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身披少将戎装，周旋于魔窟。他是众人眼中的“大汉奸”，却是党插在敌人心脏最深处的尖刀利刃。
李时雨，这位在国军与伪政权中潜伏十五年的红色特工，用生命将一场“无间道”演到了极致。他在狼窝里推杯换盏，在刀尖上如履薄冰。
随着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巨大的权力背后是万丈深渊。
当那一颗耀眼的将星落在肩头，这位孤胆英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慌与恐惧——演得太像了，爬得太高了，如果不撤，恐怕要“弄假成真”。
于是，他向延安发出绝密电文，请求撤离归队。三天后，中央的回电穿越重重封锁而来，没有抚慰，没有撤退路线：“大胆往上爬。”
01
一九三八年，天津。
初冬的风带着一股子煤烟味，顺着海河往里灌，吹得天津高等法院门口的告示牌哗哗作响。牌子上贴着几张最新的布告，浆糊还没干透，就被冻得硬邦邦的。
李时雨紧了紧身上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皮鞋踩在水门汀地面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笃、笃”声。
他腋下夹着一只磨得发亮的牛皮公文包，脸上挂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路过的书记员、法警见了他，都忙不迭地停下脚，把腰弯下去：“李科长早。”
他微微颔首，算是回礼，脚步却没停。
作为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李时雨在这个衙门里有着微妙的权威。日本鬼子控制了华北，但还不得不留着这些旧官僚维持治安面子。法院这地方，说到底，就是鬼子手里的刀，和中国人手里的盾，两边都在使劲。
刚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挂帽子，心腹小刘就凑了上来，压低声音说：“科长，昨晚特高课送来一批新卷宗，说是‘重点’，让咱们抓紧走程序。我看了一眼，里头有冯骥的名字。”
李时雨摘围巾的手在半空中顿了半秒，随即若无其事地将围巾挂上衣架，转身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哪个冯骥？东马路那个倒卖烟土的？”
“哪能啊。”小刘左右瞄了一眼，把门缝掩严实了，“是北洋大学那个教书匠，听说是因为搞抗日宣传，被宪兵队抓了现行。特高课的意思是，这人嘴硬，审不出东西，转给咱们法院，判个无期或者死刑，杀鸡儆猴。”
李时雨抿了一口茶，热流顺着喉咙滚下去，却压不住心底窜上来的一股寒意。
冯骥是他的上线，也是他在天津建立地下交通站的核心枢纽。三天前，两人还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接头，冯骥交给他一份日军在塘沽的物资转运表。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
“把卷宗拿来我看看。”李时雨放下茶杯，语气波澜不惊。
十分钟后，那份写着“绝密”字样的牛皮纸袋摆在了案头。李时雨翻开卷宗，里面是几张模糊的照片和口供记录。宪兵队的审讯手段他是知道的，冯骥的十根手指全是淤血，脸上更是没一块好肉，但口供栏里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只要没有真凭实据，就只是个嫌疑犯。但在日本鬼子的治下，嫌疑就是死罪。
必须要救。但怎么救？硬劫那是土匪干的事，他是法官，既然披着这身皮，就得用这身皮的规矩。
中午十二点，法院进入了午休时间。楼道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大部分职员都去了食堂，或者溜出去下馆子。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咳嗽。
李时雨没吃饭。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领，提着那个空荡荡的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他的目标是档案室。
档案室的老王是个看门几十年的老油条，正趴在桌上打盹，哈喇子流了一滩。
“老王。”李时雨敲了敲桌子。
老王猛地惊醒，一见是李时雨，连忙擦了把嘴站起来：“哟，李科长，这时候您怎么来了？”
“有个案子，院长急着要核对以前的判例，我得进去查查。”李时雨说着，随手递过去半包“哈德门”香烟，“你歇着，我自己找就行。”
老王接了烟，笑得见牙不见眼：“得嘞，您忙，我就在门口守着。”
进了档案室，一股陈旧纸张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一排排高大的木架子上，堆满了从清末到现在的一堆烂账。李时雨动作极快，没有丝毫犹豫，径直走向暂存区。他的目光像鹰隼一样扫过架子上的标签，迅速锁定了“特高课移交”那一栏。
