，也是政策必须兑现的承诺。

他晚年常说：“部队里讲政治，也讲规矩，制度不能打折。”言语平平，却点出问题根子。一位空军老首长听后感慨：“李赤然没留什么遗产，留下的是原则。”李赤然笑着回应：“原则值不了多少钱，却能让后来的人少走弯路。”

2000年冬天，他在家中安静离世，享年八十五岁。治丧通知写得简短，只注明：原空军副政委、正兵团级离休干部。外人或许不明白，为何特意写“正兵团级”。熟悉内情的老人点点头，那是十年奔波后拿回的名分，不是虚荣，而是制度还给他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