抽出冯骥的卷宗，李时雨的手很稳。他迅速将卷宗塞进公文包的夹层，然后从旁边抽出一份早已结案的盗窃案卷宗，塞回原处填充空隙。
做完这一切，他没有急着走，而是在档案室里待了足足二十分钟，直到翻得手上沾满了灰尘，才夹着包走出来。
“找到了吗，李科长？”老王还在门口吞云吐雾。
“找到了，几年前的老皇历，真难翻。”李时雨拍了拍袖子上的灰，“谢了老王。”
那天晚上，李时雨家里的煤炉烧得很旺。他将那份决定着战友生死的卷宗一页页撕碎，扔进炉膛。火苗舔舐着纸张，映得他的脸忽明忽暗。看着最后一片纸屑化为灰烬，他用火钳捣碎了灰堆，然后将一壶开水浇了上去。
证据没了。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天，李时雨在天津卫最有名的“登瀛楼”摆了一桌。请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主审法官张德彪，还有检察署的刘次长。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德彪喝得满脸通红，解开了风纪扣：“时雨老弟，今儿怎么这么客气？是有事儿？”
李时雨给张德彪满上一杯花雕，笑着说：“没什么大事，就是听说前两天特高课送来个叫冯骥的案子，落在张兄手里了？”
张德彪筷子一顿，酒醒了三分：“老弟，这可是个烫手山芋。日本人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办他。”
“办，当然要办。”李时雨压低了声音，身子微微前倾，“可是张兄，咱们虽然端的是这碗饭，但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是？我看了眼这人的背景，北洋大学的教授，在学界那是有人脉的。日本人今天在，明天走，咱们可是要在天津卫活一辈子的，要是真因为‘莫须有’把他毙了，将来文人那只笔，能把咱们的脊梁骨戳断。”
张德彪皱起眉头，夹了一块海参放进嘴里，没说话。
李时雨接着说：“再者说，特高课那帮人什么德行您不知道？他们要是真有证据，早就自己枪毙邀功了，还能把人扔给咱们？这就是没实据，想借咱们的手杀人。到时候出了乱子，背黑锅的是谁？还不是咱们。”
这话戳到了张德彪的痛处。他叹了口气：“老弟说得在理，可卷宗都在那摆着……”
“卷宗？”李时雨故作惊讶，“我听说昨天档案室那边遭了老鼠，好几份没归档的文件都被咬烂了，有的还丢了。这兵荒马乱的，日本人轰炸也不是一回两回，保不齐那卷宗就在哪次‘意外’里没了呢？”
张德彪猛地抬头，盯着李时雨的眼睛。李时雨目光坦荡，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沉默了半晌，张德彪突然大笑起来，举起酒杯：“时雨老弟，还是你脑子活！来，喝酒，喝酒！”
三天后，法庭开庭。
张德彪坐在高高的法台之上，惊堂木一拍，声色俱厉地审问了一番，最后话锋一转：“检方提供的证据链严重缺失，卷宗保管不善导致关键证据损毁。本庭宣判，鉴于查无实据，被告人冯骥，当庭释放！”
旁听席上的日本宪兵脸色铁青，但在“法律程序”面前，他们也无可奈何。毕竟，在这个还需要伪装“王道乐土”的阶段，他们还得给这些汉奸法官一点面子。
李时雨站在法庭的角落里，看着冯骥拖着伤腿走出被告席。两人目光交错了一瞬，没有任何停留，仿佛互不相识。
李时雨转身走出法院大门。阳光有些刺眼，他推了推金丝眼镜，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
02
一九三九年，上海。
黄浦江的风带着湿漉漉的腥气，吹得外滩的万国旗帜猎猎作响。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但这繁华之下，却涌动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暗流。
汪精卫叛逃了。
这个曾经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带着“曲线救国”的荒唐理论，一头扎进了日本鬼子的怀抱。为了拼凑那个所谓的“国民政府”，汪伪集团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拉人入伙。
这对于李时雨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组织的指令很简单，只有八个字：深入虎穴，与狼共舞。
李时雨彼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北方代表”。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手里拎着那个标志性的皮箱，只身一人来到了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那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魔窟。
“李先生，久仰。”
接待他的是丁默邨。这个戴着墨镜、面色阴鸷的特务头子，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李时雨神色自若，从皮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丁主任客气。这是北方各省愿意追随汪先生‘和平运动’的名单和法律文书草案，我是学法律的，打仗我不行，但要说建立政府的法统，写宪法、定规矩，我还是有点心得的。”
丁默邨翻了翻那几份文件，条理清晰，引经据典，每一条都精准地挠在了汪伪集团急需“合法性”的痒处。现在这帮汉奸里，流氓多，政客多，唯独缺这种能把卖国求荣说得冠冕堂皇的“技术人才”。
“好！好文笔，好逻辑！”丁默邨难得地露出了笑脸，“李先生，汪先生现在正缺你这样的大才，过几天的‘六大’，你必须参加。”
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实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
会场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一栋洋房里，四周全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和76号的特务。来参会的人更是五花八门，有前清的遗老，有失意的政客，甚至还有从青帮里拉来凑数的流氓。
李时雨坐在代表席上，看着台上汪精卫声泪俱下地演说“和平反共建国”，看着台下这群牛鬼蛇神群魔乱舞。他的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激动与崇敬，手掌都拍红了。
但在内心深处，他只觉得荒诞。他看着陈公博、周佛海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此刻像哈巴狗一样在日本顾问面前点头哈腰。他记住了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每一个职务。
会后，李时雨凭借那份起草法律条文的严谨逻辑，迅速进入了陈公博的视野。
“年轻有为啊。”陈公博拍着李时雨的肩膀，满嘴酒气，“现在政府还都南京在即，立法院那边正缺人手。你去，给我把法律条文理清楚，别让重庆那边看了笑话。”
“谢院长提携，属下定当竭尽全力，为‘和平政府’肝脑涂地。”李时雨立正敬礼，眼神狂热。
一九四零年，南京。
汪伪政府粉墨登场。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正式跻身于这个伪政权的高层。
为了长期潜伏，也为了掩人耳目，李时雨将妻子孙静云和孩子接到了南京。
他们在颐和路租下了一栋小洋楼。这里是南京的“富人区”，住的都是达官显贵。李时雨家里经常高朋满座，麻将声、划拳声通宵达旦。
孙静云是个典型的官太太形象，打扮时髦，长袖善舞，跟那些汉奸太太们打得火热。谁家里缺什么，谁老公升了官，她门儿清。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宾客散去，这栋小洋楼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厚重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只留一盏台灯发出昏黄的光。李时雨脱下那身充满了烟酒味和脂粉气的西装，换上干净的布衫，坐在书桌前。
孙静云守在门口，耳朵竖得像雷达一样听着窗外的动静。
李时雨手里拿着一只极细的毛笔，在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纸上飞快地书写。
今天立法院通过的《清乡条例》草案；
日军顾问在会议上无意透露的苏北扫荡计划；
汪精卫最近的身体状况和行程安排……
这些在外人看来是维护伪政权统治的基石，在李时雨笔下，都变成了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刃。
“老李，歇会儿吧。”孙静云端来一杯热茶，看着丈夫布满血丝的双眼，心疼得声音发颤。
李时雨停下笔，揉了揉眉心。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日本巡逻队的哨声。
“不能歇啊。”李时雨的声音沙哑，“咱们在狼窝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偷来的。这些情报早一天发出去，前线的同志就能少死几个人。”
他转过头，看着妻子：“静云，跟着我，让你受委屈了。外头的人都在戳我的脊梁骨，骂我是大汉奸，连你也得跟着挨骂。”
孙静云红了眼眶，却坚定地摇了摇头：“只要咱们心里清楚自己是中国人，只要最后能把鬼子赶出去，骂名算什么？哪怕被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李时雨握住妻子的手，那只手因为常年操持家务而变得粗糙，却给了他无尽的力量。
在这个充满了谎言、背叛和肮脏交易的南京城里，这对夫妻就像两颗钉子，死死地钉在敌人的心脏上，哪怕生锈、哪怕腐烂，也要让这台罪恶的机器运转不灵。
第二天一早，李时雨又穿上了那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坐着黄包车去了立法院。他在会议上侃侃而谈，为完善伪政权的法律体系“献计献策”，引得陈公博频频点头赞许。
03
时间像一把钝刀子，在李时雨的神经上反复锯磨。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这三年是抗战最艰难的相持阶段，也是李时雨官运最亨通的三年。
他的头衔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处长、伪立法院委员……到了1944年，随着汪精卫病重，陈公博代理主席，作为心腹的李时雨更是水涨船高，被授予了陆军少将军衔。
少将。
看着镜子里那个肩扛金星、身穿笔挺军呢制服的男人，李时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和恐惧。
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大汉奸”了。在上海，他的名字能止小儿夜啼；在南京，他是陈公博座下的红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谄媚的笑脸和毕恭毕敬的敬礼。
他利用职务之便，搞到了日军最核心的“清乡”计划图。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红线和蓝圈，标注着日伪军将在何时、何地、投入多少兵力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他把这些图纸藏在车座的夹层里，甚至藏在送给地下党接头人的月饼盒里。
然而，官做得越大，离悬崖就越近。军统的“锄奸团”已经盯上了他。
一天早上，李时雨刚进办公室，就发现桌上放着一颗子弹和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张白纸，上面画着一把滴血的匕首，旁边写着他的名字。
这不是恐吓，这是死亡通知单。
与此同时，身边的同僚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的消息虽然被封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艘破船快沉了。
周佛海私下里已经开始跟重庆方面眉来眼去，特务机关内部的清洗也越来越频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
李时雨觉得自己就像走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脚下是万丈深渊，四周是呼啸的冷箭。那种孤独感几乎要将他吞噬。
白天，他要对着日本鬼子和汉奸强颜欢笑，签署一份份镇压抗日分子的命令——尽管他会想尽办法在执行层面注水，但那个签名本身就是一种罪孽。晚上，他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失眠，甚至不敢闭眼，生怕一睁眼就是黑洞洞的枪口。
“我不怕死。”李时雨在深夜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低语，“但我怕死得不明不白，怕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更怕还没完成任务就成了陪葬品。”
终于，在一次向延安发报的机会中，李时雨打破了常规的简练，发去了一封长电。
电文中，他详细汇报了目前的处境：军统的暗杀威胁、日寇的猜忌、内部的倾轧，以及自己即将崩溃的心理防线。
最后，他敲下了那行字：“职已身居高位，然环境险恶，如履薄冰。恐身份暴露，有负重托。恳请组织批准，撤离归队，回延安哪怕做一名普通战士，亦心甘情愿。”
发完报，李时雨瘫坐在椅子上，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
等待回电的三天，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七十二小时。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满了，就倒在地上。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他在想延安的窑洞，想那里干燥清冽的空气，想战友们粗糙但真诚的笑脸。他是多么想脱下这层让他恶心的“狗皮”，堂堂正正地喊一声“同志”。
第三天深夜，交通员送来了回电。
李时雨的手颤抖着，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亮了译码的油灯。他摊开那张写着一串数字的纸条，拿出密码本，一个字一个字地译。
字很少。
每一个字译出来，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口。
当最后一个字译完时，李时雨愣住了。
没有安慰，没有撤退路线，没有接应方案。
电文只有短短九个字：
